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世紀”中的獨特成員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7)

　　戴來，生于1972年，江蘇人。發表長、中、短篇小說200余萬字，曾獲2002年首屆春天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短篇獎、第十一屆莊重文文學獎等獎項。部分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介紹到國外。代表作有：《茄子》《準備好了嗎》《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練習生活練習愛》等。

　　“她世紀”中的獨特成員

　　□吳  萍

　　人們慣于以作家的出生年和性別為標尺分出群屬，提及“60后”小說界的領軍者會想起先鋒派的格非、蘇童或余華等人，進入“70后”，我們猛然發現“他世紀”到“她世紀”的裂變，發現她們的“房間”很擠，住著盛可以、魏微、魯敏、朱文穎、戴來等女作家。

　　這群經歷不同、性格殊異的女作家，剖開了各自掌握的人心秘密和生存經驗。我們難忘盛可以的鋒利、魏微的溫樸和朱文穎的女性風。同屬于“她們”的戴來以獨特的敘事風格和反常規的視角為自己在“70后”群中爭得了一席之地。

　　婚姻是一個戰場

　　誰能像戴來這樣癡迷于不停地講述一樁又一樁失敗的婚姻？《在床上》中的老張和張秀美、《在衛生間》中的老葉和王娟、《給我手紙》中的岑晟和劉逸梅、《向黃昏》中的老童和陳菊花，或是《隨便吃頓飯》里的安天和做政治老師的妻子等等，每一對婚姻都是非典型的失敗案例。他們中多數早已歷經了激情燃燒的歲月，徒留晚年仍舊不依不饒的猜忌、嫌惡、怨懟甚至敵視。而那些還未經過歲月淘洗的年輕婚姻，就像《緩沖》中的卞通和麥潔或《粉碎》中的古天明和馬昕，前一對因缺少“一定要結婚”的勇氣最終分開，后一對因“性”之困而瀕臨絕境。

　　戴來的諸多小說都直達“婚姻”主題，即“婚姻是什么”，對此，她有過很多種殊途同歸的表達。《給我手紙》中，岑晟意識到這場婚姻還得維持下去，因為他已被判有罪，所以得戴罪服刑下去。《向黃昏》中，陳菊花心里道：“什么少年夫妻老來伴，在一起更像是一對仇人。”同樣，《在衛生間》里的男主角老葉對自己說，就只當在陪護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戴來的意思不就是蘇格蘭詩人斯蒂文森的那句“婚姻和人生相似——它是一個戰場，而非安樂窩”。

　　有評論家說戴來像個“穿白大褂”的，一支筆有著柳葉刀的鋒利和冷酷。正是這把刀輕輕地劃破了“美滿婚姻”的面紗，讓我們一眼瞅見婚姻的暗啞和沉重。而令我心驚的是，撇開年輕人的婚姻不論，為何戴來故意濾除了“夕陽紅”景致中的一抹溫情？采用如此極端的刻畫，戴來將一對對夫妻逼進了猜疑和怨恨的死胡同，誰又將承擔起溫情和美好的想象呢？只有走進小說的深部，我們才發現了《向黃昏》中的小趙、《在床上》里的王芳、《在衛生間》里的守公廁的女人以及《給我手紙》里的汪菁等等。這般與家中“母老虎”相背馳的女人們成為了那些失敗男人的豐麗鮮活的想象。這些在小說中居于配角的女人，本質上不輸那些強勢的妻子們，是戴來締造出的另一種婉媚的女性形象。塑造這一撥“真女人”時，戴來的筆端露出了少有的柔情，她知道是她們慰藉了老葉老童們絕望的心，她們是死灰生活中的一絲水桃紅。

　　婚姻作為一個圈柵，始終不能鎖住“愛情”這樣的精靈。戴來認同的愛情的原發地帶只能在婚姻的圈外。《返鄉》中的父親對吳秀芝失魂落魄，《粉碎》里古隨恒帶著嫂嫂林芹一路私奔，前者是少男愛上寡婦，后者是叔嫂戀，兩種皆得不到承認和祝福的愛情戴來寫來真是百轉千回，迸射出熾烈的愛情之光。在戴來筆下，愛情是充滿活力的、高亮度的，充滿了顛覆道德或人倫的力量。而“婚姻”儼然成了一種藏污納垢的死物，不知不覺中蒙上了一層層歲月的蛛網。

　　男人、衰人或邊緣人

　　“70后”作家群里，懷舊的魏微以童年、成長和故鄉構筑了小說的“鐵制三角”；盛可以早年闖江湖中獲取的冷熱經驗，或隱或現地呈現在小說人物身上。對一直閑散在家的戴來來說，小說中的故鄉幾乎被遮蔽了，而相對貧乏的女性社會經驗也很難被植入小說。她特別將偏執的目光投向了都市一隅那些失敗男人身上。

　　男人中有人名叫安天、卞通，叫古天明，或者是老童和老葉。他們年輕或年邁，卻都是衰人，不離“邊緣人”的身份，臉上烙著“失敗者”的黥印。他們活在陰霾籠罩的城市夾縫中，徒有撲擊生活的小行動，卻每每落得黯然繳械。我們一個個挨近他們，聽到他們的喟嘆，也摸到了戴來懷中溫柔的憐憫。

　　《后來》中的“我”在婚姻中受制于悍婦王馨，成了一個連兒子都可譏諷的窩囊廢。一次，“我”被有錢人老劉約去吃飯，在與王馨的電話聯系中“聆聽”了妻子和老劉的偷情。戴來冷靜地講述了“我”這遭離詭而齷齪的故事，并未發出一聲道德判斷。小說末尾“我”的話顯得出奇平淡簡短：閉上眼快點睡著。戴來省卻了意料中的咆哮和怒吼，僅以睡眠平息了“我”內心的軒然大波。這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揭露了“我”的怒與不怒在本質意義上的相同。“我”知道爭亦枉然，生活依然暗淡地行進下去，“我”終也洗不掉臉上那丑陋的“失敗者”標簽。

　　也許隱含了“安天樂命”的意思，戴來筆下的很多男主角都叫“安天”。這個倒霉蛋先走進《隨便吃頓飯》中，莫名其妙地跟一個無趣的政治老師結婚，在情人余玲那兒吃了閉門羹后又莫名其妙地強奸了女學生。他還走進《返鄉》，在被迫先得捋順父親和母親、情人以及紅顏知己等復雜關系后，似乎也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致命的索然。安天還進入了《別敲我的門，我不在》，未婚并有一個名叫蓋蘭的溫柔情人，可是缺少建設婚姻的勇氣。此外，他的腦子還嫁接了哈姆雷特式的問題——“離或不離”似乎成了他的事。他整日渾噩，不能成為自己的主宰。三個安天，個個無從逃脫孤獨的追殺，被生活荒唐地錯置，混茫地陷入他者的關系中，來不及清理內心的垃圾和殘渣。

　　這些男人年輕抑或年邁，戴來一一給他們文身，那是一道道錯綜晦暗的刺痕，淋滿了鮮艷的血珠，這滾落的血珠凝結了心底殘存的不甘和桀驁。他們有情人或妻子，卻無法驅散彌布于心的孤獨和惶惑，他們有時是人，卻不得不在某個時刻變成人群中的幽靈，飄移在暗色的都市深處，單薄而無力。

　　為何垂心于失敗的男性形象，遠離女性的自我抒寫，戴來有著自覺的表達：“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視角，對我多少有點挑戰性，給我留的想象空間也更多一些，寫起來覺得更愉悅，你會覺得你在創造這個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當中的，甚至不是你經驗當中的。”如此解釋，戴來塑造的“安天們”也許大部分得益于強悍的想象力了。可是憑借想象的翅膀能飛多遠？

　　簡約繁巧兼并的敘事風格

　　《在床上》的開頭寫到：老張不無厭惡地推了推身邊體積龐大的朱秀美。這是暗示性的小說開頭，老張“厭惡”的不僅是朱秀美，更厭惡這遙遙無期的婚姻。“體積龐大”并不單純指向妻子的肥碩，而是指向了婚姻這具牢籠之大，不是他能搬得動的。小說以此掀開了這對婚姻的來路：老張無數個失眠的夜晚，以及黑暗中騰升的欲望——王芳。他搖擺于滿足欲望的懸崖邊緣，就在縱身一躍時卻遭受王芳“嗚咽一聲”的拒絕。這一聲猛地驚醒了老張的綺夢……他不得不把手伸向了妻子的水桶腰。

　　《在床上》講婚姻是如何把人拖垮的，也同時討論了老年男人的情欲問題。故事和人物單一，戴來的巧妙在敘事的角度：以一種回溯的姿態去觀察老張的婚姻和從前。她融裹了傷感、溫暖、曖昧以及隱隱齷齪的情緒，帶給讀者觀影般的視覺感受，一眼就撞見那個膽小怕事、欲望殘存、唾棄婚姻又心有顧忌的老張。

　　作為姐妹篇的《向黃昏》也將目光聚焦到老童和陳菊花的婚姻現狀。陳菊花斷然阻止了丈夫伸過來的那雙手，澆滅了老童的欲念也挫傷了他的自尊。和老張一樣，老童也非家中的掌權者，那個曾做過副廠長的妻子許多年后還不舍得褪下“女強人”的外衣，成了老童心意壓抑的死結。精神肉體皆得不到釋放的老童終于把眼神移到屋外那個姿色猶存的小趙身上。他看著小趙跳舞，陪她一起逛超市，心里獲得久違的滿足和慰藉。小說結尾，老童和小趙在嬉笑的路上撞見了陳菊花，對方沒有停留，頭都不回地朝著老丈人家奔去。一個活在自己世界無視枕邊人的陳菊花，真是看得人背脊生涼。

　　這篇小說是老年夫妻的生活鏡面，上面布滿了污濁和斑點，照見人心的凄涼，而對于婚姻中人亦如棒喝，你退休后會像陳菊花一樣了無溫情嗎？你老了會像老童一樣，最終把余存的熱念投到實際離得很遠的“小趙”身上嗎？

　　情節簡潔、敘事沉穩的確讓這篇《向黃昏》賺得高分，而潛于其中的有關婚姻和人生的哀感才真是讓小說高格調的關鍵所在。

　　除了《在床上》《向黃昏》以及《后來》這類不少篇制短窄意蘊深邃的小說外，戴來也寫出了《愛人》《粉碎》等結構繁巧角度多端的小說。

　　得讀上兩遍方可理清人物關系和情節轉合，這大概是很多讀者閱讀戴來中長篇小說的共感。《愛人》中的人物有：小蕓、我、馬力(陳力)、小蕓的“法國男友”、陳晨、柳自全、左青云等人。一個中篇的轄地里有了這么多人物，的確考驗讀者的耐心，而戴來略帶荒誕的敘事更模糊了閱讀的清晰度。大概讀完兩遍后，你才會發現“愛人”之標題就是一個主標，引領讀者去觀察各種形式的“愛人”關系：小蕓和模特、我對馬力、馬力對親妹妹等等。

　　我以為操作這樣復雜中篇的心力抵得上創作一個小長篇。小說中人物情節的安排無處不奇巧，體現了戴來沉穩而精明的把控力，她特別讓那些生活中的意外顯得不那么意外，使境遇中的荒誕顯得又不那么荒誕。她讓小蕓愛上一個無生命的模特，讓“我”癡迷馬力，讓馬力愛上親妹妹，在快要溢出大家認同的現實經驗時竟還是讓我信服了。

　　若《愛人》尚不能切近戴來的那種繁巧的風格，那么《粉碎》庶幾可視為一個網狀敘事結構的典型案例。主角古天明偶聽電臺節目，找到當年離家的叔叔古隨恒，繼而認識了叔叔的紅顏知己盧小惠以及叔叔和母親林芹的兒子小山等一群人。此外，古天明的生命里還有鬧離婚的妻子馬昕、“舊上司”情人、為自己做鼻子的顏醫生等。應該說，這部小說的戲劇性滿足了每一雙獵奇之眼，是一部戲中套戲的作品。戴來撐開了一張大密網，讓每個人物各據自己的網眼，卻又不得不與另外網眼中的他發生關系。好在戴來有駕馭力和想象力這兩柄“利器”，用無數偶巧的情節和多維度的表達最終勾連起小說的鏈環，讓小說看起來奇情別生跌宕起伏。

　　讀戴來的人很容易發現其小說簡約與繁巧并蓄的風格，我尤其心儀她的簡約。《后來》或《向黃昏》的凝練和克制，讓我想起戴來也深喜的雷蒙德·卡佛，盡管她不至于那么冷冽。而對繁巧的結構，我則保留一些看法。小說結構素來是評論家熱議的話題，有人主張簡單，有人主張繁復。回到戴來的文本中，我們不難發現她過分傾重多角度敘事和復雜結構，而作品最終不免為其所累、所傷。奇情或意外的發生可做小說情節推進中的花絮和點綴，不斷運用卻會使小說失掉韻致和可信度。讀者閱讀過程中難免會產生混亂的心理，總要花心思去理清各種人物關系，思味偶然性事件在現實中的“發生率”，這消耗掉現代讀者的不少耐心，可能會讓讀者走上舍內容取形式的偏路。

　　近年，重返蘇州的戴來坦陳正嘗試換角度看社會，準備對原有的寫作做一種突破。出于此，她這幾年在創作路上有了“停佇”，這可能是小說家人生中的某個階段。究竟是“困惑期”還是“蟄伏期”？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