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騙局

　　2005年，我進入歷史系學習，從此便一直待在歷史系了。在此之前，我還讀過一年哲學，半年古典文學，并也曾以為這兩門專業就是我將要花費精力時間投入的畢生事業之一。2005年下半年轉入歷史系是一件半偶然的事，由于我實在無法同時負擔拉丁文希臘文的學習，而我也從未以為自己會進入史學研究。幸而，我的羅馬文化史教授向我展示了如何分析文本，讓時間數字具有更多的意涵而非僅僅是一個年代的標示，也是她建議我轉系讀歷史。

　　學習歷史的最初3年中，絕大部分時間用作閱讀史料的訓練，學校對低年級學生的要求并不高，分析的史料往往是一組圖像、一段銘文、報紙聲明、條約、信件、日記、文學作品(例如游記與自傳)的節選。字數絕不多，可我們往往必須據此作出一篇七八頁紙的論述來，故而，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詞匯，皆被細細檢視，我們必須追溯其后的意義流變，過度詮釋的風險一直存在，不過歷史系學生的身份是過度詮釋的約束。它把我牢牢拴在有限的文本和所謂的部分事實之上，這種事實多半是指考古發現，照片、共同的記憶與身體感，似乎無法反駁。

　　不過“事實”從來就是亟需被補全的，它的剩余空白是歷史學生想象與詮釋的空間，這空間不大不小，當然可供敘事自由轉身，但同時又束手束腳。這是我關于“敘事”的第一個觀察與疑問。對材料中種種詞語的解讀往往是敘事的基礎，不同的“用語”創造出不同的時空背景。

　　3年的基礎學習之后，我們又被要求閱讀與“歷史寫作”(historiography) 相關的書籍，基礎的讀物有Duby(杜比)，Febvre(費弗爾)，Legoff (勒高夫)，Braudel(布羅代爾)。當然，我也愛讀美國的漢學著作(因為和自己的文化息息相關)，例如史景遷、包弼德、孔飛力和卜正民。這些作者的著作或近或遠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1.歷史和當下的關系；2.歷史和歷史寫作(敘事)的關系；3.時間性；4.個人史與大歷史的關系。這些同時是歷史與文學的雙重主題。

　　進入碩士階段，我更關注醫學/醫學史這一主題，我發現，宋代的私刻方書中有些藥方的驗證與傳播并非建立在臨床基礎上，而是依賴于文本本身具有的權威，例如蘇軾致力宣揚的“圣散子方”便是一場全然的文本建立合法性的過程。宋代以后的醫生紛紛指責此藥方在幾場大疫中殺人無數，而京師學生卻競相習之。這則故事倒更像是小說了，我也由此懷疑起文本與敘述本身，因它是我們所能觸及的歷史“真實”，而它本身恰恰是騙局，我想去追問設計騙局的前因后果。

　　兩年碩士生涯中，我結識了身患腎疾的朋友naga。我不太喜歡消費朋友，但我親眼見到他于疾病困境中的掙扎，我的研究與此相關甚巨，于是歷史學生終于有機會“制造文本”，“分析真實的身體與疾病”，進行過度詮釋，妄圖書寫一部小小的私人疾病史了。以往的專業訓練一一得以演習，我挑選詞語；轉化時間，使其并非線性，而成為一種循環的模式；記錄痛苦。我使用詞語，造就通感，創造出同時是某種歷史，又屬于私人情感的世界。

　　為什么進行文學寫作？因為歷史寫作的規范尤多，文學寫作予以我更大自由。2009年之后，我因專業原因接觸更多俗文學的文本(敦煌變文與河西寶卷等)，促使我思考文體和語言本身。

　　不過，總而言之，我于文學寫作這方面所受訓練甚少(不代表我對歷史寫作在行)，許多想法尚未成形，這確也是創作樂趣之所在。反正，當我們走至終點前，總希冀所宵想的一切“完成”都在彼處等待，一直思索的種種，無論文學歷史，這兩者會于“敘事”這一關鍵點上匯合。不過，當我們走到終點，也有可能發現根本什么都沒有，連“虛構”亦不存在，這未必不是一個完美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