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與成長的精神向度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34)

　　喬葉，原名李巧艷，生于1972年，河南人。出版散文集《天使路過》等12部，小說《最慢的是活著》等13部。曾獲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十月文學獎、北京文學獎、人民文學獎、中國原創小說年度大獎，首屆錦繡文學獎等多個文學獎項。

　　疼痛與成長的精神向度

　　□韓傳喜

　　作為“70后”的代表作家，喬葉的小說集中體現了當代生活的面影和作家的精神向度，從《我是真的熱愛你》《我承認我最怕天黑》，到《最慢的是活著》《蓋樓記》《拆樓記》，以及最近的《扇子的故事》《拾夢莊》《認罪書》，無論是書寫底層生活，還是表現復雜人性，無論是關注社會變遷，還是反思“文革”歷史，主體疼痛與精神成長在她的小說中得到了充分凸顯。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作家總是處于他的時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坐標上，喬葉也脫離不開特定時代、民族和思想史的限定，而如何恰切地尋找這一精神坐標，則決定了其小說精神向度的寬與高。

　　從內心隱痛到自我療救

　　在早期創作中，喬葉密切注視當下人們的生存狀態，尤其是底層人們內在心靈的隱痛，她努力呈現這些疼痛的千姿百態，并試圖為其尋找療救的途徑，從而完成精神成長和自我救贖。《我承認我最怕天黑》對愛情、婚姻和家庭做了藝術觀照，并借此對人性與道德的復雜性進行了反思。《銹鋤頭》以“銹鋤頭”這一象征意象呈現城鄉之間的因果聯系與矛盾沖突，對人們在誘惑面前的精神迷亂與道德潰敗進行了反思。無論是《我承認我最怕天黑》還是《銹鋤頭》，作家反思的起點均為疼痛體驗，反思的旨歸均為精神救贖，反思的過程充盈著對美好道德回歸的期待。這種向善的道德期待在《取暖》等小說中得到了更為顯明的表達。《取暖》寫了強奸犯和被強暴的女性這樣兩個在道德上有“缺陷”的男女，他們雖是陌路之人卻能相互取暖，最終各自從創痛的記憶中走出來，重新揚起生活的風帆。同樣，《良宵》中的底層女搓澡工、《紫薔薇影樓》《我是真的熱愛你》中的失足女、《打火機》中的受辱女性，這些現代人心靈深處的隱痛也都躍然紙上，他們在艱難的生活面前同樣樂觀、堅韌，懷著對未來的美好希冀，默默積聚起救贖之力。可以說，喬葉這些作品中主人公經歷疼痛之后努力尋找和重塑自我的艱難成長歷程，寄寓了作家深沉的人文情懷與現實關懷。

　　喬葉在最近幾年的創作中延續了這一精神向度，其小說也更為成熟和洗練。《最慢的是活著》以異常平靜的筆觸書寫了“奶奶”隱忍、堅強的一生，同時也寫出了“我”與“奶奶”之間由心靈對峙逐漸轉變為相互理解、彼此信任乃至依賴的情感歷程，通過這一心理轉變的敘寫，作家不動聲色地呈現出“我”少年時代的精神疼痛，以及這種疼痛隨著主體成長而逐漸自愈的過程，無論是生理的還是心理的，這種疼痛都是主體成長過程中一種彌足珍貴的精神資源和力量來源。

　　《妊娠紋》在一個都市小說敘事框架下講述了一個中年女人的婚外戀故事。小說敘事的重心放在心理過程的呈示上，作家著力表現的是女性內心隱痛與精神成長。妊娠紋意味著女性身體表征的變化，更意味著青春年華的逝去。正是因此，面對終將逝去的青春，我們的女主人公承受著巨大的心理恐慌，妊娠紋像一把軟刀，穿透了皮膚，隱隱地刺痛了她被歲月漸磨漸老的心靈。小說的精妙之處在于，女主人公最后放棄了一次絕佳的偷情機會，關閉了那扇業已開啟的情感之門，這與其說是女主人公沒有了愛的能力，還不如說她已成長為一個更為理性的自我，她不是在妊娠紋面前敗下陣來，而是在妊娠紋面前成熟起來。這種理性的成熟需要經歷巨大的心靈疼痛甚至以對自己的理智的絕望作為代價，而正是這種代價讓她完成了一次艱難的心靈成長與精神蛻變。

　　《家常話》是為汶川大地震而寫的一部短篇小說。汶川大地震給災區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這種疼痛的療救同樣需要足夠的精神力量。面對這一人類精神史上的巨大苦難，喬葉沒有選擇大開大合的情節設置，更無意去表現波瀾壯闊的情感起伏，而是以家常話這種特殊的話語表述方式，呈現出在面對精神疼痛時，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外力的幫助，更多的則是自我成長和自我療救的能力。

　　《最后的爆米花》是一個以懸念取勝的小說。賣爆米花老人的苦難和艱辛、堅定和頑強是小說最大的敘事張力。從始至終，小說因這種敘事張力而扣人心弦。為了尋找仇人，老人走了很長時間，去了很多地方，失去兒子的巨大心靈疼痛成為他生存的勇氣和力量，直至最后生擒仇人，那種壓抑的情感才如爆米花一樣怦然釋放，心靈疼痛才得到徹底的療救。

　　《認罪書》以其結構宏大、內容復雜、意蘊豐富突破了喬葉中篇小說輕盈有余而博大不足的局限。作為一部復調小說，《認罪書》講述了一個罪與罰的故事，同樣也寓含了疼痛與成長的精神向度。金金、梅梅和梁知等人少年時代曾是被侮辱與損害的對象，他們的成長過程充滿了太多的心靈掙扎和精神隱痛。雖然喬葉將筆下的人物一個個推向了悲劇的深淵，充分凸顯了人性惡的因素。同時，喬葉試圖為這些人物的心靈疾病尋找懺悔與救贖的路徑，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做出相應的道德審判。

　　直面現實 反思人性

　　非虛構小說是喬葉小說系列中的精品力作，也是她近幾年面對當下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尤其是城鄉變革做出的有力嘗試。喬葉的非虛構小說以《蓋樓記》和《拆樓記》為代表，這兩部小說也被視為其創作轉型的代表作。喬葉大膽采用非虛構的方式，不僅是對文體囿限的挑戰、對自我創作的突圍，更是寄托了她對現實變革的思考、對復雜人性的體認。作為家鄉豫北農村拆遷的見證人和參與者，喬葉以寫實的筆法全景式地展現了這一征地、拆遷、蓋樓的全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的時代鏡像和眾生面影。在時代變革面前，人們的精神面貌和情感心理都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沖擊，伴隨著鄉土田園的消失，人們美好的田園夢也正在漸行漸遠，創痛、失落、迷茫、希冀，種種復雜情緒讓他們異常糾結；在蓋樓與拆樓之間，人們的自私、狡黠、真誠、善良等豐富復雜的人性特質也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現。但無論是蓋樓還是拆樓，小說最后都引導我們去更為深刻地反思這種鄉村城市化進程，從而更為理性地反觀我們自身。在這兩部非虛構小說中，喬葉直面現實的勇氣和銳氣，觀察生活的敏感和細膩，尤其是她能夠從具體的現實事件中跳出來，反觀整個城鄉變革進程的能力，反思人性的深度，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扇子的故事》和《拾夢莊》對“文革”進行了全新的闡釋。《扇子的故事》側重于對“文革”進行精神回訪。在那個狂熱的年代，很多人迷失了方向，其中不乏在無意之中充當了時代的推波助瀾者、甚至犯下終身大錯的人。多年之后，面對過去，很多人不愿反思，甚至不知反思，保持沉默成為常態，這一方面可能因為心有余悸，而更重要的原因應該還是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當然，也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即便在當時犯下了很小的錯誤，并且這種錯誤并非己愿，純屬被時代裹挾被動而為之，但留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傷痛卻堅如磐石、揮之不去，他們時刻在尋找一種有效的救贖途徑以求得解脫。扇子就是這樣的人。“文革”期間，在對待李老師的問題上，扇子其實沒有任何過錯，但他仍愧疚終生。最后終于找到了一個向李老師道歉的機會，內心才得以安寧。

　　《拾夢莊》與喬葉以往的小說在整體風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這部中篇小說帶有很強的魔幻色彩，同樣是寫“文革”，小說沒有采用現實主義的寫法，而是以夢境的方式對其進行了重現。小說的這種亦真亦幻的方式呈現出了特殊時代的傳奇色彩，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喬葉對“文革”進行反思的努力才顯得彌足珍貴。《拾夢莊》一反喬葉之前平靜如水的敘事風格，而是帶有強烈的狂歡化色彩，這種狂歡化色彩不僅表現為語言的狂歡，還表現為情感的狂歡，以及價值取向的迷亂，這些都映現出那個狂亂時代的精神特征，魔幻化的傳奇敘事中蘊含著歷史的真實。這兩篇“文革”題材小說雖手法迥異，但其敘事支點均在于通過對歷史進行反思，以期達到一種精神救贖和精神成長，體現出作家較強的批判意識和反思能力。

　　在創作實踐中，喬葉總是能不斷探索和勇于創新，力求用最恰切的方式來表現時代面貌和社會生活，以及她對人生的獨特理解與深切體悟，尤其是近幾年的小說更是有著較高的藝術水準。無論是揭示女性命運的自我探尋，還是描繪兩性對峙的情愛博弈；無論是觀照現代社會的生存困境，還是重審“文革”歷史的精神記憶；無論是呈現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碰撞，還是書寫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精神對接，喬葉總能抓住其中最為隱秘的疼痛，觸動其中最為敏感的神經，并積聚起自我成長和精神救贖的足夠力量，走向一個善良和溫暖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