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還是狐貍？

　　很多年前，李敬澤老師主編的短篇小說集《一個人的排行榜》序言里的一段話讓我琢磨了很久：“以賽亞·柏林曾引用希臘佚名詩人的殘句論述托爾斯泰，那句詩是‘狐貍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本意或許是，狐貍詭計多端，靈敏善變，但刺猬不動，它只需張開它的銳刺；面對世界，刺猬掌握了一種終極的解決方案。”

　　刺猬和狐貍的區別，是否也可以用來理解長篇和短篇？

　　我固執地認為，長篇之所以成為長篇，不僅要“長”，還要對世界有刺猬那樣“終極的解決方案”。這“終極的解決方案”，就是作者用以考量世界的標尺，是對世界全盤性的思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無論在《罪與罰》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里，他都在思考：如果上帝死了，“罪與罰”如何可能？如果沒有這樣的立足點，那么，長篇只是長而已。短篇不同，因其“短”，它沒那么大的負擔，它無需對整個世界發言，看清一時一地的風景足矣。它盡可以單槍匹馬，輕裝上陣、行蹤不定、聲東擊西、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曾經有記者問我，很多作家都會為自己的寫作找一個“根據地”，福克納有約克納帕塔法、魯迅有魯鎮、莫言有高密東北鄉、蘇童有楓楊樹鄉和香椿樹街。很多“70后”、“80后”作家還在不斷建構這樣的“根據地”。我是不是也要給自己弄一塊呢？我說，不，堅決不！這樣的“根據地”已經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塊，無非是鸚鵡學舌，我寧愿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對身處的世界，我還遠沒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腳的、且完全屬于自己的考量標準。這世界實在太大、太復雜，我只能一點一點地了解它。在成為刺猬前，得先成為狐貍——當然，對寫作來說，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哪一個階段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說，長篇并非天生的高于短篇。就像我們不能說人的一生中老年比壯年更有價值，也不能說壯年比青年更有價值。

　　但也不可否認，老年的生活是由壯年決定的，壯年的生活是由青年決定的。我以后的寫作能達到怎樣的程度，也是由我現在的努力決定的。

　　在我即將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中，最早的《滾石河》完成于2008年3月11日；最近的是《冬將至》，完成于2012年8月24日。從背景上說，這些短篇有鄉村背景的、有小鎮背景的，也有城市背景的。但我實在不愿以此來劃分小說，這樣的劃分方法讓人感覺寫鄉村的小說是一類，寫城市的小說是一類，寫城鄉結合部的小說又是一類。這么說來，小說就這么3類？嗯，還應該加上寫海洋的一類、寫山頂的一類，寫外太空的一類？真是好笑——這是地理分類，不是小說分類！

　　這么說，好像自己的小說多么變化多端似的。其實，在別人讀來，可能它們都差不多。可不管怎么說，這是我為認知世界做出的努力。我還沒能找到一個足夠獨特的觀察世界的視角，現在，我就想三心二意、見異思遷、心有旁騖、多多益善。

　　這么寫會不會太沒風格呢？要知道，擁有可識別的風格往往是一個寫作者成熟的標志。但我一點兒不擔心這個。一來，我不愿意也不可能這么早就“成熟”，我寧愿懷著好奇，多走幾條路，哪怕走的是冤枉路。二來，這些小說再怎么不同，都出自“我”。“我”是有限的，它們的變化必然也是有限的，有限的它們映射出有限的“我”。就像世間萬物千差萬別，卻都出自上蒼之手。上蒼創造萬物，也在創造自己。(甫躍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