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活本身的常態(tài)與意外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實力展(19)

　　 曹寇，本名趙昌西，生于1977年，南京人。著有長篇小說《十七年表》、中短篇小說集《越來越》《屋頂長的一棵樹》、隨筆集《生活片》。代表作有《割稻子的人總是彎腰駝背》《能幫我把這袋垃圾帶下樓扔了嗎》《我和趙小兵》《挖下去就是美國》《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磚頭》等。

　　作為生活本身的常態(tài)與意外

　　□張  莉

　　某種程度上，講一個老少咸宜、起承轉合的故事已經成為當下諸多寫作者的奮斗目標，也是此時代青年寫作者獲得名利的捷徑。但曹寇的追求與此背道而馳，曹寇不講究戲劇化效果，不追求人物跌宕起伏的外部命運，不借助編造這樣的命運以賺取讀者的廉價的眼淚。很顯然，曹寇對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那些故事所表現的那樣淺表，在他眼里，世界上每天發(fā)生的事件并不像故事講述的那樣齊整、條理分明。

　　我們身上的“桑丘”

　　從《屋頂上的一棵樹》《越來越》《生活片》《十七年表》等小說集中可以發(fā)現，曹寇對生活、對文學、對人本身有著獨異的理解。曹寇小說的所有題材和事件都不是新的，但讀來卻極具陌生化效果，《你知道一個叫王奎的人嗎》中，王奎出現在每個人的談話中，他像個影子，或者像個傳說，他的名字出現在各個地方，采石場、路邊的野店、出租車、大貨車司機、火車站候車廳里。小說的結尾是一則報紙上的消息：一個民工在為雇主安紗窗，不小心從樓上掉了下來，名字還是叫王奎，33歲。曹寇以對一位青年的漂泊、流浪生活的追溯，書寫了這些人物在這個時代的共同命運——“王奎”無處不在、具體可感，這是和曹寇們一同成長的沉默的兄弟。王奎最終消失不見，但他的際遇讓人無法忘記。在這個時代，那個倒霉的人不叫王奎，便叫趙奎、張奎罷了。

　　小說中透露出來的精神氣質表明，曹寇的寫作跟一地雞毛式的寫實主義相去甚遠。敘述人并不是沉湎于俗世而沾沾自喜者，他更接近“低姿態(tài)飛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員，但他比普通人更敏銳，他希望由具象的生存?zhèn)鬟_出人存在的普遍狀態(tài)。

　　讀曹寇的文字，常常讓我想到奧威爾對文學的一個有趣看法。奧威爾說，“堂吉訶德——桑丘”組合是小說形式一直在表達的靈與肉的古老二元體，他認為每個人的身上都住著兩個人，即高貴的傻瓜和卑賤的智者。遺憾的是，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書寫那個堂吉訶德，也就是一個人身上官方的、堂而皇之的部分，而慣于對那個矮小、卑微、懶惰、無聊、庸俗的“桑丘”視而不見。

　　曹寇敏銳地洞悉了普通人身上住著的“桑丘”，這位小說家致力于書寫人身上的灰色、懶惰、自私，他將它們誠實地描寫出來，不帶感情，不審判、不嘲笑、不賣弄，仿佛這些有如人身上的斑點、胎記一般，與生俱來，無可逃遁。他無意為“人”涂脂抹粉。他比當下許多寫作者更誠實、更冷靜、更深刻地認識到何為人：人不是英雄，不是神，不是鬼。每個人的善好有其來路，一個人的作惡也非必然。人有人的局限。人的瞬間美好不意味著人的永遠高大，人偶然的作惡也不意味著人性永遠丑陋，人不過就是人罷了。卓而不群的理解力意味著曹寇完全具有了成為優(yōu)秀小說家的才能，事實上，他已然成為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新銳小說家。

　　意外事件與“灰色地帶”

　　曹寇致力于揭示時代生活中最具體、最世俗、最庸常、最灰暗的一面。他的主人公通常是城市游蕩者、無業(yè)者、下崗者、農民工、小職員、中小學教師、失婚者。寫作對象潛藏在他的身體里，作家即是這些人中的一員。盡管曹寇筆下的人物都是低微者，但用當代文學中所謂的“底層文學”命名卻是失效的。對象還是那些對象，人物還是那些人物，事件還是那些事件，但寫作目的和閱讀感受卻完全不同。對于小說文本與現實之間的“互文”關系，曹寇拒絕道德闡釋的寫作姿態(tài)使當下文學批評中的某種通用價值判斷體系逐漸面臨挑戰(zhàn)。

　　《市民邱女士》寫的是城管人員的殺人事件。邱女士是誰？她是圍觀的市民，知道這件事情后她認為“城管太囂張了，領導要好好管一管他們”。邱女士的看法代表了對城管殺人事件的庸常理解。小說雖以“市民邱女士”為題，但寫的卻是與“市民邱女士”認識中完全不同的生活，小說寫的是年輕城管生活的平淡、懈怠、無聊，在這樣的生活中，殺人極為偶然。這是一篇切入角度獨特而刁鉆的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小說給人以強烈的現實感，事件以及事件本身在小說中呈現出的狀態(tài)是實在的，每一個正在經歷這個時代的人們都真切感受到了。敘述人和邱女士對世界的不同看法，導致了不同的故事：殺人者并不是邱女士們通常理解的飛揚跋扈者，邱女士們也根本沒有道德至高點可以倚靠——曹寇在他的小說里拒絕總結那種道德經驗。

　　《市民邱女士》完全可以把殺人視為“意外”，但小說的意義在于另有細節(jié)，這位年輕的城管在街上搶了老太太的菜攤又踢了兩腳，他心里內疚，回家告訴了父母。“結果是死一般的寂靜。他們沒有罵我。寂靜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父親借著上廁所的當口也裝作洞徹世界的樣子對我說：‘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吧，你也要注意安全。’”——自私、薄涼、損人利己，這些價值觀像水和空氣一樣在我們四周蔓延。曹寇意識到產生意外兇殺案的偶然性，還深刻意識到它的必然性。

　　《塘村概略》涉及的是當代人內心深處對暴力的狂熱。面對一個疑似“拐子”， 扇她嘴巴子的是丟失孩子的祖母；踢她的是有些瘋癲的被家庭虐待的老人駱昌宏；還有因為婚姻問題正郁悶、因為“我高興”便出手的少婦……沒有人認為自己那一腳是最重要的，也沒有人認為自己將對這樣的暴力負責，他們都認為自己的一腳是成千上萬腳中的一下，不會致人死亡。小說中，曹寇對人性有深入的識別力：年長警察老王對年輕所長不屑；謹慎青年警員張亮對老王的曲意迎合；沒上過大學的趙志明對大學生葛珊珊嗤之以鼻，而那些毆打葛珊珊的人也都各有人格缺陷。這些描寫全部基于小說家對人的另一種維度的理解。

　　曹寇的小說讓我們感受到世界是荒謬的、鬼魅的、無聊的，不僅因為人性本身，還因為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讀曹寇的小說使人深刻意識到，人是時代政治的產物，每個人物都帶有他們的時代標記。

　　非故事與非虛構

　　曹寇《屋頂長的一棵樹》中收錄了“非小說十則”，新作《生活片》中則更多是簡明的生活片段。村子里一位老人去世后大辦喪事，演出中既有煙火生氣，又有鬼魂共舞的感覺，像是一場搖滾演出；被我視為愛人的聾啞姑娘；一位叫棉花的女網友的交流；熱衷于教研員而不想調換工作的張老師……他們熱衷于比照生活書寫，廖廖數語，刻畫一個人的狀貌際遇，勾勒一種情境，一種現實，而非一個故事。

　　這樣的寫作讓人想到電影創(chuàng)作領域的紀錄片，以及使用DV拍攝的手法。《水城弟兄》取材自廣為流傳的真實發(fā)生的故事“七兄弟千里追兇”。作品呈現的不僅僅是偏僻之地的弟兄們?yōu)樗麄兯廊サ男值茏酚憙词值墓适卤旧恚�也呈現了兇手及受害人所居住的山村環(huán)境，那里的“窮山惡水”，那里的貧苦、荒蕪、寂寥。在當代中國，“非虛構”突然出現緣于寫作者強烈“回到現場”的寫作愿望，但當下流行的“非虛構作品”與曹寇的“非虛構”具有差異：前者顯然追求一種對現實的介入，其中有某種強烈的濟世情懷；后者的寫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們對小城鎮(zhèn)生活的忠實記錄，沒有濟世、沒有啟蒙，他們追求的是極簡、深刻、零度寫作。

　　但曹寇追求藝術性，這與他身上所保有的先鋒文學傳承而來的文學形式與語言的探索精神有關。因為這樣的追求，現實在曹寇筆下別有“詩意”：曹寇寫塘村時帶著某種幽默和溫柔的反諷，他的筆力深刻而舒展。借助這樣的寫作，現實與文本在這些作品中呈現了某種奇特的關系——文本為現實提供了某種鏡像，它是現實的一種反映，但這種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一比一的關系，場景和人物都體現了寫作者本人的視角。

　　這是躲避了“文學慣例”的寫作，這種寫作不依賴于強烈的戲劇沖突，而是致力于還原生活的本相，還原一個人眼里的世界、一個人眼里的生活。它固然是基于個人經驗的寫作，但并不是只關注個人生活的寫作。這是一種經由個人感受而切入現實的寫作，它客觀真切地呈現了“我”眼中的世界，毫無保留。但這種呈現同時也是有限度的和主觀的，敘述者并不隱藏這些。不過，這不是新寫實主義，他們顯然并不認同這樣的生活。這是在敘事者隱形態(tài)度觀照之下的寫作，他們以此消除對生活的平庸模仿。

　　“它既不是對世界原封不動的模仿，也不是烏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釋世界，也不想改變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這個世界。”《無邊的現實主義》中對卡夫卡與現實世界關系的分析某種程度上也可用在作為小說家的曹寇面對世界的態(tài)度上。也許人們會將這樣的寫作歸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影響，但這一代作家與新生代的不同在于，生活在他們這里說不上是被厭棄的，他們也缺少憤怒青年的激情。他們無意成為文化精英，他們似乎更愿意承認作為個人的灰暗和卑微，曹寇在采訪里多次自認是“粗鄙之人”，表明了他對敘述身份的想象。

　　作家是民族獨特記憶的生產者。每一代作家，每一位作家都在尋找他們面對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毫無疑問，歷史、革命等宏大話語在曹寇的小說中看不到，事實上，在上世紀70年代作家那里也幾乎是匱乏的，這是由成長語境決定的，這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迅速成長的一群人，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宏大話語早已遠去，留下的是生活本身，是現實本身。他們所做的、所能做的，就是寫出他們看到的生活、他們看到的現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作品必然是“歷史意識稀薄”的作品，也并不意味著這是主體性匱乏和令人失望的作品——如果讀者的歷史觀念不是斷裂而是完整的，他將會意識到，曹寇的書寫中包含了近20年來我們時代、社會和人的困境與精神疑難。

　　今天，如果我們追問一位青年作家對于當代中國及當代文學的貢獻，首先應該追問的是，在這位作家的文本中，是否潛藏有中國發(fā)生了什么、正在發(fā)生什么以及我們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什么的表述。不得不承認，在當下中國，人們內心中那些恐懼、痛楚、無聊、疤痕被深深銘刻進了曹寇的文字里。一方面是直接、赤裸、粗糙、眾聲交雜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是敘述主體對這種現實的反感、疏離和試圖掙脫，兩種相異的元素相互抵抗、相互照映，同構了曹寇筆下作為生活本身的庸常和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