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現實主義的“鐵”及其他

      http://www.fxjt168.com 2013年06月10日07:06 劉 汀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18)

        鄭小瓊,生于1980年,四川人。2001年到東莞打工并開始寫詩,曾獲“利群·人民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等獎項,并入選“中國80后作家實力榜”。代表作包括:詩歌《黃麻嶺》《鐵》《內心的坡度》,散文集《夜晚的深度》。

        詩與現實主義的“鐵”及其他

        □劉  汀

        機器和鐵是鄭小瓊的詩歌中被提及最多的兩個互為硬幣兩面的意象,也是許多評論家評價鄭小瓊詩歌時的核心詞語,它同樣是我描述鄭小瓊時首先想到的詞語。

        張清華曾在文章中寫到:“誰觸摸到了世界的鐵?誰寫出了時代的鐵?誰寫出了鐵的冰冷和堅硬,鐵的噬心和銳利,鐵的野蠻和無情?鄭小瓊。”鄭小瓊寫到了物質的鐵,更寫到了時代精神的鐵。機器本身就是鐵,人也是鐵,沉默的鐵。“我說,燒盡這些紙上詩句,這內心的激情/我只愿把自己熔進鑄鐵中/既不思考也不懷念的鐵”(《爐火》)。在她的詩里,鐵不僅僅是一個現實的象征物,還是一種對應物。如果對“鐵”的意象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就會發現鐵的后面隱藏著一種顏色,那就是暗紫的血色。鄭小瓊的詩就是失去溫度的鐵與血的混合物,鐵是質感,血是色彩。而她詩歌中的主體是工人,女性工人,幾乎正好是這個“鐵器時代”的鐵的對應物,女工與鐵的對峙形成了如下關系:冰冷對峙暖意,堅硬對峙柔軟,野蠻對峙文明,無情對峙溫情。

        現實主義的“鐵”

        盡管有著如此強烈的象征意味,但鄭小瓊的詩歌不同于只靠隱喻來結構詩篇的純現代主義詩歌,它的詩意和力量,在本質上仍來源于現實主義。或者說,這里的“鐵”是現實主義的鐵,而不是現代主義的鐵,盡管它存在于一個現代主義語境里。詩歌以記錄心靈史的方式記錄社會史,但要實現這一點,首先就要求詩人對現實既要有真正的認識,更要有書寫的能力。鄭小瓊對當代詩歌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她向其他詩人和讀者表明,詩人和詩歌再次掌握了書寫現實的能力。這種寫作,不是以理想主義的,也不是以頹廢主義的,更不是以無所謂主義的,它是一種“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有人曾擔心,這種基于現實的寫作會損害詩意,但鄭小瓊克服了這種困難,她向人們展示出,詩歌是可以既不損害詩意又如此及物、及人的。這是因為,鄭小瓊詩歌中的人都是具體的人,而不是象征的人,是個體,而不是集體;她所寫到的物是實在的物,而不是虛擬的物,是物體而不是概念。

        鄭小瓊早期的詩歌寫出了一種新的物與物、物與人之間的關系。《黃麻嶺》以一種不由分說的力量,把被忽視的打工者強行鑲嵌在了我們的文化版圖中,無論它是怎樣的存在,此后人們都無法再忽略它。她通過詩句,無意中定義了我們所處的時代。人行天橋:這是一個空間和位置,立于地上而又高于地上。整首詩采取了一種現實拼貼式的寫法,用密集如子彈般的意象射向讀者,達到暴露和反諷的雙重效果。在看似沒有邏輯的拼貼中顯露出現實的邏輯,也就是存在和現實本身。

        2011年出版的詩集《純種植物》是鄭小瓊最為個人化的書寫。在這部詩集里,她很少直接寫到打工、女工等主題,更多的是黑暗、關系、立場、重量、底層、個體、集體、女性一類的題目。這顯示出她抵達寫作高度的努力,也表明鄭小瓊并未被自己的打工詩人的身份所束縛,她希望在更高的層面上來思考和書寫生活。她的努力,首先是對自我的挖掘,是她對自己身份、思想和形象的一次全盤清理。作為書名的“純種植物”這個意象,與其說是對女性打工群體的命名,不如說是鄭小瓊對自我形象的指認。“自由是一株/純種植物  拒絕定語的雜交”。也可以說,鄭小瓊在這部詩集里構造了自己的整個精神世界,她關于個體所遭遇到的自由、責任、痛苦、迷惘等種種重大事件的認識,是這個精神世界的鋼筋水泥。這種對自我的全面、深刻的認識和了解,成為她寫作深入的必要前提。在這本詩集里,鄭小瓊開始采取一種舉重若輕的策略,她仍然要寫“重”,但卻調整了方式。比如在《蚓》和《火藥》中,詩人使用了同一個意象:駱駝穿過針孔。《蚓》的第一句就是“駱駝從針孔間彎曲而過,歷史從管制中逶迤而行”;《火藥》里則是“閃電在追問天空 駱駝正穿過針孔”。駱駝穿過針孔,這句來自《圣經》的話,本意說駱駝穿過針孔的困難,但在鄭小瓊的詩里,駱駝從來是穿過了針孔的,這正是她的詩學奧秘。

        從自我之詩到她們之詩

        我愿意用更多的篇幅來談她最新的詩集《女工記》。《女工記》的開篇和尾篇,應該被重點審視,這一頭一尾是鄭小瓊以詩的方式所做的宣言。開篇為《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時間的碎片 塞滿女性體內洶涌的河流……這么快老了 十年像水樣流動”。尾篇是《女工:忍耐的中國鄉村心》:“你曾清澈的眼神/像另一條被污染的溪流 迷茫而渾濁……這一切 都讓你用一顆中國鄉村心忍耐”。我以為,鄭小瓊強調了鐵與血時代的另一個隱含背景,那就是鄉村。當評論家和讀者們以“打工文學”來指認鄭小瓊的詩時,往往會忽略內里的“鄉村”這個背景。對于打工者而言(也就是對于鄭小瓊而言),城市只是一個側面,一個正面應著的世界,在他們身后還有著更廣大的鄉土中國。每一個打工者背后都鏈接著一個家庭、一個村落。因此,《女工記》看似在寫打工者在城市的遭遇,實際則是在寫打工者在鄉村的命運,她們的起點和終點是相同的。鄉村人離開故土,在卡座上消耗掉青春,最后帶著病體心傷返回鄉村,忍受了一切。這也正是當下中國的現實景象:城市在飛速地發展,鄉村卻在加速淪陷。

        女工,被現代工業異化成一具具塞滿毛絨、銹鐵和塑料的身體。在鄭小瓊早期的詩中,隨處能看見詩人自己,她的情緒、疼痛、無望。詩人是一面鏡子,世界都倒影在鏡面上。比如在《非自由》里,詩人寫到:“我的恐懼來自于黑暗的巨手/它們不知何時,何地伸出來?在不可能預想的時刻,它似蛛網糾纏著你”。這是一顆敏感的心靈,初次覺醒,并且初次被世界沖擊時壓抑的痛苦。但同一時期,詩人就透露出了要沖破“自我”,寫大寫的“他人”的渴望。不妨說,一開始,詩人以“她們”來寫“她”——那個自己。但到了《女工記》,“我”變成了“我們”,“她”變成了“她們”。她所寫的,不僅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且是更為沉默的那一部分,“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名字是對個體在世界中位置的定義,而工號數字,只是把工人鑲嵌在整個機械工業的鏈條之中。本雅明曾論述,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品失去了它最神秘最重要的“光暈”,他大概不曾想過,現在,連操縱機械的人也同樣失去了作為人的“光暈”。鄭小瓊寫出了這一點,她的不同在于,她并非如其他人那樣只是批判這個以鐵為象征物的工業時代,而是更具體,她的批判鋒芒指向了人自身。

        《女工記》回歸到樸素的書寫:她們的名字(不是編號)、她們的身世、她們的情感、她們的疼痛、她們的訴說、她們的未來。詩人摘出女工人生的許多個節點,每一個節點也就是一個傷疤。《女工記》在某種程度上是鄭小瓊詩學技術的“后退”,她詩歌中的隱喻、象征等修辭手法變得直接、簡潔,一眼就能看透。但這也正顯示出鄭小瓊的成熟,因為她寫的不是自我之詩,而是她們之詩,女工的人生只能對應到簡潔、直接的生活,而非哲學化的詩意。也可以說,《女工記》不是要在社會學、哲學或者更廣更深的層面上來寫全人類的生存,而只是寫鄭小瓊所看到、遇見和了解的這一群女工。這里的成熟意味著鄭小瓊已經完全清楚了自己的寫作對象、素材和表達方式之間的邏輯關系,而不是憑著詩人的熱情和沖動去寫作。

        《女工記》標志著鄭小瓊的書寫已經從完全自我中跳脫了出來,不是把自己從女工中分離出來,反而是更好地融入了進去。但作為寫作者,僅僅有情緒是遠遠不夠的,僅僅表達自己的情緒也不夠,還需要能代替所有女工之外的人來看見她們。因此,從這個意義上,鄭小瓊的詩不但承擔了詩的功能,還承擔了攝影機、報紙和電視臺的功能,她讓我們看見一個個女工的靈魂。不向人類的靈魂進發,就永遠只是時代的記錄者。我們從這部詩集中看到,鄭小瓊在詩歌寫作上不僅枝干日趨繁茂成熟,根也越扎越深,她從未想過脫離土地,正是由于這一點,使她面對境遇上的改善、思想上的變化、技巧上的成熟時,仍保證了她詩的純度和力量。也可以說,她寫得越來越從容了,也越來越深刻了。對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人物,早期的鄭小瓊精準地表現它們,但現在,她是在深入它們;早期是超聲波顯影,而現在,則是切片檢測;早期“她”是在寫“她們”,而現在,她是作為“她們”在寫作。正如鄭小瓊在后記中所寫:“我覺得自己要從人群中把這些女工掏出來,把她們變成一個個具體的人,她們是個女兒、母親、妻子……她們的柴米油鹽、喜樂哀傷、悲歡離合……她們是獨立的個體,有著一個個具體的名字,來自哪里,做過些什么,從人群中找出她們或者自己,讓他們返回個體獨立的世界。”(《女工記》后記)

        傾向悲劇的詩歌寫作

        整體上,《女工記》的骨子里仍然充滿絕望和悲觀的氣息,因為看不到女工們的希望,盡管她們仍然堅持努力生活著。我們可以說,鄭小瓊用樸素的傳記式的詩,寫出了現實的悲愴和荒誕,無奈與掙扎,而這些,正是當下中國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它也因此與現實之間、與現實的不被看見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張力,張力的一部分是滿溢的詩意,另一部分則是詩人悲憫的心。

        不論是否完美,鄭小瓊在這個時代初步實現了詩歌對“史”和“實”的責任,她證明了當下現實主義寫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是鄭小瓊的寫實比其他人更深刻,或者更高妙,而是她在別人都選擇追問高蹈的生命、哲學、意義、價值等問題時,她則堅守著對普通人生存的書寫,這既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文學觀念,甚或是一種寫作道德。鄭小瓊以當下稀缺的方式正視我們的現實,她來自底層所有固有的謙卑使得她的寫作真實,而且真誠。鄭小瓊的詩歌始終保持著一種“在場感”,在她的詩歌里,詩人是在場的,底層打工者是在場的。這種在場感讓每一首詩都顯得踏實、有力、真誠。因此,雖然她的部分詩歌在藝術上有著種種的缺憾,但她的詩都可以判定是真正的詩。因此,并不存在詩人鄭小瓊和工人鄭小瓊,二者是同一的。

        從鄭小瓊的幾部詩集看,我以為,她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發的寫作,自發向自覺過度的寫作,自覺的寫作。現在,鄭小瓊無疑已經前進到了第三個階段,但這只是開始,進入自覺的寫作階段,既是對寫作努力的必然獎賞,同時詩人也將面臨被自己綁架的危險,這危險可能來自趣味、知識和視角,也可能來自詩歌之外的社會身份。這是繆斯女神的公平,她天然地決定了,要成為偉大的詩人,寫出偉大的作品,就必須承擔不斷自我改造的苦役。說到底,詩歌和文學,更傾向于是悲劇的藝術而不是喜劇的藝術,過于安穩的內心,毫不焦灼的靈魂和自我封閉的精神,必然只能導向一種平淡、安全、自以為是的詩學。作為讀者,我對鄭小瓊的詩懷有更高的期待,并且相信這期待是現實和值得的。她不會停留在現在的成就上,但前進需要更多艱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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