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多重人性的暗道

      http://www.fxjt168.com 2013年06月24日08:09 吳 萍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20)

        張楚,本名張小偉。生于1974年,河北人。作品入選多種年選及中國小說排行榜。曾獲“大紅鷹文學獎”、“人民文學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等,2011年入選“未來文學大家TOP20”。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櫻桃記》《七根孔雀羽毛》,代表作包括《曲別針》《長發》《梁夏》《剎那記》《櫻桃記》《細嗓門》等。

        通向多重人性的暗道

        □吳  萍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上世紀初,安德森·舍伍德在《小城畸人》里呈現了俄亥俄州瓦恩堡鎮的各種“畸”人,并以此拎出一連串有關人的精神、本能以及欲望等等的無解方程。之于張楚,他筆下的志國、王小麗、宗建明、櫻桃或夏朗等人,都一一對應了“畸人”的身份,只是他們離我們更近,更讓我們心會。

        “人性”作為人的基本屬性,名下埋著若干的秘密和疑點,這點燃了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興趣。張楚亦正“執”于此,以小說的形式立起一個個陷于現實困境的人物,與我們分享他在人性這個深洞中掘得的寶藏。

        《曲別針》中的志國如何勝任父親、丈夫、嫖客和殺手的多重角色?《疼》中的馬克為何將綁架案設置在自己的屋內?《櫻桃記》和《剎那記》中的櫻桃如何在恥辱中想象美麗的愛情?這些問號猶如一個個風向標,吸引我們走入張楚的小說深部,滑向他欲表達的各種人性的暗道。

        雙向性的痛感呈現

        “痛感”應該是張楚小說的第一屬性,幾乎從2002年的定調之作《曲別針》就開始了。此后,他寫了《草莓冰山》《安葬薔薇》《長發》以及《疼》,一直到小說集《七根孔雀羽毛》中的7個中篇。張楚每篇小說的主角幾乎都充斥著某種痛感,《曲別針》中的建國因病女而疼,《草莓冰山》中的拐子男人因空缺女人而疼,《長發》中的王小麗因窮窘和性侵帶來的恥辱而疼,《梁夏》中的蕭翠芝因愛無果而疼,《夏朗的望遠鏡》中的夏朗因興趣的“折翼”而疼。

        即便撇開了故事的主角,張楚也沒忘讓配角們也分得“疼痛”這杯羹。于是,我們很難指認出建國的妻子張秀芝、拐子男人在外做雞的女人或蕭翠芝身邊的王春艷就是毫無痛感的另一群人。讀完張楚的20余篇小說,我沒有發現一個人具有歡悅的特質。他們在小說里很少笑出聲,最好的狀態僅陷于一種“暖暖的疼”的溫情中。他們無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困遇中壓抑、糾結、呻吟、掙扎甚至走向了自戕。

        看到命運暗影下的人們所遭遇的痛苦,張楚也就造出了一個個“痛苦的人的形象”。張楚長于一種“內蘊式痛感”的呈現,以“痛苦”為主伴以其他特質摶成了各種不同的失敗者形象。可是,作為小說家的張楚,還將這些人物的痛感傳遞到讀者那里,形成另一種“放散式痛感”。

        深夜閱讀《草莓冰山》,竟被某種“折骨之痛”緊追不放。拐子男人、小東西、男人的女人和敘述者“我”瞬間附體了,我被源自不同方向的痛苦擊垮了。《疼》的標題現在看來實在顯豁了些,楊玉英荒謬地死于馬可蓄謀的綁架案中。小說結尾,馬可從漸漸冷卻的楊玉英身上遲到地領悟到愛的真諦——日常的細碎的充滿煙火氣的愛,寂靜到令人心碎。《惘事記》里的王姐和老鴇頭穿破了審判和被審判的關系。都是母親都有病孩子的同一性讓王姐透視到老鴇頭的日常,她越過案件和身份,給予對方最柔軟、最潮濕的溫情。而作為讀者,不難通過老鴇頭的日子想象8小時以外的王姐,痛感就這樣借住張楚的表達外化擴散了。《梁夏》中的蕭翠芝性格剛烈,愛得過猛最終無法收場。表面上看她是被世道逼死的,而真正的劊子手應該是梁夏為其蒙上的“恥辱”。故事里,張楚表現蕭翠芝的情欲一如高塔般突兀奇聳,可以想見最后的轟然倒塌給讀者帶來了多大的震痛。

        造出有著不同痛感的人的群像,并讓讀者在親近時為之唏噓、為之歌泣,這是張楚的力道。羅蘭·巴特在有關攝影藝術的《明室》中有著名的“刺點說”:一幀照片打動人心的無非是其“刺點”(照片的細節)。換以張楚的小說,那些倴城小人物在愛欲、中傷、欺騙以及種種錯置境遇下的內心不安,都是其小說密布的“刺點”,它們無不一一重合到讀者的自我經歷上來。這便使我們往往極易被小說中太多鋒利的細節割傷,被人物內心涌動的痛“蟄”到。

        陷于恥辱沼澤的女性角色

        克萊爾·吉根的《南極》模糊了作家的性征,寫活了一個很會愛女人的男罪犯,讓讀者看到她是“既了解男人又洞悉女人”的人。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寫出深陷欲望囹圄的包法利夫人,足夠證明作家本人也具有“男女通吃”的超能力。作家一旦有能力溢出自身性別地去寫,最終會令讀者服膺。

        《櫻桃記》和《七根孔雀羽毛》兩本集子中,出現了建國、馬可、宗建明和夏朗等性格鮮明的男人,這不足以讓我瞠目。我稀罕在張楚僭越了男性身份,寫活了《長發》里的王小麗、《疼》里的楊玉英、《穿睡衣跑步的女人》中的馬小莉、《惘事記》里的王姐和老鴇頭、《櫻桃記》和《剎那記》里的櫻桃母女、《梁夏》中的蕭翠芝和王翠艷以及《細嗓門》中的林紅和岑紅這對“姐妹花”。她們的身份不同,或是小商販,或當過妓女,或只是一臺生男孩的機器,或育有殘疾兒,或生而殘疾,或愛而無果,或伴以不幸婚姻等等。然而作為一個個卑微的個體生命,她們致死都扯不下張楚給其裹上的“恥辱”的緊身衣。

        王小麗好不容易凈身出戶,擺脫了性無能的前夫。一切灰暗的過往并未使她徹底死心,她試圖逃離陰影,憧憬與馬黎明的美好未來,盼著早一點圓“母親夢”。可是,她還是撞見了馬黎明與前妻的偷歡,還是為了幾百元,慘遭壞男人的性侵。冥冥中被“恥辱”一路圍堵的王小麗,失敗婚姻不是她自主促成的,偶遇未婚夫的艷事也實非自愿,而最終手心里的幾百元讓她承受恥辱的能力瀕臨至極限。若說王小麗是對“恥辱”的被動式接納,那么《疼》中的楊玉英身上的恥辱似乎成了“罪有應得”——她曾做過妓女。黑色的原始積累為其囤積了不少金錢,也攢積了濃重的恥辱,以致讓枕邊的馬可無法認出她就是“愛情”本身。張楚在小說中故意以索亞男試問:“她對你好嗎?她給你洗襪子嗎?床上功夫怎么樣?”馬克不斷的點頭本身指代的只是現實日常,并未掀起他“到底愛不愛楊玉英”的內心激蕩。一個從良后的好妻子,因為無法滌清曾經的污漬,無法擺脫沉重的恥辱,最終成為被馬可否認的女人。直至她躺在馬可懷里奄奄一息,才喚起了馬可對美好愛情的深思和醒悟。

        右手只有三根指頭的櫻桃,先在《櫻桃記》里被繼父酒后奸污,后又在《剎那記》中遭黑面人性侵,女孩的成長路就是一片被恥辱浸透的沼澤地。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空間中,母親只想賺錢不懂施愛,惟一的女友劉若英帶給她的也只剩下嘲弄和鄙夷。她始終遠遠凝視著愛人羅小軍,卻無法將純美的愛落實于對方。后來,她只得將溫暖的訴求轉移到第二個繼父鞋匠身上,她稀罕那種曖昧卻踏實的溫情,覬覦塵世里毛茸茸的小幸福。可是,小小的她還得抵擋裁縫母親“情敵”般的怒視和冷漠,背負起最不該給她傷害的人傾瀉不絕的恥辱,走向看不清的將來。

        “恥辱”作為小說的關鍵詞,一直為很多國外小說家鐘愛。克萊爾·吉根《姐妹》中的姐姐貝蒂或《離別的禮物》中的“你”就是“恥辱”的化身,《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庫切干脆以兔唇、低能和種族身份不明為原料筑起囚禁K終生的恥辱牢籠。這些作家的小說中常因“恥辱”挑起事端,人物往往一出現就帶著恥辱的印記,似乎對此先知先覺。張楚的不同在于,他讓筆下的女人們懵懂,她們眼神不安行動突兀,只默默聽從命運的指揮棒茫然而前。張楚抹殺她們思考總結“恥辱”的能力,只宣泄浮在生活表層的痛感,對造成痛感的宿因“恥辱”不作詰問。

        冰冷敘事下的悲憫情懷

        在《七根孔雀羽毛》小說集的后記中,張楚說:“小說的人物,大都是我身邊的人……還有些,則是道聽途說的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制造駭人聽聞的偷情案、奸殺案、爆炸案、盜竊案、搶劫案。”這就解釋了他為何寫出這么多樁冰冷離奇的故事。

        《關于雪的部分說法》里的顏路殺死了同性情人小軒,《曲別針》里的志國失手勒死了一個妓女,《疼》里的楊玉英意外地死于枕邊人策劃的綁架案,《惘事記》里的老鴇頭自首自己殺了老鰥夫周秉,《七根孔雀羽毛》中有錢人死于親兒子之手,《細嗓門》中林紅忍受不了家暴殺了丈夫。其實,張楚并非癡迷于種種案件本身的離奇和蹊蹺,“案件”只是小說的殼子,包藏其中的人性內核才是他的主旨所在。《疼》本質上是一曲扼腕的愛情挽歌;《惘事記》所要表現的是一個普通女性骨子里的溫情;《七根孔雀羽毛》則深度探討了拋離、隔閡以及物欲對人性的摧折等現代性問題;到了《細嗓門》中,我們會嫉妒林紅和岑紅之間篤厚的姐妹情。我們埋怨張楚把倴城的人間故事寫得那樣寒酷,埋怨他用筆狠烈給讀者造成某種心理的不適,卻不經意間撞見了張楚含蓄很深的溫情和憐憫。

        《疼》中,楊玉英做過皮肉生意,她隱隱感到這塊污漬猶如胎記般難除。她漸漸老了,缺乏安全感讓她越來越愛錢,可是她也真心愛著男人馬可。這篇蒙于綁架案面紗下的愛情小說,張楚操起刀來尤見克制冷靜。他濃墨于案件本身的起伏跌宕,而對楊玉英采取了輕淡處理。楊玉英的愛沒有誓言、沒有玫瑰,只落實于常被人忽視的日常生活。馬可那里,他僅僅“使用”楊玉英,而非愛著對方,可見他們各自的愛情認知是完全背馳的。因此,《疼》最終讓我們發現愛的不對等和偏差,看到張楚對楊玉英入骨的悲憫。

        《惘事記》的故事設置很精致、很穩妥,也很具機心。王姐所要處理的兇殺案只是虛,她冰冷面目下的柔軟和溫情才是張楚的最終訴求。跟《疼》一樣,張楚以一樁離奇的殺人案抓人眼球,讓讀者一路緊追“誰是兇手”的問題,于是出現了王姐對老鴇頭很不順暢的審問交談。當王姐得知老鴇頭也有個殘疾孩子時,內心產生了憐憫和共振。張楚貌似耽于案件動向的描摹,卻以“我”最后偶遇王姐和殘疾女兒的一幕讓小說主旨水落石出。深受命運重創的王姐不抗爭、不躁動,她在張楚極其克制的擺布下靜默地行動,這種以靜馭動的寫法反讓讀者更深地品咂出王姐和老鴇頭心底的隱痛。

        將愛、溫情以及憐憫植入冰冷的案件中敘述,不能不說是張楚濃郁的個人特色。他的人物多數緘默內傾,其中之一便是《細嗓門》中的林紅。舊時閨蜜岑紅成了林紅殺死丈夫韓小雨后的惟一心結,拯救閨蜜的壞婚姻成了她留在人世的最后愿望。她幾乎以不得不為之的態勢沖進岑紅的家庭,她們互相擁抱,一起撫摸粉紅的回憶,感嘆好時光不再有。此外,她還試圖調停岑紅和李永的矛盾,查出岑紅婚姻背后的黑手,期待對方重踏美好的婚姻軌跡。可是,林紅最終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

        《細嗓門》的感人肺腑不僅在于張楚呈現了稀有的“閨蜜情”,還在于他悲憫的胸懷容納了小說中的所有人。他為林紅和岑紅悲哀、為林紅的妹妹悲哀、為小米粒悲哀,也為岑紅的老公李永和“第三者”趙小蘭悲哀。張楚想說的是,所有人都受制于命運的魔掌,誰也別想輕易攪動他人的生活,即使用力如林紅亦是無濟。在被重重無力感沖擊后,我們從一個個虛脫的肉身中瞥見了人的宿命和局限,內心汩汩而出與張楚一樣的悲憫之情。

        通過意象舒展詩意

        櫻桃總要為羅小軍送上幾幅地圖,建國的兜里總是不離一些曲別針,夏朗最愿意擺弄的是一臺天文望遠鏡,林紅帶了一盆微型薔薇給岑紅,宗建明閑時最愛擺弄的是七根孔雀羽毛……張楚小說的意象十分豐富,除此之外還有刺猬、紡織娘、蜜蜂以及烏鴉等小動物。這些意象的附著,加重了小說中那些普通人的特質,使人性氤氳出縷縷的詩意。

        《櫻桃記》和《剎那記》中,櫻桃托繼父帶回的地圖就是她向羅小軍示愛的載體,她清楚愛人向往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無獨有偶,赫布蘭德·巴克在《上面很安靜》中也運用了“地圖”的意象,用以表現男主人向往自由和冒險的信念,這跟張楚的意思合轍。在《曲別針》中,志國隨時想把曲別針盤成女兒拉拉的形象,冷金屬中包含了暖暖的愛。公務員夏朗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不得不在岳父的恩威并施下離開了星座和望遠鏡,澆滅了興趣。圍堵之下的林紅最后才從包里掏出微型薔薇——兩朵綻放的花兒,孱弱又堅韌,不就是林紅和岑紅嗎?

        這個謀殺個性、認同共性的年代,每個普通人都無不小心地呵護著自己的那一點點不同。無論是寫過詩歌、愛玩曲別針的建國,還是撫弄孔雀羽毛的宗建明,都因身上的那一點不同而讓人印象深刻。這樣的小癖好不會讓人驚詫,只會讓他們變得愈加可感和真實,讓建國更像建國,讓宗建明只能是宗建明。

        以曲別針和地圖去揭開“愛”的真諦,以望遠鏡去詮釋興趣和夢,以小刺猬闡釋背叛,或以孔雀羽毛傳達“有些秘密只是秘密本身”,都是張楚通過意象舒展詩意的案例。此外,我們不難從張楚的小說中發現別人的詩句。比如《大象》中的明凈姑娘說:“歡愉在于細小,在于沉默。”加拿大女詩人克羅澤的這句詩映到一個罹患疾病的小姑娘身上,多么讓人心疼。《七根孔雀羽毛》中,張楚干脆引用了《圣經》中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反向刻畫出兒子對父親惡行的容忍已致極限。當然,他還用過博爾赫斯的“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都為小說增添了一點詩意之光。

        許多年前,安德森·舍伍德用《小城畸人》記錄了俄亥俄州瓦恩堡鎮里普通人的故事。現在,張楚正在河北倴城慢慢為身邊人“畫像”。他們跨過了歲月、國家和膚色,構成了某種內在關聯。在心理地緣上,俄亥俄州瓦恩堡鎮也許無限逼近了張楚身后的小小倴城。安德森·舍伍德試圖從身邊人的畸形精神中破獲人性的秘密,而張楚同樣以文字點染出角落里那些平凡的身影。我想,他是懷著和安德森·舍伍德一樣的激情和野心,帶著讀者們一點點逼近那些倴城人的心靈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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