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制文學的“金薔薇”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30)

　　姚鄂梅，湖北人。著有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霧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銅》《西門坡》，中篇小說集《摘豆記》。作品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曾獲2008年、2011年茅臺杯人民文學獎、2012年人民文學石碣杯年度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婦女節的秘密》被評為《中篇小說選刊》2006-2007年度優秀作品。

　　鍛制文學的“金薔薇”

　　□師力斌

　　作為一位實力派小說家，姚鄂梅的創作特點顯而易見：注重講故事，不搞敘事圈套；順著人性這根藤蔓，將悲慘命運一捋到底，黑色陰影籠蓋四野；把理想主義沖動和悲憫情懷深深埋藏，將現實的嚴酷呈現到不盡人情的地步；寓歷史意識于小故事之中。

　　遠離先鋒，回歸講故事的傳統

　　讀過姚鄂梅小說的人都會發現，她是一個非常善于講故事的作家。姚鄂梅小說總以非同尋常的故事情節來推動。比如《馬吉》，中國農民遇見了外國姑娘，會發生什么事？這個懸念會迅速抓住你。《在王村》圍繞一對從城里來鄉下定居的夫妻展開，懸念重重。為什么不住城里？住鄉下目的何在？這里的“講故事”是通俗意義上的講故事，而不是先鋒實驗意義上的。事實上，姚鄂梅遠離先鋒實驗。在她的小說中，人物、事件、原因、結果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但這并不等于她只講故事，她將故事的容量擴展到相當深的層次。正如梁海所說：“她的小說往往懸念迭起，由一個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串聯起來，一直通向狹長而幽深的結局。一個秘密套著另一個秘密，讓我們迫不及待地讀下去。”無須諱言，姚鄂梅小說有著通俗的屬性，不挑戰讀者智商，但會震動你的心靈。這是一種相當難得的功夫。

　　姚鄂梅有很多作品常被提起，像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中篇小說《馬吉》《穿鎧甲的人》《黑眼睛》《黑鍵白鍵》，很少有人注意到《漫長的瞬間》這部中篇。小說異常精彩，描寫老年人的生活，在故事性、節奏感、細節描繪、反映現實等方面都堪稱精品。100多歲老太的死其實只有一瞬，然而，這個過程被無限延展，其中上演了種種令人哭笑不得的鬧劇。老太躺在床上等死，孫子、重孫不顧她的尊嚴，圍在床前大聲爭論她的喪事，仿佛一件喜事：“一個說要穿七件，一個說要穿八件，一個說要穿單數，一個說要穿雙數。”“老家的墓地，棺材和壽衣，運送靈柩的車輛，靈牌和花圈，響器班子，酒席，等等。”“外面突然一聲驚呼：‘哎，老太叫什么名字啊？好多地方都要寫她的名字才行。’這下問倒了大家，都說不知道，從來沒聽人說起過老太的名字，他們只知道她是婆婆，太婆婆，老太。‘沒名字也不要緊，就寫袁老安人。’‘但是寄冥洋化包袱的時候一定要寫全名啊，冥府銀行跟我們這邊一樣，也是實名制，也要身份證。’”這還不算完。重孫子將老人的死當成仕途晉升的階梯，力主把她安排到醫院，無視她的痛苦上呼吸機維持生命，以便延遲到市領導重陽節前來探視做秀：“爸，領導秘書打電話來了，今天上午九點半，準時到醫院。”“爸，衣服都換了吧？粉都搽了吧？”“一屋子人正在高興，走廊里一陣腳步響，一群人擁了進來，屋里很快就密不透風。那些簇擁著的人群，到了老太的床邊很自然地兩邊分開，留出一條小小的走道，讓領導上前慰問。領導是個白白凈凈的大高個，只見他搶前一步，將老太的一只手捧在他碩大的掌心里。閃光燈刷刷刷地亮起來，屋里頓時像扯起了閃電。”這些段落顯示了姚鄂梅對細節的把握能力，讓她的小說有生活底氣，具備經驗上的公共性，不是官場小說而勝似官場小說。

　　《漫長的瞬間》只是姚鄂梅小說百花園中的一朵小花。無論是在藝術審美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姚鄂梅都是風格多樣的。詩意充盈如《像天一樣高》，想象大膽如《真相》，環環相扣如《戶口往事》，撲朔迷離如《在王村》《討債鬼》，哀婉低回如《穿鎧甲的人》。她的小說所涉及的題材有關注打工者命運的《大路朝天》《一線天》《大約在冬季》、有探討仇富心理的《罪與囚》、有探討復仇主題的《黑眼睛》、有涉及家庭教育的《黑鍵白鍵》《心理治療師》、有反映老年生活的《狡猾的父親》、有關乎社會階層分化的《你們》、有飽含寓言性質和烏托邦色彩的小說《西門坡》、有探討中西文化的《馬吉》、還有思考女性命運和心理的《在人間》《隱形眼鏡》《玫瑰》《辛麗華同學》等等。

　　可以說，姚鄂梅的小說風格、立場、題材、語言、結構等都是多種多樣的，難以用單一的標準來衡量，惟有拿人性這把尺子最合適。姚鄂梅所有的小說都在探討人性，執著而心無旁騖。她對時尚、潮流、歷史這些大命題毫無興趣，對于身體、欲望這些材料也不大加裝修，她的目的似乎只有一個：把層層埋藏的人性挖掘出來。她曾說過：“我以我的寫作為杖，執著于向人性深處的東西靠攏。”人性，深處的人性、黑暗中的人性，是討論姚鄂梅小說的關鍵詞。她所寫種種，家庭、性別、身份、命運、欲望、愛情、復仇、救贖，所有這些題材、故事、主題，都在為探討人性做鋪墊。

　　挖掘人性黑暗的小說辯證法

　　姚鄂梅小說的主色調是黑暗，她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人性黑暗或殘缺人生。在這個意義上，姚鄂梅是最清醒、“最冷酷”的作家之一。她的故事幾乎全部是悲劇。沒有一個愛情是完美的，沒有一個人格是高尚的，也沒有一個結局是理想的。姚鄂梅果斷地、無情地將光明的尾巴剪掉了。她沒有給幸福、美好、溫暖之類的想象留任何表演舞臺，她拒絕平庸而膚淺的溫暖和善良。或許，在姚鄂梅看來，溫暖、善良、美好用來探討深層人性過于淺顯。生活惟其苦難，命運惟其多舛，人格惟其復雜，人性才具真實深刻。

　　《心肝寶貝》中，遠秋為給自己的雙胞胎兒子交重點中學擇校費，不惜去狗市騙人。他往狗毛上涂色冒充斑點狗，被人識破。這種做法最終遭到兒子們的唾棄。“我比狗更可憐”，“養一個孩子不如去養一條狗？”這是《心肝寶貝》中最讓人難受的話，但又何嘗不是人性最隱秘處？《婦女節的秘密》中有言：“母親是個婦產科醫生。也許她這一輩子見了太多女人的下體，愛情在她眼里早就褪去了花里胡哨的衣衫，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質。”“從她進入婦產醫院那天起，她就覺得愛情是很可笑的東西，所有的愛情最終都要到她那里去解決，靠那些冰冷的器械去解決，女人在那里又羞又怕，冷汗直流，轉眼間又好了傷疤忘了痛。她覺得所謂愛情，其實就是犯賤。”在小說中，愛情是如此遍體鱗傷。

　　姚鄂梅以普通人的視角、現實主義的方式、原生態的細節真實觀察和理解人性，她不像王朔那樣把崇高拉下水，也不像衛慧那樣把愛情脫光，但她卻更加全面徹底。她筆下的小人物就像我們身邊的你我一樣普通平凡、復雜難解。他們自私、狹隘、功利、虛榮、目光短淺、心胸狹窄。母愛、親情、友誼、團結、和睦，在她的小說中都面目可疑。她一個挨一個地探測這些人性的真相，一步一步地逼近道德的底線，結論卻常常是令人絕望的。

　　有人說姚鄂梅的小說“讀起來在心酸以后還是心酸”。這是確論。在她筆下，生活是一連串的悲劇，人性是悲劇疊加的產物，人活在悲劇和無奈之中。生活的瑣碎、命運的曲折、愛情的虛幻、婚姻的功利、親情的脆弱都成了歲月寶鑒，照出人性的另一面。《黑眼睛》中，阿玉夫婦與醫生一家都是無辜的，但由于一次變故引發的一連串變故，雙方被推向仇恨的狹路，善良人的邪惡被逼迫出來。姚鄂梅總是在懸崖邊上俯視靈魂的深淵。當她說出了人世的黑暗與人性的殘缺，她就說出了善良與悲憫。這是姚鄂梅小說的辯證法。姚鄂梅發現了表達愛和悲憫異常沉重的方式，幾乎需要將美好的事物消耗殆盡，美好與善良才能水落石出。

　　身處社會關系中的具體人性

　　姚鄂梅小說沒有背離“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規律。她的一系列小說，從不同層面和角度透視了轉型期中國人的心靈悸動與精神創傷。如《戶口往事》《馬吉》《一只螞蟻的現實》《一線天》《你們》《辛麗華同學》《像天一樣高》等，分別涉及城鄉戶口差別、中西文化碰撞、市場經濟轉制、打工者遭遇、貧富階層分化、個人在體制內命運的沉浮、詩人夢想的破滅等重大社會問題。《一只螞蟻的現實》是典型的歷史文本。一個中專畢業生和一個高中畢業生的不同命運，以及他們所在的糧店的轉制，正是中國轉型的真實寫照。“一夜之間，糧食部門也不景氣了，先是買糧不再憑本子，接著就是糧店不再是國家的專利，一些家庭開始蠢蠢欲動地試著開私人糧店。”糧店從國營到個人承包，再到“我的丈夫”開飯店，這個過程恰恰對應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

　　關注打工姐妹這一特殊社會人群的心靈狀況是姚鄂梅創作的重要方面。她不是從問題小說的角度切入，而是從人性、心靈和姐妹的切身體驗來切入的。《大路朝天》呈現了打工者惡劣的生存環境：“我們全都染上了頭暈惡心的毛病……是蚊香熏的……蚊香架成了隨處可見的小擺設，每張床頭都擺著一個，一到夜里，十個蚊香一起燃燒起來，裊裊娜娜，十分壯觀。”《大約在冬季》無情地拋棄了丑小鴨變成白天鵝的老套，堵死了杜拉拉式的升職幻想。一個底層女性在陌生的城市，無親無靠，無立錐之地，更無尊嚴可講。她不得不與男性同睡一屋，甚至被他當成自己的老婆：“李默穿得嚴嚴實實地躺在一頭，小薩穿著褲衩躺在另一頭……睜眼一看，小薩正閉著眼睛壓在她身上。”

　　在這些作品中，我仿佛看到了《駱駝祥子》《包身工》的影子。李默的遭遇成為千千萬萬打工者的縮影，這或許是世紀之交中國的一個側影，也是最為灰色的側影，她的名字叫李默。姚鄂梅甚至將《大約在冬季》《玫瑰》《黑色》《婚紗》幾部小說的女主人公都叫做李默——沉默，或者沉默的大多數。這個名字表征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千千萬萬的打工者是無名的，他們被遮擋在城市的角落、工地、車間。他們以前的名字可能叫李歡、李樂，如《玫瑰》中的兩姐妹。顯然，她們是另一個作者，或者作者精神上的姐妹。姚鄂梅沒有局限于做一個打工問題小說家。她不是文學研究會意義上的作家，不是為人生的作家，而是為人性的作家。她不寫官場，不寫商場，連情場都不寫，只寫心靈黑暗的場域。

　　姚鄂梅將一篇小說命名為《心理治療師》。而實際上，小說探討的是子女教育問題。但這能夠表明她的文學抱負。《罪與囚》也是這樣，一個非常有前途的、聰明的、公認的好學生易清，怒殺同室的富二代同學古銅。不是由于深仇大恨，而是由于他看不慣富二代子弟的驕縱與跋扈。這個故事不能不讓我想到目前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便是文學的魅力。

　　超越悲觀的現實主義者

　　不過，姚鄂梅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在市場價值沖決一切的情形下，姚鄂梅頑強地、執拗地保留了烏托邦沖動。這從她的兩部長篇《像天一樣高》《西門坡》和中篇《穿鎧甲的人》等作品中不難發現這一點。這幾個文本與前述那些眾多的文本一起構成了她創作的兩極——現實與理想。雖然《穿鎧甲的人》中的“文學青年”楊青春終生困頓，但他的文學夢想、他的純真的感情，像一副脆弱的鎧甲將他與世俗區分開來。同樣，《像天一樣高》強烈的理想主義打動了我。這部名為“獻給80年代”的長篇，力圖呈現當代都市人逃離世俗的沖動。以詩人康賽為核心的小團體的桃花源試驗以失敗告終，這符合姚鄂梅將悲慘進行到底的原則，但這個文本最令人心動的是那種現代桃花源的理想主義沖動，是詩人康賽堅守的樹林詩歌。《西門坡》的理想主義實驗性質更加明顯。所謂西門坡就是一個專門收留不幸女人的女性烏托邦小社會，過著類似公有制的集體生活，基本生活條件由集體提供，個人沒有財產。像詩人康賽的桃花源一樣，西門坡最終破產了。西門坡帶有寓言性，以浪漫的理想主義開始，以悲觀的現實主義結束。

　　理想主義也好，現實主義也好，姚鄂梅都是放在人性這一框架內來觀察與展開的。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如此，通過對人性點點滴滴的收集來煅制文學的金薔薇。這是她自己的話：“我至今還十分喜歡許多年前讀過的《金薔薇》。‘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偶然投來的字眼和流盼，每一個深邃的或者戲謔的思想，人類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跳動，同樣，還有白楊的飛絮，或映在靜夜水塘中的一點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用幾十年的時間來尋覓它們，不知不覺地收集起來，熔成合金，然后再用這種合金來鍛成自己的金薔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或者長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