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愛爛：文學和家庭，社會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在“松房”初次見面。最近跟母親通電話時我才知道，原來“松房”在忠清道方言里是“商店”的意思。我問母親，賣魚的店便叫魚鋪，賣被子的店便叫床上用品店，商店的名字怎么叫“商店”呢？母親回憶著少女時期的往事，斷斷續續地說：

　　“這個……因為它什么都賣。”

　　母親說，松房里一應俱全，不光賣酒和本子，也賣肥皂、消化藥，甚至還幫人煮面條。聽她說松房通常位于小學前面，我猜想這種叫做店大概集文具店、雜貨店及快餐店等各種功能于一身，或許和現在既賣三角包飯和圓珠筆也賣絲襪之類的便利店差不多。當然，“松房”肯定比便利店更簡樸、也更雜亂。不過不管怎么說，在三十余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在韓半島西部某個偏僻的小村莊里，準確地說，在松房一家暖炕房里，父親和母親相了親。

　　“什么？”

　　聽到“暖炕”和“相親”這兩個詞，我的聲調不由地升高。兩個介紹人和兩個當事者——四個青年男女坐在一個狹窄的鋪暖炕的房間里，該有多么尷尬啊！一想到這些，我都覺得不好意思。怎么說呢？就像各國作家圍坐在日本傳統暖爐——“被爐”旁邊，蓋著毯子，一邊剝橘子一邊認真地討論著文學。有人身子暖和過來了，便靠在以挑剔聞名的老作家肩膀上小憩，而某個文壇大家的手上則沾滿了桔子汁，大概與這副光景差不多吧。

　　我又問，你們在“松房”里做什么呢？母親回答說“打嘣”。我愣了好一會兒，心想這又是什么意思。看來今天我要學很多新詞了，不過也是，父母們最擅長的不就是把舊詞當成新詞講給子女聽嘛。母親告訴我說，這個乍聽起來絕不高級的詞匯其實是指畫圖牌的一種。

　　“啊？”

　　我的聲調又升高了。我問母親，難不成她和父親初次見面就打畫圖？母親說鄉下既沒茶館，也沒劇場，實在太無聊了也只好如此。她說，這種牌和西方的“one card”牌差不多，用七張牌玩，輸的人請客。我連忙問誰贏了，母親立刻昂然回答：

　　“我。”

　　于是乎，從那時小小的失敗開始直到今天，父親就沒有贏過母親一次，至少在外人看來是這樣的。從那以后父親和母親持續著不太積極的約會。從某一刻起，兩人似乎厭倦了玩什么東西，開始尋找“別的游戲”，這“別的游戲”大概就是相互之間對身體的愛撫和低聲密語吧。起初在羞恥心的作用下驚慌失措，后來嘛，大約是為了再次體驗羞恥之心又重復做了幾次……就這樣，通過兩人之間呼吸與體溫、豪言壯語與約定、勞作與樂觀的交流，手腳勤快的母親和能說會道的父親生下了我——他們的小女兒。與其他孩子一樣，我慢慢學會了坐爬走跑，笑著、哭著、自言自語著，不知不覺地成長為一名小說家。

　　無論是畫圖、二十一點還是麻將，我沒有一樣玩得好，但我會玩一點兒寫著詞語的卡片，因為從小我就喜歡把各種詞語摻在一起打亂后重新組合的游戲。14個子音，10個母音，這樣24張活字卡便是我用的卡片。我觀察著各種符號組合形成的單詞的發音和含義、它們的溫度和感覺，造出了一個句子，然后在這個句子后面再接上一個又一個句子，從而組成了故事。每當這時候，我的“家庭”便會從任何一個句子里不時冒出來，時而作為“素材”，時而是下意識的，有時候則是以文體、語氣、習慣等形式出現。不過，在我的小說里，相遇“家庭”欣喜和虧欠于家庭的情景分別都存在著。

　　父母是我出生后最先遇到的“他人”。他們是既不完美也不理想、既不完整也不神秘的第三者。從他們那兒，我意識到了自己今后將要建立的關系，學會了失望、失敗和惱怒，同時也感受到了奇怪的舒適和類似憐憫、關愛的感情。對我而言，家庭既是演習各種關系的地方，也是熟悉復雜感情的過程。就像我看東西模糊時會戴眼鏡、運動員撐桿跳時借助竿子的幫助一樣，每當“社會”或是“他人”之類的詞語聽起來過于高遠時，我都試圖借助“家庭”這一竿子來靠近它們。我對于“他人”、“理解”、“痛苦”如此，對于“倫理”等晦澀的詞語也是如此。“家庭”是我努力地不把抽象名詞當作抽象名詞，不把普通名詞當作普通名詞的手段，也是基礎。當然，這根竿子很容易折斷，也會偏離預定的方向，讓我心驚膽戰，不過我覺得，有了它我可以更好地對他人展開想象。我相信文學的妙處之一便是讓平凡的話語變得更為厚重，向讀者展示它所指對象的凹凸與內涵。面對身處困境的人，我們不要將他們看作是“需要社會關愛”的“弱者”，而是將其看作獨立的生命，看作某個人的母親和孩子，或是看作具有個人歷史與故事的小宇宙，把扁平的單詞卡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折出褶皺和體積，像肺泡一樣最大限度地擴大與語言與世界的接觸面。

　　即便如此，面對“他人”這一詞語，我常常不知所措一想到“理解”，我就感到很辛苦很累，如果可以的話盡可能想避開，不過奇怪的是，這種“無法理解”或者“不可理解”的力量有時似乎將我引向另一個故事的世界中。

　　這一點看我父母就能知道，父親由于一輩子犯下許多大大小小的錯誤，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而母親則因為忙著處理善后，變得不只是堅強，甚至到了強勢的程度。如今一切已成往事，子女都已離開，兩位每晚都在做什么呢？因為年邁，眼角下垂，聲音也變弱的我父母每晚都在頭對著頭，打著賭100韓元的畫圖。因為村里玩牌賭注太大，而且每到夜晚，除了看電視他們也沒什么事可做。黑暗和沉默沉重地降臨在子女們曾經吵鬧嬉戲的客廳里，現如今只剩下愛與恨都被稀釋，偶爾以憐憫之情互相對看著的他們倆，為了節省燃氣費，鍋爐都不開，墊著軍被就那么坐著。但稀奇的是每次通話中都能聽到媽媽的笑聲，我問為什么，她回答說“你爸老說臟話”。畫圖場原來就是臟話橫飛的世界，但平日寡言少語、十分內向的父親能說出臟話還是讓我著實驚訝。但更為奇怪的是母親的反應。每聽到父親的臟話，母親都會像少女一樣咯咯笑起來，十分高興，好像在表達著我喜歡你這樣，我等著你這么待我一樣。，每當這時，我便會搖著頭想“世上最難以理解的事到底還是習慣啊！”世間無數夫婦被窩里的事兒說不定也和這差不多。由是可見，從他們在松房第一次“打嘣”到現在三十多年間，一次都未贏過對方的人或許并不是父親，而是母親。

　　于是我也放下手中的單詞卡，學著父母的樣子拿起畫圖，用耳濡目染而習來的本領，算算畫圖卦。好像梅花是郎君，櫻花指旅行，黑胡枝代表憂慮，松樹是消息的意思。我手中握著的三張牌分別是：櫻花、牡丹和菊花。那么用每張牌的象征意義來造個句的話，大意是“他鄉遇摯友，共飲一杯酒。”

　　算命本就是遇人說人話，遇鬼說鬼話，都看怎么解釋了，但我覺得，手中的牌似乎極為精準地預測到了我眼前急切要做的事，因此我呆呆地眺望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