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文學理論界沖破了封閉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興奮，在強烈的落伍感的驅迫下，文學理論界把最大的熱情獻給了西方理論，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論被當作普羅米修斯的火種引進，強烈地表現出饑不擇食的貪婪，其更新速度之快，可能是創造了吉尼斯紀錄，這可以從急于改變弱勢文化處境的心態得到解釋。20世紀80年代的“新名詞大轟炸”的實質乃是搶占話語的制高點，在話語解放中體驗節日的狂歡，由之而產生的最樂觀的預期乃是“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最短時間與世界文論最高水平接軌，在學術前沿平等對話中，展示中國文學理論的更新和建構。然而，多年的實踐證明這種樂觀主義多少帶著空想的性質。平等對話的起碼要求，乃是有話可對，也就是具有自己的、不同于對方的話，如果所說和對方一樣，那就是廢話。問題在于許多熱鬧非凡的話語都不是自家的，問題是人家的，大前提是人家的，方法是人家的。將西方文論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充其量不過是為之舉出中國的例子而已。這就不成其為對話。

　　西方文論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對權威的質疑挑戰為榮，故天馬行空，以原創性和亞原創性為生命，我國學人則鮮有把西方權威當作對手(rival)進行質疑和挑戰，故只能疲憊地追蹤。在這一點上，倒是美國人比我們清醒，在他們從歐洲引進大量思想資源以后是有所質疑的。劉亞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說起，被我國理論界奉為圭臬的美國理論家J. 希利斯·米勒對1960年代以來從歐洲大陸的大規模引進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結論：理論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脫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發生長的那個語境所具有的“獨特時、地、文化和語言”盤根錯節、難解難分。又如，在將理論從其“原址”遷移到一個陌生語境時，人們不管費多大的勁總還是無法將它從固有的“語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剝離。“那些試圖吸收外異理論，使之在本土發揮新功用的人引進的其實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馬，或者是一種計算機病毒，反過來控制了機內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務于某些異己利益，產生破壞性效果”。

　　我們引進的那些西方理論，我們熱情追隨的“大師”，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馬，或者是一種計算機病毒” 呢 ？是不是“反過來控制了機內原有的程序”，對我們的理論建構“產生破壞性效果”呢？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喬納森·卡勒說過，作為理論，其本身的準則就是反思。難道我們接受喬納森·卡勒就不該反思嗎？而反思的起碼條件就不是俯首帖耳，而是站起來，理直氣壯地對西方文論進行質疑，提出西方人沒有提出的問題，迫使其接招、就范，此乃改變一代人被動狀況的惟一道路。

　　西方文論所表現出來的智商被認為可以列入當代最高層次。這一點是否毋庸置疑，姑且不論，和他們對話必須有相應檔次的智商，則可以肯定。但是，“最高層次”是多方面的組成，不是鐵板一塊，不可能各個方面都是絕對平衡的，其不平衡正是我們應該分析的對象。最明顯的乃是在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方面，他們發揮到極致，這是他們的強項。這一點，可能是世界的共識。要和他們的強項對話，對之發出質疑和挑戰，難度是比較大的。在這方面，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懷著最大的耐心期待著震撼性的成果。問題是，他們有沒有弱項呢？我相信，沒有一種學術文化群體是沒有弱項的。最為明顯的就是他們在文學審美價值方面表現得極其軟弱。第一，號稱“文學理論”卻宣稱文學實體并不存在，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文學》，喬納森·卡勒在《文學理論導論》坦然如此宣稱。事情荒唐到這種地步，除了用“危機”，很難用任何其他話語來概括，這樣的危機對兩千多年來西方文學理論來說如果不敢說是絕后的，至少可以說是空前的。無視于西方文學理論如此之危局，就看不到我們的機遇。第二，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宣稱，對于具體文學作品的解讀的“束手無策”是宿命的，因為，文學理論只在乎概念的嚴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審美趣味的評判。第三，他們絕對執著于從定義出發的學術方法，當文學不斷變動的內涵一時難以全面概括出定義，便宣稱作為外延的文學不存在。事實上，由于語言作為聲音符號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內涵都有定義所不可窮盡之豐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決外延的存在。第四，他們的理論預設涵蓋世界文學，可是他們對東方，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和理論卻一無所知，他們的知識結構和他們的理論雄心是不相稱的。西方文論失足的地方，正是我們的出發點，從這里對他們的理論(從俄國形式主義到美國新批評，從文學虛無主義的解構主義到結構主義，從讀者中心論到敘述學)進行系統的疏理和批判，在他們徒嘆奈何的空白中，建構起文學文本解讀學，駕馭著他們所沒有的理論和資源，與他們對話，迫使他們和我們接軌，在文學文本的解讀方面和他們一較高下，也許這正是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大好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