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先鋒派”

      http://www.fxjt168.com 2013年06月03日08:06 李德南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16)

        王威廉,祖籍陜西戶縣,1982年生于青海省海晏縣。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獲救者》,中篇小說《非法入住》《合法生活》《無法無天》《內臉》《沒有指紋的人》《第二人》等,短篇小說《倒立生活》《辭職》《信男》等。

        新世紀的“先鋒派”

        □李德南

        這一年多以來,連續讀了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感受是復雜的。我既反感一些批評家對“80后”文學進行同質化的處理,把它看作是鐵板一塊,又為同代人寫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感到擔心。不少年輕作家有著一流的文字感覺,在敘事上也訓練有素。可惜他們大多在走一種“小清新”的寫作路線,耽溺于個人的一得一失,缺乏寬廣的精神視野。他們所表達的經驗,自然是細膩的、切身的,卻無法與生活中那些尖銳而復雜的現實發生關聯,也無以激發我們對未來生活的想象。我想這種寫作的意義,終歸是有限的。

        也正在這樣一種語境中,我越來越重視王威廉的作品。他本身具備相當的哲學素養和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一直試圖在現代性的層面上進行激進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形式實驗,稱得上是新世紀的“先鋒派”。

        直面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王威廉的小說大多有共同的主題:觀照現代人深淵般的境遇,著力展現他們在絕境中的困惑與抗爭。《非法入住》以不無荒誕的手法展示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小說里所寫的大多是“下層人”,只能在小得可憐的空間里暫時存活。為了贏得一個棲息之地,他們使出渾身解數,甚至不惜霸占別人的生活空間。《內臉》則在權力與身份、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上用力。小說中的“你”在工作的過程中越過了與女上司應有的界限,進入了人生的幽暗之地。權力和身體的交織、控制與反控制的交替,肉身層面的存在與精神層面的虛無,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再也無法截然分開。自我存在的不確定性在小說里得到了極大的展示。

        《沒有指紋的人》也是一篇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藝術水準的作品。它的著眼點在于當下,意在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技術化的時代進行批判與反思。小說中的“我”從小就沒有指紋。他的父母曾經認為,指紋并沒有什么用,沒有指紋“不痛不癢,又不是少胳膊斷腿了,連個感冒咳嗽都算不上”。不幸的是,科技發達的社會卻把指紋看作是人的一個主要特征,并以此為基礎制造了許多新玩意兒:單位執行考勤制度要用最新款的指紋識別打卡機,汽車可以安裝方便快捷而又保險的指紋鎖,銀行有指紋刷卡機,連錢包也有用指紋才能打開……當指紋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時,“我”的存在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我”甚至認為,沒有指紋的人就是這個社會的隱身人,根本是不存在的。在小說的結尾,“我”所能想到的出路是:剁掉自己沒有指紋的雙手,然后去醫院移植一對死人的手。這樣的書寫有些極端,卻也真實地呈現了現代社會的風險。

        《聽鹽生長的聲音》則涉及工作對個體生命的消極影響等問題。這篇小說里的敘述者“我”和他的同學小汀分別在鹽場和煤礦工作。“我”初來鹽場之時覺得難以適應,只好借寫歌詞來度日,后來還在這里經歷了許多不幸:太太流產、和同事老趙一起借醉消愁,老趙又跌落鹽湖,意外死亡……于是,“我”開始拒絕酒精,對置身其間的鹽湖也開始有深深的恐懼。耐人尋味的是, 在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自我說服后,“我”和小汀對待鹽場和煤礦的態度,最終都經歷了一個從極其厭惡到開始接受、慢慢喜歡到極度迷戀的轉變。

        王威廉的以上小說大多有很強的先鋒性和實驗性。他的短篇小說《秀琴》《大姨》等卻一改激進的面貌,有意回歸中國文學現實主義的寫作傳統,向魯迅及其所代表的鄉土小說致敬。

        《秀琴》和魯迅的《祝福》有著相似的敘事結構,從某種意義而言,秀琴和祥林嫂也同屬一個精神譜系。《秀琴》以極其簡潔有力的筆墨勾勒了一個鄉村婦女的生命史,將個體的生命史和鄉土世界的變遷放在一起進行探究與考察。秀琴和祥林嫂以及她們所處大環境的同一與差異,恰恰說明了鄉村世界的常與變。她們都來自鄉土世界——那個既藏污納垢又充滿勃勃生機的地方。她們品性善良,卻不斷地遭遇不幸,陷入深淵般的絕境。在祥林嫂生活的年代,鄉村世界雖然也受到外界的沖擊,卻仍能自成一體。將祥林嫂逼入死路的,是封建迷信、苛嚴的禮法、看客的冷漠。這其中蘊含著魯迅對傳統中國的激烈批判,這種以“國民性”為著眼點的批判,實際上也隱藏著當時對現代性的一種向往。而對于秀琴來說,時代早已不同了,現代性已經交織在中國大地上,她的悲劇命運卻與祥林嫂殊途同歸。秀琴的不幸既與宿命般的偶然性相連,也與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有關。在秀琴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的時代,鄉村無法躲開城市的影響,必須依附于城市,成了“文明”的“他者”,成了某種“社會進化論”的末端。為了過上好日子,秀琴和她的丈夫寶魁選擇了入城打工——在寶魁看來,這是他們和他們的后代過上幸福生活的必經階段、必然選擇。可他們的經歷證明,這是一場充滿風險的悲傷旅程,秀琴最終只能獨自作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失敗者重新回到鄉村。她的光彩與明亮在于,她的勝利就像《老人與海》里的老人一般堅守著自己的內心。她的生命職責成了替死去的苦難者活著,成了守護苦難的一種隱喻。

        多樣的敘事實踐

        在王威廉那里,小說儼然成了思想歷險的方式,而事實上,他的小說在形式和技藝層面也有非常多樣化的嘗試。

        《辭職》和《聽鹽生長的聲音》的主題都涉及工作對個體生命的消極影響這一問題,不過,這兩篇小說卻有著不同的表達形式。《辭職》的主題是在相親以及“我”和鸛的交往中綻露的。《聽鹽生長的聲音》里的人物有著更為開闊的生存背景,因此小說也表現出一種新的美學形式。小說里的很多事物和人物都有著或明或暗的關聯和對應:鹽場是一個“過分光明的世界”,煤礦則是一個“過分黑暗的世界”,它們都是生存的絕境。“我”和小汀來自兩個世界。他們的相遇,其實也是兩個世界的相遇。“我”和金靜都近距離地見識過死亡,為罪與悔、信與疑所困擾。所有的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一種絕境敘事。生存背景和人物角色的選擇都是極有意味的。這使得小說本身不再是對生活的簡單再現,而意味著一種形式和秩序的建立,一個審美世界的形成。

        在一篇小說中建立“明與暗”、“生與死”等二元式的框架很容易讓小說的思想意向變得單一,這是現代小說的大忌。好在王威廉對此有警惕,他的小說雖然在這種二元對峙中展開,但他的筆墨卻更多地落在那些曖昧地帶上。他注重書寫人物心理的幽微轉折,為了充分揭示人與事的復雜,甚至會在同一部小說中進行主題的并置。《無法無天》有意揭示單位內部的“潛規則”,同時也寫人性內部復雜的一面。若只寫官場或單位內部的黑暗,小說的力度會大打折扣。把兩個主題并置在一起,小說自然就有了不一樣的深度和張力。

        對隱喻的重視也是王威廉小說的一大特點。《我的世界連通器》中的“我”是一位“對日常生活有些障礙”的“思想型人物”。他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因和新領導同名同姓而讓領導覺得很不高興,借故把他調到倉庫工作,讓他“和老人、老鼠以及灰塵待在一起”。此后,他經常順手牽羊地把倉庫里的一些積壓書帶回家,過著宅男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和隔壁的女孩顏如水認識了,這種單調而平靜的生活才被打破。每次和女孩做完愛,她都會從書架上帶走一本書作為紀念。這種關系維持了一段時間后,女孩終于還是離他而去,他的生活開始變得焦灼。有一天,他家里的舊空調燒掉了,墻上留下一個洞口。自此,他和世界的更多關聯則主要通過這個洞口來完成。

        “我的世界連通器”,既可以說是書,也可以說是這一洞口。這中間的隱喻也是極有意味的。昆德拉曾經說過,他個人并不看重作為修辭方式的隱喻,而更看重小說的思維功能。也就是說,隱喻可以成為“一種在突然的啟示下把握事物、處境和人物不可把握的本質的手段”。王威廉對隱喻的運用,顯然也與此暗合。和邏輯、推理相比,隱喻作為一種認知方式,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點。對于小說而言,借助隱喻來把握人物及其處境顯然是明智之舉:隱喻可以給出意義指向,這指向卻又非完全確定的。這可以為小說保留一個相對性的空間,讓小說有所建立,同時又保持開放的形態,成為思與詩的聚合體。

        可讀性與深刻性并重

        王威廉的小說,雖然一貫強調思想探索,卻也不曾忽略可讀性。他的小說有嚴肅的思想探索,又經常會借鑒很多通俗小說的寫法,努力讓小說的樂趣和復雜性并行不悖。

        這種小說精神,其實也是西方很多現代、后現代小說家孜孜以求的。博爾赫斯、艾柯都有過類似的寫作實踐。艾柯的《玫瑰之名》既借用了偵探小說的創作模式,又對很多深奧的哲學、文化問題進行探討。在王威廉的寫作中,類似的敘事實踐也不少:《市場街的鱷魚肉》借用了科幻小說的框架,《無法無天》讓人想起官場小說,《第二人》的寫法對偵探小說多有借鑒,《獲救者》則以冒險小說作為外殼。

        就情節而言,長篇小說《獲救者》主要寫“你”、眉女、胖子這3個年輕人在一個炎熱的下午誤入地下世界塔哈,由此而開始了一場歷險。與其說這是一場行為的歷險,毋寧說這是一場思想的歷險。這些思想本身,成為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幾乎成了小說的主人。因此,《獲救者》所真正在意的不是冒險的故事,而是試圖將冒險世界引入小說,通過引人入勝的情節,使得讀者相對輕松地面對各種思想上的難題。

        王威廉還特別偏愛使用第二人稱。《獲救者》《非法入住》《內臉》等作品都是借用“你”來展開敘事。從敘事倫理學的角度來講,第二人稱敘事要求讀者有一種“代入感”,要求讀者自覺地、主動地進入虛擬的文學世界,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可是,每個讀者都有其獨特性,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又總是與個人的具體存在處境有關。每個人都可能從他們的經驗出發來提出質疑:憑什么你認為這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認為這就是我的想法?憑什么你認為世界就是這樣而不是以其他形式存在?有時候一個句子、一個細節、一次詛咒或頌揚,就足以瓦解一切,毀掉全部。正是考慮到這種種難度,敘事作品通常會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來切入。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基礎上所簽訂的敘事契約更容易讓人接受:它們假定這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而不一定就是“你”的故事。因此,在一部小說中用第二人稱,實在是一種很冒險的行為。但是,在讀完《內臉》之后,我覺得,王威廉的處理還是成功的。這可能既與他堅持用平等對話、“用一顆心靈去理解另一顆心靈”的態度有關,也是因為他把握到了現代生活中“主要的真實”。比如他在《內臉》里寫到的上司與下屬之間的那種權力關系,還有每個人在表面的風光背后的那種無力感,都帶有普遍性。這可能也是人心里最隱秘、最不愿意公之于眾的部分。這種敘事方式的使用,也構成他個人的敘事美學的一大特征。

        在以往的創作說中,王威廉習慣以實寫虛,把思辨糅合在情節里。不管是在對個體內心世界的突入,還是對現代生活結構的考掘,王威廉都走得比許多同代作家要遠得多,個人的敘事美學也已見端倪。也正是這種執著于思想探索和形式實踐的熱情,讓我對他的寫作抱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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