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芳村”到京城：照向精神隱秘的微光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31)

　　付秀瑩，河北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愛情到處流傳》、中篇小說集《朱顏記》，代表作包括《愛情到處流傳》《舊院》等。曾獲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優秀作品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十月》文學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等。

　　從“芳村”到京城：

　　照向精神隱秘的微光

　　□饒  翔

　　比起那些年少成名的“80后”，“70后”的付秀瑩出道可謂晚矣，年過30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然而，她起步即速跑，一篇短短的《愛情到處流傳》使付秀瑩的名字在文壇迅速流傳開來；在短短幾年內，一批質量上乘的作品相繼問世，當她的第一部小說集出版時，已有評論家稱贊其初具大家風范。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付秀瑩從一開始就形成了鮮明的創作風格——可借用茅盾評價茹志娟的四個字：“清新俊逸”。此風格在文壇不傳久矣，這或許便是付秀瑩一登場便令文壇喜出望外的一個重要緣由吧。

　　“荷花淀派”又見傳人

　　付秀瑩清爽靈秀的文學氣質，使人不由得念起她生長于斯的那片土地，將其與歷史上的“荷花淀派”聯系起來，或許并不牽強。地氣這東西就是這么奇妙，經年累月地浸潤其中，對作家主體的影響不可估量。付秀瑩在她的小說世界中虛構的那個文學地理空間——芳村，仿佛被環繞在“荷花淀”與“麥秸垛”之間。從孫犁開始的文學傳統，在付秀瑩的創作中不難見其傳承。

　　《愛情到處流傳》的題材并不新鮮，小說回憶“父親”的一段風流韻事，然而，作者的處理卻很特別，虛實相間的手法，讀來回味無窮。小說設置了“我”這個限定性的敘事角度，“我并不比芳村的任何一棵莊稼知道得更多”，“我”所觀察到的“父親”婚外戀的蛛絲馬跡，是透過“父親”、“母親”和“四嬸子”三人身上各自的微妙變化——“母親”并沒有一哭二鬧三上吊，而是更精心地打扮、更多的溫存體貼，以退為進；她甚至與情敵“四嬸子”交好，在強忍的精神磨難中保持尊嚴與氣節，悄悄捍衛著她的愛情。“父親”與“四嬸子”的戀情始終是隱忍的，小說并沒有正面鋪陳，而是在若有似無之間，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作者巧妙地回避了道德評判，升華了美感。當年這段“到處流傳”的愛情在時間的滌蕩下，已是霽月清風不繞懷，矛盾歸于和諧。明朗俊爽的人物形象提升了小說的格調，恰如一朵出水芙蓉，濯清漣而不妖。

　　《大青媳婦》和《九菊》均以女性為題，在回憶的語調中講述女性命運的悲哀。因家境貧寒而嫁給只有10歲智力的傻子的“外路人”大青媳婦，在婚后難擋自身蓬勃的欲望，與亂耕私奔，復又歸來，直至成為男人的“群寵”，最后鋃鐺入獄。美麗的九菊生長在一個特殊的家庭，在一場錯綜糾纏的亂倫關系后遠嫁他鄉，嫁給一個“老，而且，盲”的男人。兩篇小說均涉及道德禁忌，作者卻以“去道德化”的美學處理方式，呈現美麗被毀滅的過程，表達了一種對于命運的深沉而又靜默的悲哀。讀來恰如孫犁的《鐵木前傳》那般“為美所傷”。

　　付秀瑩的美學品格在不多的篇什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具體說來，她的小說是散文化的，注重抒情氛圍的營造，常常以景物烘托人物心理；富于古典韻致，追求矛盾的內在平衡與和諧美感，語言細膩、意境優美含蓄；慣于書寫回憶，長于對人情、人性美，尤其是女性美的展現。如此種種，真可謂是“荷花淀派”的新一代傳人。

　　“芳村”的常與變

　　付秀瑩將筆下的“文學故鄉”命名為“芳村”。她說：“無論如何，‘芳村’之于我，恐怕不單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了。她是我的精神根據地。她確實真實地存在，存在于我的血脈和記憶深處。”

　　一如費孝通所指出的，鄉土中國是以傳統倫理價值為精神內核的。有評論者說，付秀瑩的鄉土小說表現的便是這種“人倫之正”。確實，“人倫之正”構成了付秀瑩小說美學的根基之一。然而，我以為，付秀瑩同時敏銳捕捉到了鄉土社會中人倫的變異，她往往從很小的切口進入，描繪社會的巨變在鄉村的投影，呈現這些變化如何在人心中激起或大或小的波瀾，甚至改寫了人物的命運。

　　《六月半》是其中最值得稱道的一篇。“六月半，小帖串。這個風俗，芳村的人都知道。……小帖的意思，就是喜帖子，這地方的人，凡當年娶新的人家，都要在六月里把喜帖子送到女方家，叫打帖子。”隨著時代的發展，“打帖子”這個風俗不斷增添“時代內容”：先是票子，然后是“三金”(金項鏈、金戒指、金耳環)，又有了手機和婚紗照。小說以俊省張羅著給兒子兵子“打帖子”開始，串起了芳村的種種常與變。俊省當年拒絕門戶單薄的寶印提親，嫁進了人丁興旺的劉家，給進房做了媳婦。然而，時移世易，寶印成了財大氣粗的包工頭，兵子倒在他手下打工；進房為了賺區區500塊，放下男子漢的身段，去別家當男傭。這邊廂，精明能干的俊省省吃儉用，反復盤算如何湊夠兵子的迎親錢；那邊廂，寶印仍在不斷關懷俊省，主動提出要把兵子調去舒適的崗位。俊省心中充滿了委屈、傷懷、矛盾、不甘等各種復雜糾結的微妙情感。就在萬事俱備時，傳來噩耗，兵子在工地上出事了，俊省受到致命的打擊。小說敘事密而不亂，線頭穿插、民俗描寫、心理描摹均調度有序，從容不迫，體現了作者成熟的小說技藝。

　　“農歷三月初三，萬物都醒了，是個好節氣。見本媳婦早就跟孩子們說好了，三月三，大家都回來，回來過節氣。”與《六月半》一樣，《三月三》以民俗節氣代表芳村的“常”，這“常”說來也簡單，就是婚嫁娶喪、家人團聚共享天倫。然而，就是這么簡單的愿望似乎也越來越難滿足。三月三，見本媳婦一大早便開始準備一家人的吃食，卻總也等不來各自成家立業的兒女們，眼見已日過中天，她的盼望漸漸變成了擔憂。那部她總也不會使的電話機仿佛一個象征，看似增加便利，卻阻隔了她與家人的情感交流。

　　在《遲暮》中，趕不上趟兒的是一位老漢，一位年邁的父親。男人的力量幾乎消失殆盡，曾經的一家之主漸漸淪為“局外人”。兒子和兒媳婦商量著要將田地轉包，去城里打工，把他獨自撇在家中。時代變遷、生命衰老，這是人類永恒的悲哀。《空閨》中，雙月在男人進城務工之后，獨守空房，擔憂男人在城里“學壞了”、怕他在外尋花問柳的心理反復折磨著自己。《跳躍的鄉村》中受折磨的是村婦秋然，村里空場上興起的街舞令她感嘆世風不古，女兒小滿加入街舞尤其折磨著她，辦廠子辦得風風火火的丈夫二發也令她不安，怕他被風騷的斗子媳婦勾引。《苦夏》中留守兒童丫豆兒由年邁的爺爺照料，她對爹娘的思念只能寄托于一根電話線；被全叔性騷擾，聽人議論爹娘在城里干見不得人的勾當，給她幼小的心靈蒙上了陰影。《舊院》中一個由“姥姥”主政的陰性院落中，女兒們在時代變幻中經歷著各自的人生際遇與命運沉浮。《錦繡年代》中，與“我”青梅竹馬的表哥，那個翩翩少年，已淹沒于凡塵俗世，消失于時光盡頭。

　　在眾多篇什中，付秀瑩反復書寫著芳村的常與變，書寫著時代之變對于鄉土倫常的沖擊。值得稱道的是，作者雖然在此不斷觸及新的社會矛盾，觸及時代的癥結與難題，然而，她的方式卻是充分文學化的。在人物的內心波瀾或者細微褶皺間，作者以小喻大，見微知著。在新世紀的鄉土小說中，付秀瑩的“芳村”系列自有其位置。

　　“陰性書寫”：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當我借用“陰性”一詞來形容付秀瑩的創作時，既是指她文學氣質的陰柔秀美，如前文所論，也是指她在諸多作品中所思考的女性問題、所呈現的女性心理和所表達的女性意識。在此，用“陰性”一詞更加強調的是女人的本能與自然屬性。

　　《小米開花》盡顯作者心理寫實的功力。哥嫂的纏綿恩愛，小姐妹二霞的性啟蒙，建社舅的性暗示、性騷擾，月經初潮，以及身邊自然萬物的繁育不息，都在不斷催熟著少女小米，使她開出花來。然而這花兒“寂寞開無主”，情竇初開的一腔悵惘和無處排遣的無名苦悶常常縈繞心間，真是情思百結，無計可消除。小說由這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思處入筆，寫得玲瓏剔透、細膩入微，將縹緲的女兒心事呈現得如此真切動人。

　　付秀瑩在眾多小說中都大膽暴露了鄉村傳統女性的性心理和性意識。《燈籠草》寫小燈與大伯子之間微妙的情感，在那個一觸即發的夜晚，小燈克制了自己的欲念。情與禮的較量沖突被平息，仍然回復到作者所鐘愛的和諧之境。《琴瑟》寫一對在城市里艱難謀生的夫妻，妻子在路邊偶遇一名都市男性，使她經歷了一場內心的風暴，對比自己蹬三輪車的丈夫，妻子對于自駕車的斯文男人的性幻想，既代表了她對于理想男性的想象，也代表了她對于一種社會身份的向往和渴望。但是，現實很快使妻子平復，與貧賤的丈夫相濡以沫雖屬無奈，卻也踏實可靠。“琴瑟”二字，既形容一種情感的和諧狀態，也暗示了身份對等方能“和鳴”。

　　在另一些描寫都市女性的情感篇章中，付秀瑩反復書寫的是女性的情感缺憾和心靈的分裂狀態。《幸福的閃電》中，藍翎面對成功男士左恩的追求尚在猶猶豫豫，卻對樓下健康快樂的陌生鄰居產生了莫名的情愫，并催生出一場春夢，然而，內心中暗暗滋生的幸福感很快就在現實面前幻滅了。《夜妝》中，與沾染脂粉氣的學界名流周一洲住豪宅、過上流生活的郁春，在一輛遠離日常生活的夜火車上，檢視自己的內心后發現，她懷念的是當初與尹劍初清貧而快樂的生活，那段生活雖早已被她丟棄，卻如此深刻地烙在她的靈魂中。《那雪》中，那雪離開了京城文化名流、已婚的浪蕩子孟世代，愛上了單純明朗、熱愛生活的大男孩杜賽，然而，杜賽卻又突然一去不返，那雪的感情世界依然空缺。

　　付秀瑩的“陰性書寫”沒有女權主義的張揚，而是以慣有的內斂方式通向女性的幽微內心。在這些篇章中顯露出她的傳統陰/陽性愛觀。圍繞她筆下知識女性們的是各種“中年趣味”的男性，他們被層層物質化的社會屬性包裹著，遠離了男性的自然屬性；而她們內心愛著的是單純明朗、健壯勇猛的雄性少年。這樣的雄性在高度物質化的都市可還有？付秀瑩以小說表達了此種困惑，而這種貌似傳統的性愛觀，卻以其在當代不可實現的命運，傳達出作者的現代意識。

　　探索仍在繼續

　　事實上，早于付秀瑩開始寫作之時，她便已離開河北鄉村，定居于北京。如果說鄉村生活是她遠去的記憶，那么，城市生活便是她此在的現實。當這兩種經驗同時轉化為小說創作時，人們最先認可的是她的“芳村”系列，因為這些作品風格鮮明，更顯成熟。

　　在她寫城市的那些篇章中，除了前述女性情感小說，《百葉窗》《對面》表現辦公室政治；《出走》和《火車開往C城》寫都市男性逃離瑣碎平庸生活的沖動，這部分作品新意不多，有的敘事還略顯粗糙。而在《花好月圓》《世事》《如何紀》等作品中，付秀瑩開始發展出一個新的敘事方向，即揭示都市人群的精神隱秘和錯綜曖昧的情感勾連。中篇小說《醉太平》便是這一方向上的最新力作。在一個學術圈的生態鏈中，弱肉強食，明規則、潛規則盛行，利益交換、欲望角逐，男男女女沉浮期間，暗通款曲。太平盛世醉太平，作者以微諷的筆調，戳破了“太平”中的假象，流露出絲絲荒誕與悲涼。

　　從“芳村”到京城，隨著時空的流轉，付秀瑩漸漸從她所得心應手的敘事美學中，發展出一套新的敘事美學。她的探索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