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不到謎底的小說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35)

　　東君，原名鄭曉泉，生于1974年，浙江人。曾獲第九屆《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短篇小說獎、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恍兮惚兮》、長篇小說《樹巢》等。

　　猜不到謎底的小說

　　□賀紹俊

　　東君的小說像一個謎，你輕易不會知道謎底是什么。《子虛先生在烏有之鄉》出來后，評論家猜出的謎底大相徑庭。有人說小說所寫的心態類似陶淵明《歸田園居》的“無適俗”之心；還有人認為，小說寫的是資本家的圈地運動。但我覺得，東君既不似前者所言那樣閑淡出世，也不像后者所說與現實貼得特別緊；東君似乎是以“不即不離，若即若離”的方式來處理現實的。

　　以小說實現自己的烏托邦之夢

　　《子虛先生在烏有之鄉》中，成功的房地產商姚碧軒賺得盆滿缽盈后有了落葉歸根的念想，要為家鄉做點功德。他首先想到的是將家鄉一座早已破敗的寺廟重新翻修，并請出報恩寺的和尚聰辯來做方丈。家鄉的梅林禪寺在姚碧軒的資助下整修一新，逐漸變成了一個新的旅游景點。在故事里我們讀到不少現實病象，如和尚在佛教世俗化的潮流中不守戒規，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房地產商巧立名目侵占農村土地，使農村在城鎮化的潮流中危機重重等。但作者真的是在復制生活、客觀記錄現實嗎？從小說的標題來看，無論是子虛先生，還是烏有之鄉，都在說明小說中無論人物還是地方，都是現實中不存在的。也許作者是把小說中的主人公——木石居主人、房地產商姚碧軒看成是子虛先生，而他在家鄉建設的如仙境般的福德林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烏有之鄉。

　　同時，這篇小說還有另一層玄機。姚碧軒說自己掙錢掙夠了想回家鄉去做點功德，但他同時還要請聰辯和尚一起。聰辯和尚與他的關系非同一般，“聰辯法師還是房地產風水師，姚碧軒相中一塊地，先要讓聰辯法師勘測風水，做成了之后還要請他給樓盤立向、定向，這樣或那樣，都是由聰辯法師鐵口直斷”。也就是說，聰辯是姚碧軒做房地產的“軍師”，有“軍師”指點，他的房地產生意才大獲成功。顯然，姚碧軒的真正目的不在功德，而在生意。之后，他以修廟為借口，先把家鄉的村民遷走，再把家鄉的祖墳遷走。這分明是一次商業行為，卻一直被喬裝打扮為慈善事業，村民們被姚碧軒從故土遷走了，還要感激地稱他為“大善人”。

　　姚碧軒與聰辯的角色身份也是具有玄機的。姚碧軒是一個房地產商，他考慮的是經濟利益；聰辯是一個佛教人士，他考慮的應該是渡人和精神救贖。但在情節發展中，這兩人的角色身份完全顛倒錯位了：姚碧軒似乎考慮的是精神問題，而聰辯則點出了經濟的要害。種種玄機都將小說的敘述從現實層面拉開，讓讀者在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中去體會小說的深意。東君不是在寫問題小說或揭露小說，他在小說中試圖進入人的靈魂。聰辯這樣的僧人，心中的佛性早已蕩然無存，而對于房地產商姚碧軒來說，賺錢雖然是他的職業目的，但他心中所想的卻是要在家鄉“創造一個佛陀所悅的凈土”。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念想，一旦要把烏托邦搬到現實中，只會是破滅。真正有著烏托邦念想的還不是小說中的姚碧軒，而是寫小說的東君。與其說這篇小說是寫姚碧軒憑借財富在家鄉折騰他的烏托邦念想，不如說東君是在寫自己的烏托邦是如何破滅的。為什么說是“再一次破滅”？因為東君經常在他的小說中傾訴他的烏托邦念想，甚至以小說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念想。其實，東君的一些小說完全可以看成是烏托邦小說，如《子虛先生在烏有之鄉》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樹巢》。

　　佛教與老莊的精神資源

　　東君會用多種思想材料來構建自己的烏托邦，用得較多的是老莊思想、佛教思想，偶爾也會用一些西方的資源，比如塞萬提斯式的天真。東君的小說中經常會出現寺廟的場景。寺廟是溝通出世和入世的最廣泛的中介，當代佛教極力推崇人間佛教，寺廟的中介特點因此更加明顯。進入寺廟，煙霧繚繞中的人們會有一種“不即不離，若即若離”的感覺，其實這也正是人間佛教處理佛教與現實之間關系的基本態度，東君對佛教的興趣或許與此有關。

　　《黑白業》中的竹清寺完全是一個世俗場所：“寺廟里新近訂了各色報刊、裝了閉路電視，過得跟世俗生活一般無二。和尚們也不清凈，一個個都想在這里賺足了錢，再還俗討個齊整媳婦。”到后來，竹清寺幾乎都成了黑社會組織，僧人們都不是吃素的。但是，企圖擺脫世俗煩惱的人還得到這里來。洗耳是竹清寺里難得的一位能夠守住佛性的和尚，東君很心疼地寫洗耳在業障里掙扎，他存有渡人的念頭，卻發現這業障太強大，因此他求苦瓜和尚也把他帶走。最后，他招呼著黃狗一塊上路，而他會去哪里卻是一個謎。或許這正是東君困惑的地方，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哪里還有一塊佛性之地。

　　除了寺廟，東君小說中還有一個同樣具有象征意味的場景，這就是文人的書房。書房大概在東君的眼里是溝通出世和入世的另一個中介處。書房是修身養性的場所，在東君的小說里，書房養的不是佛性，而是老莊精神。這也是東君對于文人的一種期盼，他期盼文人能夠肩負起社會擔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做到淡泊名利、超脫世俗。然而如今，在金錢和物欲面前，文人難以堅持操守。這類小說比較典型的有《蘇靜安教授晚年談話錄》《風月談》等。《蘇靜安教授晚年談話錄》中有一個叫“梅竹雙清閣”的書房，書房里擺了記錄世界各個地方時間的鬧鐘，“顧盼之間，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一抬腿就可以橫跨歐亞大陸，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古希臘文明的源頭”。《風月談》中的書房沒說叫什么名，只是告訴讀者“曾更換過幾個很雅的齋名”了，東君特意寫到一個細節：“書桌上有一個白瓷碗，里面盛著清水，不是用來喝，也不是用來洗筆硯。這一缽清水，關乎心境。心煩意躁的時候，他常常會注視著它，讓心底里的雜質慢慢地沉淀下去。”但在這樣的書房里，出入的文人要么精神錯亂，要么虛偽十足。東君在書寫僧人和文人時似乎更多帶有蔑視的態度，因為這兩類人都擔當著精神的職責，而在當下精神的缺失和精神的淪落是最大的問題，東君對他們的失望也在情理之中了。同時，東君并不是一味地貶責人物，他最終是要探討如何保持精神的清潔。東君的小說似乎始終糾結于身體與心靈、物質與精神、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東君的筆下變得特別復雜。比如他所寫的和尚，真正能夠保持佛性的，恰是那些無視清規戒律、在寺廟里無法容身的和尚。這也說明，東君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認為，在越來越惡化的現實中，堅守精神的神圣和潔凈還是有可能的。

　　追求精神與語言的清潔

　　東君是位講究精神清潔的作家。因為要保持精神的清潔，他才對現實采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他惟恐現實的齷齪和污穢褻瀆了精神的神圣感。在《聽洪素手彈琴》中，東君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他所鐘愛的人物，惟恐社會的污穢玷污了他們。洪素手顯然是一位在紅塵滾滾的當下仍然保持著清高和潔凈的姑娘，洪素手身邊雖然沒有寺廟，但東君讓她為自己搭建了一座無形的寺廟。這座無形的寺廟搭建在洪素手的內心，她的內心是一灣清澈見底的泉水，那樣的虔誠與平靜，因此她彈出的琴音也是淡定平和的。讀這篇小說時，我甚至認為東君的清潔感偏執到了潔癖的程度，小說中，東君非得要洪素手這位高潔素女與民工小瞿結為夫妻，多少顯得呵護過度了。

　　東君的清潔感還表現在他對語言的講究上。他追求語言的優美和典雅，他的敘述既不蕪雜，也不拖沓，尤其注意從文言文中獲取語言的靈感。他寫人物神似《世說新語》的筆法，聊聊數語，精神凸顯。東君在語言上的清潔感很有現實意義。小說語言從來是一個不太被人們重視的問題，即使重視，也主要是重視語言的風格和特色，作家愿意在語言的生動性下功夫，而對于語言的提煉則不甚感興趣。我曾提出過，應該建立起現代漢語文學的優雅語言。我們的文學語言之所以不優雅，很大程度上與我們長期對待文言文的冷淡態度是有關系的。現代漢語文學是在與文言文徹底決裂的姿態下誕生的，這就使經過一千多年反復錘煉而積累的文言文語言精華難以順暢地承繼到當代的文學語言之中。我在一篇談語言的文章中說：“語言問題并不是一個形式問題，建立起優雅的文學語言，也許是中國當代文學得以發展和突破的關鍵。”就因為這個緣故，我特別欣賞東君在語言上的講究，特別欣賞他對文言文的自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