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開展文藝理論評論

　　最近，認真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以下簡稱《論文藝》)一書。該書編選的文章對文藝美學、文藝的本質與特征、文藝的創作規律、文藝理論評論等一系列有關文藝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進行了理論概括，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本質與精髓，至今仍然煥發著蓬勃的生命力。在學習中感受最深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具有根植于現實生活的品格，經典作家們以古希臘神話與悲劇、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作品和眾多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實踐為依據，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遵循，以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為基本原則探尋文藝規律、指導文藝工作。細讀、精讀這些經典文本，完整準確地領會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的基本內容，對于我們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文藝問題的能力，科學開展文藝理論評論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一、深刻認識文藝是特殊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牢牢把握正確方向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文藝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基本功能，體現出藝術活動主體對社會生活的價值評判，并以此滿足主體特定的審美需求，是一種意識形態。恩格斯指出，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都是從經濟發展階段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文學作為“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致康拉德·施米特》)，是受生產的普遍規律支配的特殊方式(《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因而也就有了傾向問題(《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立場問題(《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這些論述告訴我們，文學藝術作為社會意識之一，是一定時期的經濟和政治的反映，與社會存在既是決定與被決定、制約和被制約的關系，同時又表現為相互適應的關系，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立場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90多年來，我們黨的文化工作始終緊密結合時代條件，結合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綱領、奮斗目標和中心任務，提出切實有效的文化政策，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凝聚了巨大精神力量，創造了良好文化條件，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的事業向前發展。

　　近年來出現了去意識形態化文藝思潮，主張超越意識形態，認為文藝創作應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標榜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純粹”論等等，這些都是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中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觀念。要在眾說紛紜中，激濁揚清，堅持正確方向，必須深刻認識文藝是特殊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增強政治敏銳性和鑒別力。在辨析評論作品、形象和思潮時，應當頭腦清醒、是非清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始終堅持把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牢牢把握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在多變中把握正確方向。應當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文化思潮，引導文藝創作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地闡發和弘揚中國夢所蘊含的價值理想，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是開展文藝理論評論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作家作品進行了科學的鑒別和分析。恩格斯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指出恩斯特沒有對德國和挪威歷史、社會、階級情況進行全面的分析了解，對于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就教條地“把整個挪威和那里所發生的一切都歸入小市民階層的范疇”，這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觀點和方法。列寧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科學闡釋了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創作和生活的關系，揭示其世界觀和創作的客觀內容和社會根源。同時，堅持把歷史評價和現實評價有機結合起來，把托爾斯泰的學說和作品自覺放入“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以“兩點論辯證分析方法既對其思想和創作中的進步因素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指出其消極的一面，剖析了其思想和創作的雙重性，并指出這種矛盾的雙重性具有深刻的階級的、政治的、社會的根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文藝實踐活動啟發我們，無論是分析文藝作品、研究創作傾向，還是追蹤文藝熱點、辨析文藝思潮，都應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在準確翔實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客觀、全面、辯證地進行分析評判，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開展文藝理論評論，而不是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出現“瞎子摸象”“坐井觀天”“一葉障目”的現象，才能在科學的批評和充分的說理中褒優貶劣、激濁揚清。

　　三、努力實現美學觀點和歷史學觀點的有機結合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根據文藝特殊規律提出了文藝研究的基本原則，即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得出“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結論，強調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交互作用和辯證融合；贊譽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反映了整個一個時代的詩情畫意的鏡子”。恩格斯從觀念上把文藝本質理解為審美本質和社會本質的辯證統一，并把這種理解貫穿到文藝評論的實踐中，指出戲劇的未來是“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覺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融合”(《致斐迪南·拉薩爾》)，認為從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衡量作品是最高的標準，在分析歌德及其作品時，指出詩人歌德的出現和他復雜的思想結構是由他所處的當時的德國的“歷史結構安排好了的”。這些論述深刻告訴我們，文學既是審美現象，又是社會歷史現象，既要強調文藝的特殊規律和審美屬性，又要注重考察藝術的社會位置和歷史根源，更要突出二者互補、辯證的聯系，對藝術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內容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進行剖析，在美的創造中滲透、表現著歷史和人生的內涵。這啟發我們，開展文藝理論評論，一方面，要考察研究對象是否具有美的屬性，形式上是否符合美的規范，研究人物塑造是否達到真實、典型、生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把作家作品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去考察、研究、評價，以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對作家作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既不能用古人的標準要求今人，也不能用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此外，要實現美學觀點和歷史學觀點的有機結合，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質，是否表現了進步傾向，離不開對作品中典型人物、典型環境甚至于情節結構、細節描寫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