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部隊大院,我是熟悉的。就像一些孩子熟悉農家小院、四合院、居民大院、機關大院。說到部隊大院時,我的目光如春天的陽光一般溫煦,它讓我想起蒼茫的北方,快樂的童年,無憂無慮的小伙伴,白樺木圍成的墻,一米深的積雪,解放牌大卡車,當兵的叔叔,叔叔們的女人——孩子們的阿姨。
大院在吉林,白城。吉林是省,白城是市。離開東北的三十年間,我極少聽別人說到這個地方,除了我們一家人。如今父親不在了,那一段生活也好像越來越遠,我想牢牢地抓住它,怕它像南方的驟雨粗暴地沖刷我的記憶。
大院不在鬧市區。大院又分兩個院,前院住的是兵,后院住的是家屬,前后院之間隔著一道大門。大院里住的是汽車團的人。我們也是汽車團的人。團的概念,小孩子哪里懂,更不懂得什么叫建制。只知道團長的官很大,很威武;政委的官也很大,也很威武。我們沒見過團長和政委,只從父親嘴里聽說過;或者見過,但只是叫一聲叔叔,記不住他們的官銜。孩子們的父親,毫無疑問,都有一官半職,能把家屬帶到部隊大院且能讓他們成為大院里的常住居民,他們的父親先要當很多年的兵,要從士兵成長為干部,要在干部崗位上干夠年限。在那個火車最高時速只有每小時六十公里的年代,去一個地方要轉好幾次車的年代,天南地北,幾千公里,等待是漫長且熬人的,故鄉的女人和孩子們都望眼欲穿。所以,從進入部隊大院起,女人和孩子們對大院的熱愛是來自骨子里的,盡管“愛”說不出口——不說,更愛。
我們愛車。汽車團車多,一色兒的軍綠,在陽光下齊齊整整地排列著,很威武。戰士開著車穩穩地駛出營門,穿越城市,去要去的地方,更遠的地方,去邊疆。一輛車,十輛車,幾十輛車,數百輛車……從某個季節啟程,到下一個季節,再下一個季節,翻過年的某一個季節,再挾一股風雪滄桑浩浩蕩蕩地回到營房修整,期間遇到什么,經歷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們一無所知。我們能感受到的只是季節的變化,春暖花開,赤日炎炎,秋陽高懸,大雪紛飛;我們能感受到的只是在上學和下學的路上,尤其是冬天,在沒膝的冰雪中回大院的路上,望見“軍綠”,都會停下,站在路邊,注視著它開過來,開走,開遠。漫天飛舞的雪幾乎迷住我們的眼。我們隱隱約約能看見開車的兵,戴著駐寒區部隊才有的皮帽子,車廂的帳篷被風掀開一角,里面也坐著戴皮帽子的兵。父親有可能在某一輛車上,他是軍醫。孩子們的父親都有可能在車上,張叔、潘叔、李叔、任叔、王叔……頭頂著五角星的軍人不會一直待在營房里。所有的女人和孩子們,在男人和父親離開營房的日子里,心是一直懸著的,像秋夜高懸的月,像懸在半空的刀子,像白樺樹尖懸著的雪;耳朵格外靈敏,不是聽鄉村土狗的叫,不是聽夏夜的蟬鳴,不是聽秋雨的寂寥,不是聽雪地里麻雀覓不到食的嘰嘰喳喳,她們有限的聽力被自己無限放大,試圖捕捉遠方的一切聲響,槍聲,來自大院的女人們關于邊疆的一切可能毫無根據的嘈嘈切切的議論。是的,連幼小無知的我們有時都會聽說祖國的邊疆有敵人在搗蛋。
那時我們很幼稚和懵懂,對于這個團的一切一無所知。只看到父親給老家寫信,老家給我們寫信,信封上有五個數字。并不知道那是部隊的番號,就像現在我們的身份證,一個人一串號碼,一個部隊一個番號,很少能看到汽車團的字樣。
但它是真實存在的。它經歷過戰火。上過刀山下過火海。它跨過鴨綠江。它在漫長的國境線上不知疲倦地穿梭,運送彈藥……如果我在童年就知道這些,我可能會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童年的理想可能會沿著大院外墻跑一圈,再拐進大院的門。
“真相”于三十年后由一位老人道出。我和老人相遇在南方的春天,一個草木清新蓊郁的季節。老人說,在白城,你小時候我見過你。老人緊緊抓住我的手,我也緊緊抓住老人的手。我們眼里都含著淚,但努力沒有讓它流出,他是軍人,我是在部隊大院里長大的孩子,我們都很堅強。他說,我沒有給你帶什么東西,送你一本小冊子,你一定喜歡。
一本《簡史》。封面的圖片是硝煙彌漫的戰場,敵機在上空盤旋,投彈。一輛輛軍車在槍林彈雨中穿梭。
這是汽車團的《簡史》,也是第三十七團的《簡史》。竟然,我們童年生活的大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汽車第三十七團團部,第三十七團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組建的第一支汽車部隊。
我迫不及待地打開“塵封”的歷史,仿佛回到童年,又從1976年的某一個節點“回溯”第三十七團的前世今生。
1946年9月,東北戰局處于敵我相持階段,根據作戰需要,東北民主聯軍總后勤部在哈爾濱市成立汽車團(即三十七團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我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新階段,汽車團在東線執行攻打吉林、四平等地的戰略運輸任務。
1948年9月,汽車團“火速南進,支援遼西戰役(即遼沈戰役的序幕)”。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不久,汽車團奉命入朝作戰,編為志愿軍暫編汽車一團;它也是1958年4月最后一批撤回祖國的志愿軍部隊之一。
……
一支走南闖北軍功卓著的隊伍。一個響當當的牌子。
我瞬間羞愧難當。竟然是三十年后,我才了解那個番號的意義,才了解自己的父親,了解面前的這位老人。而父親已經走了。像父親的這位老人,是帶著一縷斬不斷的情緣找到的我。我像扶著父親似的扶著老人徜徉在南方和煦的陽光里。他有時停下腳步,溫和地看著我,目光恬淡。他看著一個在部隊大院里長大的孩子,如同以前父親看我的目光,充滿溫暖和愛憐。他說起汽車團時兩眼蓄著一股淚,聲音里夾雜著哽咽,我們彼此都能感受到來自北方那個大院歷經三十年絲毫沒有消融的情懷。
那雖然是“既和且平”的年代,但“天災”“人禍”不斷。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汽車團接到緊急命令,兩小時內分別從白城、赤峰出發緊急前往災區救災。1979年,汽車團按照命令進入緊急備戰狀態——我們這些傻傻的孩子啊,現在才知道那駛出營房的車,路上疾馳的車隊,是去解救危難中的人民;那無畏風雪的軍人,是去邊疆,參加戰斗,保衛祖國。他們有的竟一去不返。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淚為那些可愛的叔叔,那些飄逝的英魂而流。
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從未說過打仗的事。部隊的事,在家里不能說,是紀律。但父親后來配過一把槍,“五四式”手槍。我不敢摸,更不敢動。他擦槍的時候,我們站在旁邊看。一粒粒金黃的子彈閃爍著光澤。他一拉槍機,“咔嚓”一聲,很清脆,很響亮。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槍,威武厲害的槍,神氣的槍;了不起的父親。和母親一樣的女人們看到槍,會擔驚受怕,她們知道軍人的天職和使命,她們祈望我們的父親好好的出去,好好的回來。她們不會說“和平”這樣偉大的詞語,但她們最祈望和平。只有外面和平,大院才能和平。
我想問老人見過我幾次,那個時候我是不是很調皮。我們那些孩子啊,偷偷地爬過停駐的軍車,溜進戰士的營房,去報廢的停車場找“破爛”,沖站崗的哨兵做鬼臉。但是,我們一次都沒有打過槍的主意,我們是軍人的孩子,偷槍,就是要父親的命,要軍人的命。
我們的童年沒有五顏六色那般好看。在短暫而又漫長的日子里,我們無一例外地喜歡綠色。我們常穿綠色的衣服,街上特別流行軍綠。戴“軍帽”,帽子上也別五角星。母親們給我們做的“軍裝”,有兩個兜,兩個兜的衣服是戰士的軍裝,我們是大院里的小戰士。
分別的時候,老人說,三十七團后來雖然裁撤了,但是,三十七團的人還在,三十七團的孩子們還在。
老人的聲音陡然堅硬起來,在半空回旋,一樹的鳥撲簌簌地飛向天空。
老人叫李晨旭,是三十七團最后一任政委。他們有一個“群”,叫“汽車第三十七團戰友群”,“群里”有一百五十多個兵;“群外”還有一百八十多個兵,不會用智能手機,正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