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本·女紅·寫作

      http://www.fxjt168.com 2013年08月09日08:08 姚鄂梅

        越來越喜歡在有目標的人流中疾走,渾身發熱地拖地、洗滌以及各種無需動腦的家務,手上有活,意識才能趁機出來四處閑逛,這種狀態讓我想起殘雪曾經說過的話,有段時間,她最理想的工作竟是去燒鍋爐,我想她喜歡的應該是用低技術含量的勞動來筑一道籬笆,以保護她的自由意識不受打擾。

        一直以來,我這樣想象一個作家的生活:擁有一間安靜的書房,有固定的寫作時間、固定的閱讀時間、固定的散步時間、固定的閑聊時間。但這樣的生活對我來說,恐怕是一個終身的夢想。我干過很多種工作,出納、文秘、行政助理,在那段漫長的時間里,我隱隱期望著能有一份類似燒鍋爐的工作。后來,工作的擔子輕了些,家庭事務又不容商量地占據了我大部分精力。沒辦法,只好“順應天命”,把某些機械性的事務變成“燒鍋爐”。我為此準備了幾個小本子,分別放在我的包里、廚房里、衛生間里,以便隨時擦干手指,記下那些突然冒出來的念頭。其實我后來很少去翻閱那些小本子,因為凡是我用筆記過的東西,基本上都不會忘,盡管如此,我還是準備了一些這樣的小本子,一來可以預防我的記憶系統某一天毫無防備地失靈,二來可以安慰自己,畢竟在庸碌瑣碎中還有一道道小小的閃電劃過。

        我把這些記錄本稱作密碼本,對我來說,一個密碼意味著一個短篇,或者一個中篇。在寫《狡猾的父親》之前,我在小本子上寫過這樣一句:父親通身雪白、仙風道骨地站在我面前。這句話后來變成了這個短篇的開頭,有了這句話,后面就像搭積木一樣,永遠不愁沒有尺寸合適的句子出現在需要的地方。我甚至用這種辦法寫長篇,寫《白話霧落》時,我記錄過這樣一個情景,一個孩子拿著地圖向他的老師提問:書上總說長江像一條巨龍,我怎么覺得長江像一條蜈蚣呢?當然,對一個長篇來說,這樣的記錄得幾十上百條。寫到中間,曾一度受阻,但有一天,我經過一家玻璃店,幾個工人抬著一塊很大的玻璃往外走,太陽折射出來的光芒刺疼了我的眼睛,我頓時豁然開朗,這塊玻璃幫我打通了阻礙,迎來了轉機,主人公歷經艱辛豎在山頂上的巨大玻璃,給長年濃霧繚繞的霧落帶來了光明和熱能。

        看著這些密碼本,不禁想起母親的針線筐。從我記事到母親辭世,她一直都在用心維護、經營著她的針線筐,那里面分門別類放著她的寶貝:扣子、棉線、布頭、貼片、各種小工具、舊衣服上剪下來的某個值得重復利用的部分,在特別的機會里得到的意外驚喜,端的是五花八門、生機勃勃。有時,她結束一天的工作,洗過手,端出她的筐子,略加思考,就開始行動,拿點這個、抽點那個,一樣一樣擺在小桌子上,端詳、拼湊,再端詳、修改、繼續拼湊,這時候,她神情緊張而歡快,如處無人之境。幾天過后,一件別致的衣服,或者一雙新鞋,就從那些看似雜亂的針線筐里寒門出狀元般脫穎而出。

        我如今所做的與她當年并無太大區別,無非是收集、整理、裁剪,拼接,歷經數度修改,終于成形,欣欣然幾天過后,再投入下一個過程。在母親去世前的最后幾年,幾乎每個周末,我們都在同一張桌子旁坐著,母親鼻尖上掛著老花鏡,從針線筐里一樣一樣取出她需要的材料,攤在膝頭,聚精會神地制作她的新品,我則對著電腦,沿著小本子上記錄的密碼,在深不可測的黑暗中摸索著前行。我們各干各的,互不干擾,連眼角的余光里都沒有對方。那是我和母親在一起的幸福時光,也是我和母親各自的幸福時光。

        當我試圖整理那些用過的記錄本時,才發現它們是那樣殘破,簡直慘不忍睹,像牙齒不好的人吐出的一大堆魚刺。銷毀的過程更是讓人心悸,它們不像牙齒、不像頭發,也不像指甲,即便功成身退,全身仍然布滿神經,它們用痛感提醒我,那些屬于它們的永遠無法預測的誕生時刻,那些生命中分泌出黃金的時刻,是多么值得尊重和紀念。

        以前,我喜歡各種創新,用新的形式講一個老故事,現在,我喜歡用簡單而有意味的語言講一個新故事。以前,我無懼寫到任何一種人,男女老少,皆可入“藥”,現在,我喜歡寫女人,寫了女人,便是寫了所有人,再沒有哪種人像女人那樣,身上銘刻著一切過往的人和事,我還喜歡寫無愛的女人,她們孤獨而尖銳,內心卑微得要命,一段童聲清唱便足以讓她們淚花滾滾。這些東西綜合在一起,其實就是“一些笨女人做的傻事”。選擇沒有疆界,但喜歡小如豆粒,細若游絲,我希望這樣的寫作把我和別人區別開來,就像當年母親所做的女紅,一望而知跟別人迥然有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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