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津經：從尾巴開始吃掉自己的蛇，關于它的尾巴

　　羅莎·盧森堡曾將資本主義比喻為一條從尾巴開始將自己吃掉的蛇，就像英國的資本主義吞掉不屬于資本主義的印度成長起來一樣，資本主義通常靠吞食非資本主義來發展。但是，當地球上不再有非資本主義的領域，又會怎樣呢？那時，資本主義將從尾巴開始將自己吃掉。

　　從今天的情況來看，羅莎·盧森堡的比喻聽起來更像是個預言。放眼全球，當今世界非資本主義的領域已不再存在，如今資本主義吃掉了自己的尾巴，并將一步步吞食自己的身體。但是，被資本主義吃掉的尾巴究竟是什么呢？我認為，它正是家庭。

　　20世紀60年代，韓國的家庭形態中曾保留了許多傳統大家族的形態。那時兄弟姐妹眾多，每逢春節，孩子們便會去給堂叔甚至是遠房的叔叔、嬸子拜年，仍然維系著大家族間的聯系。

　　這種傳統的大家族在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開發過程中完全瓦解了，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大家庭的家長——父親通常將女兒們送進城市的工廠，選長子或兒子中的一人送進大學，上大學的兒子靠賣牛和土地的錢以及在工廠工作的女兒資助完成學業。

　　也就是說，推動韓國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急速成長的關鍵動力——高品質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高級人才的培養，并不是依靠資本支出的費用，而是通過農村大家族資源和能源的投入而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傳統的大家族失去了資源及能源，從而走向瓦解。因此，六七十年代韓國資本主義最終以吞食農村傳統的大家族為代價，完成了它的迅速成長。

　　從某種角度來講，七十年代開始的韓國知識分子主導的民主化運動是出于對六七十年代被犧牲的農村傳統大家族的贖罪意識，其深處潛藏著那些被選送進大學的兒子內心對進了工廠的姐妹的負債心理。這種負債心理和對大家族的記憶一直保存到20世紀80年代。

　　從文學上來看，這是一個通過家庭審視社會的時代。因此，作家創作出了祖孫三代家族故事為主線的近代敘事作品，引起了國民的普遍共鳴。20世紀90年代是韓國社會完成城市化及小家庭化、社會階層急劇分化的時期。大家族兄弟姐妹間靠負債心理維持的紐帶被切斷，取而代之的是階層意識及文化差異。工廠里姐姐的下層生活文化與大學畢業后兒子的中產階級生活文化迥然不同，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從而使紐帶斷裂，形成了一個個小家庭。小家庭的歸屬感只不過是共有構成階級文化基礎的消費模式，但是，通過買不買名牌，買什么樣的名牌獲得的歸屬感并不能成為真正的紐帶。而通過這種獨立的小家庭模式無法展望社會狀況。因此，90年代的文學沉溺于個人的內心世界，喪失了近代敘事的面貌和共鳴。

　　在小家庭形態中，資本主義吞食的是女性。盡管女性所做的家務勞動對男性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必不可少的，但資本并不會為家務勞動支付酬金。雖然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來，但育兒的負擔仍然全部落到她們頭上。

　　此外，小家庭是一種極度脆弱的家庭形式。如果說過去的家庭可以借助大家族的保障來維持其穩定性，那么小家庭則完全依賴于男女間的愛情，因此并不穩定。女性從大家族的束縛中獲得了解放，她們對于愛情卻只能變得愈加不安和敏感。

　　從經濟上來說，失去了大家族的保護，小家庭一旦破產便極容易瓦解，家庭一旦瓦解，養育子女的重擔便常常落到女方頭上。但社會并未對小家庭的不穩定性提供采取補救措施，因為資本不會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也許以上幾點，便是造成90年代文學中女性主題占據優勢的原因。

　　經過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不穩定的小家庭形態開始急速瓦解，開始轉變成一人家庭形態。在脫離了金融危機之后，穩定的工作崗位比例急劇減少，非正式工、打工者和失業者日趨普遍，這也推動了向一人家庭的轉換。

　　首先，隨著男性職業的不穩定性增加，雙職工現象日益普及，小家庭的內容趨向空洞，內容空洞的小家庭當面對經濟或男女愛情方面的問題等小的打擊，也往往不堪一擊，并且越是下層，因為經濟問題瓦解的家庭就越多。

　　第二，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工作穩定的中產階級也去海外工作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子女的教育問題隨之產生，由此形成事實上的一人家庭。“候鳥父親”和“候鳥家庭”正是指這類現象。

　　第三，90%以上的青年過著失敗的生活，徘徊在臨時工、打工和失業之間，因此他們要么抗拒結婚，要么結了婚也不愿生孩子。所以，隨著一代人的更迭，一人家庭可能會普及。

　　在這種家庭瓦解的過程中，家庭成員所遭受的心靈創傷十分巨大。這就是為什么在2000年之后，年輕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會出現關于毀滅性災難的想象，以及拒絕一切有意義的社會行為，側重消極或是根本性反抗。

　　現在，危機已不再是想象，全球范圍內正在變為現實。在今后的危機現實面前，家庭的命運會如何呢？

　　在心理上來說，朝著一人家庭分解的現實反而會創造出讓人們渴望歸屬完整家庭的逆向能量，根據容納這一心理能量的框架，未來家庭的命運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上述心理能量置于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的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框架中。在此情況下，一人家庭將慢慢重組為小家庭，擺脫危機，迎來幸福。

　　第二，隨著一人家庭瓦解速度逐漸加快，與此成反比的心理能量變得強烈，但結果是制造出了虛假的社會家長。這種情況有可能造成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及局部戰爭的爆發，這種戰爭對資本主義而言無異于自掘墳墓。

　　不幸的是，現在的征兆顯示出更為濃厚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從被孤立的孩子們扭曲的文化、許多國家日益復蘇的經濟民族主義，到東北亞正在構建的新冷戰體制，我們看不到任何積極的信號。

　　截止到90年代中期，我一直寫詩并參與民主化運動，因此沒有機會嘗試以三代家族史為主線的長篇敘事作品。而我對敘事體裁的關注，正是始于90年代中期。

　　我的關注點在于，家庭瓦解過程中產生的心理逆能量，不管是從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都不走向法西斯主義，它是否可以轉換成創造性能量。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實令人擔憂。可能亞洲其他國家應該也相差無幾，韓國的少年兒童觀、人生觀形成于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過程之中，因而尤為特別。在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過程中，少年兒童接受西方的新知識，被看作家庭和國家復興的主力。因此，韓國的少年兒童觀有一個特征，那便是過分地強調少年兒童的智力成長，將少年兒童看作成功的工具。少年兒童觀如此，意味著人生觀亦如此。這種工具式的少年兒童觀及人生觀在韓國社會中根深蒂固，深入韓國人的心中。

　　但現實如何呢？在向一人家庭分解的過程中，由于人們經受了太多的心靈創傷，因此在獲得智力成長和社會成功之前，其精神已從根本上趨于崩潰。工具式的少年兒童觀及人生觀隱藏并壓抑這種精神上的根本性崩潰和創傷。被壓制的心靈創傷暗暗潰爛，積蓄能量，在某一天會沖破工具性人生觀的外殼，變成外星人一樣的怪物出現。這頭怪物不論從宏觀上還是從微觀上都將呈現出法西斯主義的模樣。

　　我喜歡幻想題材、使用幻想手法，因為我希望通過自由的想象來打破過于功利化的工具式少年兒童觀及人生觀，撫慰人們的心靈創傷。我相信，被撫慰的創傷可以依靠人們自主的力量，轉換成具有創造性的能量。

　　現今，危機日益成為現實，它要求東北亞的作家們在實踐中超越個人的創作層面。如果排除社會層面的實踐，需要的實踐是建造東北亞共同的文化之家。如果不構建東北亞共同的文化之家，作家的想象力將難以擺脫照搬西方模式的近代化的壓迫。如果一味將存在于自身下意識中的東北亞文化資源定義為非科學的迷信，作家的想象力將無法獲得自由，如果在存在于下意識中的東北亞文化資源上劃上近代國家的國境線，排除或壓抑其中的某一部分，想象力也無法獲得自由。

　　要跨越克服全盤西化的近代化對我們的想象力造成的障礙，從作家個人角度或一國的角度來講，十分艱巨而困難。構建東北亞共同的文化之家則是跨越這一障礙的有效途徑，也將是建造和平共生的東北亞秩序最根本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