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陽：山水之間的“靈感”

　　人們平常所說的靈感，似乎特指靈光一現或神來之筆。對我而言，這些都是不可靠的，我從來也不迷信它們。我甚至一直走在一條遠離它們的路上。

　　我理解的“靈感”，是強烈而又綿綿不絕的創作沖動，是來自靈臺內部的感悟、感情和感念。在我的詩歌寫作歷程中，特別是在寫作初期，抱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妄念，像很多野心勃勃的寫作者一樣，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讓釋迦牟尼看、耶穌看，能讓孔子、李白、蘇東坡看，能讓但丁、托爾斯泰和博爾赫斯看，便一味地冥思苦想，總以為腦袋里的文藝女神一定會助自己一臂之力。事實證明，一個荒疏于閱讀，又無心、無力體認身邊世界的少年，他的寫作是多么的蒼白，那些所謂的奇思妙想，大多數都在短時間內變成了一場語言的春夢。神沒有眷顧他。他受雇于空想主義，淪為了空想主義的仆役。

　　是山水后來拯救了我，給了我寫作至今的力量。1991年夏天，帶著滿腦袋瘋狂的幻想和一雙神經質的目光，我離開了故鄉，鬼使神差地來到了昆明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這個公司坐落在昆明西郊的一座山頭上，有兩條鐵路和云南省的第一條高速公路穿過那兒。鐵路的兩邊是精神病醫院、肺結核醫院、戒毒所和看不到盡頭的鋼材堆放場，高速公路的對面則是昆明西郊殯儀館。沒事的時候，我常常一個人到各種醫院里去晃蕩，與更加神經質的人們交朋友，喝大酒，醉了，就沿著鐵路沒完沒了地行走。有時候，也會提一瓶酒，坐在山頂上，遙望著殯儀館的煙囪。只要它冒一陣白煙，我就知道又有一個人去了天堂，便獨自喝一口酒。不過，到這家建筑公司來上班，我的工作是給上級機關主辦的一份小報寫新聞報道，而所謂的建筑公司的新聞，無非是工程建設開工竣工和快速施工之類。那時候，中國的土地上還比較寂靜，工程較少，市場競爭空前激烈，人們形容建筑市場最常用的一個詞組是“僧多粥少”，根本難以養活浩浩蕩蕩的建筑大軍。為此，我所謀生的這家國營施工企業，在難以立足昆明的情況下，只能把市場拓展到云南的每一個角落。用當時公司經理的話說，只要珠穆朗瑪峰上修賓館，我們也要去投標，也一定要去把賓館建起來！公司的建筑工地也就因此遍布云南各地，為了寫出這些工地的新聞，我得以搭乘公共汽車或者公司運送建筑物資的大卡車，在云南的山水之間不停地奔波。同時，因為不停地造訪一個個建筑工地，我得以認識了無數的終身漂泊的底層建筑工人，知道了他們的悲苦與愿望。彼時的建筑工程，不像現在大多數都是修建一座座壯麗的大城，而是水庫和電站之類，而這一類工程又往往都在山中，都在水波浩蕩的地方，在野外，在曠野上。

　　山水與曠野，當它們向我迎面撲來，當我寄身于它們中間，特別是后來，隨著工業文明的浪潮席卷中國，到處都涌動著拜物教的海嘯和建筑暴力之時，我從山水與曠野的巨大身軀上覺察到了與之對峙的肅穆和崇高。眾所周知，云南有著二十多個兄弟民族，他們在山水間安身立命，創造了豐富而又自成道統的多元文明，其中最為顯著的共性是，他們依然相信萬物有靈，依然敬畏這天地之間的所有生命并賦予他們不朽的靈魂。一方面他們也不乏追求新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們還死死地護持著肉身內那一顆慈悲之心。如此文化生態與傳統中國“山水比德”的氣脈相貫通，對我來說，意味著文學理想的重構，當然也就意味著我選擇了一個行吟詩人的身份。任何人都有理由和權利開口說話或保持沉默，無論是在草叢中獨自歌唱還是在懸崖上做一個啞巴，我給自己挑選的是一條類似于自我放逐的路。與眾多立足于鄉土的現代漢語詩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們沉湎于虛幻的業已遠去的鄉村牧歌，我則更樂于站立在作案現場一樣的現代性豐饒的荒原之上。這已經不再是寫作靈感支配下的文字活動，它需要我全身心地去面對每時每刻都發生著的生死存亡、道德博弈和精神對峙。寫，只是想強調詩歌的血是紅的，詩人的喉嚨里應該安裝一把嘹亮的小號。

　　這些年來，我寫下了《云南黃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統》、《云南記》、《出云南記》、《天上攸樂》和《基諾山》等等一批批充滿了云南元素的作品集，不久前還出版了名為《山水課》的詩歌選集。在《云南記》的自序中，我說是想寫出一片“紙上的曠野”，在《基諾山》的自序中，我則強調了如何將“現實”變成“詩歌中的現實”，兩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遞進關系，因為我目睹了云南山水的工業化繁榮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喪失，也經歷了多個兄弟民族母語文化的大面積崩潰，一個人間天堂正在同質化，正在妖魔化。美輪美奐的金沙江、瀾滄江及一條條不知名的江河被一再地腰斬、污染，一座座神靈居住的山脈以及熱帶雨林，正被排他性的經濟作物吞噬殆盡。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很多少、小民族薪火相傳的自生文明，幾千年流傳，馬上就將被徹底漢化，等待他們的是滅頂之災。我多次長時間生活在西雙版納的基諾山、南糯山和布朗山上，基諾族和布朗族等民族，他們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口頭流傳，可隨著高速公路的抵達和經濟作物的強力侵占，人們對傳承本民族文化的興趣已經非常地微弱。很多巫師連收徒弟都已經收不到了。這些巫師其實就是文化的傳承人，如果沒有了徒弟，他們一朝死去，就沒有后來人了。在我的詩集《出云南記》的序言中，我曾經講述了我的一次親身經歷。2013年7月，是我時隔七年之后重返基諾山，初衷是重走杰卓山到司杰卓密的那一條雨林之路。在基諾族人史詩般的精神譜系中，其祖先曾有過一次天啟般的“人鬼分家”之盟，杰卓山是人的生活息壤，司杰卓密則是鬼的世界也就是天國。走這樣一條路，其實也就有著從人間到理想國的象征性。令我痛徹心扉的是，七年前，這條路的兩邊植物豐沛，蟲羽翻飛，人鬼混雜，仿佛太初。可是，時間僅僅過去七年，七年前的世界已被徹底顛覆。熱帶雨林不復存在，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瘋狂的橡膠樹。我從來也不反對人們對理想國的執著追找，但我真的不相信，從人間通往天國的路邊只能栽種橡膠樹。基諾人說，這條路兩邊的荒野，屬于那些去不了天國又返回不了人間的孤魂野鬼，現在則成了拜物教的領地……這種文化與道德的作案現場，顯然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個案。為此，持守詩歌的尊嚴，我說，我想做的，不是繼續擴充詩歌蒼白無力的空間，也不是自慰般地守望著詩歌自命清高的那一面，詩歌應該尖銳一些，有血性一些，悲憤一些。

　　說實話，我理想中的詩歌是優雅的，高貴的，甚至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可是從在建筑公司工作到現在二十多年的云南山水般的課堂上，山水般的教堂里，現實生活帶給我的震撼與脅迫，不僅徹底取代了靈感似寫作，而且將我引向了試圖動用山水反抗工業文明的注定要失敗的精神戰役之中。這場戰役，對抗的不是時代，而是聲勢浩大的受傷的文明。它具有悲劇性，正如我的詩歌中不乏挽歌與悲鳴。我之所以一個人炮火連天，一個人電閃雷鳴，因為我愛著那一片山水，惡狠狠地愛著，不管不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