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家門內外的“親”們

——在中韓日東亞文學論壇的演講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我想先講一個故事。這里有一個年輕的妻子和媽媽，一個年輕的丈夫，還有一個同樣年輕的兒子。

　　當然，你們都會注意到，我強調了這三個人同樣年輕，這使人物關系變得難以確定。但是請原諒我的故弄玄虛，你們馬上就會知道，這三個人其實是高中一年級的同學，媽媽、丈夫和兒子的稱呼只是他們之間的游戲。

　　在這個故事里，這并不是一個隱秘的私人游戲，這是一種校園文化，也就是說，在校園中，除了老師之外，每個學生都有一大群親戚，比如據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位“兒子”說：“我在班里頭有兩個哥哥，四個弟弟。七班有兩個姐姐，十二班有三個妹妹。十五班還有一個舅舅。舅媽是兩個，大舅媽在高二(六)，小舅媽在高一(十)。”

　　現在，我想我已經大致說清楚了這是怎么一回事，這讓我想起童年時常做的另一個游戲，在中國，我們把它叫做“過家家”，我們都有和鄰家的小女孩舉行婚禮，一起做飯、養孩子的經歷，現在，這些大孩子們，他們擴展了這個游戲，而且有時候，他們會發現，游戲的含義遠為復雜，它和真實生活之間的邊界會變得模糊不清。

　　這個故事見于中國作家畢飛宇的《家事》，這個短篇小說發表于2007年，收入了很多選本，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己找來看，我就不再繼續講下去了。這是一篇混合著幽默、嘲諷，既天真又老于世故的小說，故事在最后變得既滑稽又傷感。我之所以要在這里提到它，是因為，它恰好和今天的主題相關：文學與家庭、社會。

　　首先我必須承認，對我來說這個主題非常困難。如果把文學放在一邊，先來審視家庭和社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充滿爭議。在漢語中，“家”是一座房子，“庭”是一個院子，都是筑起圍墻，劃定一個空間，與外界區隔開來。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把家庭理解為相對于社會的公共領域的私人領域，由此可以展開關于公域和私域的倫理學和政治學論述。

　　但是，由西方文化背景中發展起來的這些論述在施用于具體的中國生活和經驗的時候，總是會有枘鑿之處，不太匹配，不太流暢。不同的文化傳統對家庭與社會的功能和關系各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實際上，這是我們辨認一種文化特性所在的基本進路之一。比如在儒家文化中，當談到家庭時，這個由四面墻隔開的地方不僅僅是私人生活的展開之地，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除了基本的人倫關系和經濟功能之外，這個地方還具有一個類比的維度——它被由小喻大地類比為國家和天下。這種類比決不僅僅是修辭，當中國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時，他們是絕對認真的，“一室”和“天下”絕不僅僅是因為部分的重合才構成比喻關系，它們其實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嚴格地說，家國天下，這不是比喻，而是邏輯上的循環闡釋。我的一個朋友，陜西作家紅柯，曾經對我談起他的家鄉岐山腳下的老農，他說在他們那里，一個年長的農民處理家庭事務時運用權力就如同皇上。家庭、國家和天下的權力結構和關系如同鏡像迷宮，投射、映照、延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把它們截然劃分為不同區域。

　　當然，在現代意義上，社會這個概念與國家不同，與傳統政治學中的“天下”也不一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古代中國就不存在“社會”，在談論傳統文化時，我們常常有一個“理想國”誤區，那就是，把圣賢的理念完全等同于古人的生活，或者說，我們直接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完全是按照一套特定的理念組織起來的。每逢此時，我們就必須提醒自己，人的生活世界遠遠大于任何理念，當然這種提醒本身也是一種理念，所以，最有效的辦法也許就是引入文學。當把文學放進來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以為如此確定、具有明晰的形狀和線索的事物忽然變得含混，這是生活的國度，人們走出家門的時候，并不一定就會碰見官吏，他們走進龐雜的人群，發生各種關系、經受各種命運，并且為自己想象和尋求家與國之間的某種共同生活。

　　離家出走，這是中國小說最深刻的精神起源。父母在，不遠游，但在家的人沒有故事。從唐宋傳奇到三言二拍，早期的小說中，人們很少在家呆著，大量出現的是行人、旅人、天涯飄零之人，在政治、征伐這些國家規模的人類活動之外，就個人經驗和日常經驗而言，世界不再是四面墻，是敞開的空間，它也不是必然地注定地通往都城和殿堂，它是曠野或市井，對中國古人來說，是一種意義的懸置、延宕、不確定、曖昧狀態。和西方早期的小說一樣，個人在世界上的歷險，從此成為了小說的持久動力。

　　很多年以后，年輕的作家余華寫了《十八歲出門遠行》，這被認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現代主義潮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但是，它其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現代”，它隱蔽地呼應著傳統，余華對于出門遠行的意義的尋思和表達與《西游記》、《水滸》時代的中國人并無不同：不管“家”意味著什么，走出家門都是面臨著不再意味著什么的莫測的世界。

　　在余華的時代，中國人早已獲得了“社會”的概念——順便說一句，這個詞和很多現代詞語一樣，是從日文中移用過來的。我們都知道有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包含著一整套價值觀、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它近似于中國古人的“國家”或者“天下”。但是在實際語用中，這個概念的所指卻在不斷發生漂移，比如現在，它在一般的學術表述中已經漂到了家與國家之間；而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們會把那些游蕩于校園之外，出沒于街頭的大孩子稱為“社會青年”，甚至有一度，在官方文書中，那些沒有確定身份的人被稱為“社會閑散人員”，這種對“社會”的理解基本可以等同于中國古代的“江湖”。而當余華筆下的少年孤單地走在路上時，每一個中國讀者都明白，他正在走向“社會”，也在走向江湖。

　　文學——我在這里指的主要是小說——保存和闡發了普通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不是理念，而是經驗和智慧。我之所以說余華呼應著《西游記》和《水滸》的說部傳統，就是因為，和圣賢們家國天下的總體化規劃不同，中國民間深刻地意識到家門之內和家門之外是兩個世界，家門之外不是道德的“天下”，而是人世的“江湖”。人面對“江湖”，就如同面對自然的江湖風濤，常常是孤弱無力的，恰如那個出門遠行的少年。也正因為如此，“社會”一詞呈現出它的“江湖”含義：在家庭和國家之外，人群的無組織和自組織，為了獲取達成某種互助和自治而形成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中的認同。這一直是中國民間生活和民間想象力的一個基本內容。

　　于是，話題就回到了一開始，那些校園里的孩子們，當他們唐突滑稽地結成虛擬的家庭和家族關系之網時，也許我們可以同樣唐突地想起《水滸》——林語堂翻譯的英文版《水滸》直接取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書題準確地道出了《水滸》的精髓：那本書里，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家庭，但他們在“江湖”上尋求并締結一種替代性的家庭關系：兄弟、異姓兄弟。當然，我們還可以想到《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而我們剛才提到的余華，他在“出門遠行”二十年后，寫出了《兄弟》——也是一對異姓兄弟。實際上，這一直是中國敘事文學中應對遠行、流散、陌生的人群和艱難時世的基本想象路徑，在武俠小說和港臺電影中，更形成了一個豐饒的大眾文化傳統。

　　這個路徑遠不像我們通常以為的那么陳腐，它有力地參與了現代性在中國的展開：在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家庭在隱喻中和實質上都被界定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傳統價值觀的堡壘，巴金的小說《家》表現了那一代人眼中的世界圖景：家庭正在無可救藥地腐壞，青年們必須走出去，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確立新的身份和文化認同。家與國、與天下之間的總體性規劃被打破了，這在中國文學中啟動了一個激進進程，打開了全新的現代性空間，這個空間后來以一種極富想象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總體性——在“文革”期間，在樣板戲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沒有家庭的，沒有夫妻、沒有親戚，唯一的一個“家庭”在《紅燈記》中出現，但我們最終得知，“你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也就是說，在走出家庭之后，我們按照全新的革命倫理建立了新的“家庭”，而這個“家庭”所指向的正是一個新的“社會”。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在談論的其實就是，家門內外的關系，始終是個問題。粗略地梳理一下，就會看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對“社會”這個概念可能指向和覆蓋的區域，它與家和國的關系，有著歧異多端的理解，其中包含著層層疊疊的疑難。而文學、特別是小說，一直隱秘而有效地參與著中國人對家庭與社會的想象和實踐。

　　現在，讓我們再度回到那一群孩子中間，回到《家事》這篇小說。當我們審視作家對這個故事的處理方法時，每一個中國讀者都已具備關于故事背景的基本知識：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家庭中，許多界定家庭關系或家族關系的稱謂正在失去意義。也就是說，隨著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越來越多的孩子，沒有兄弟姐妹，不知道舅舅、舅媽、叔叔、嬸子這些名詞意味著什么。而且，在巨大的社會變革和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遷徙和流散、離異和寄養，又使得本來已經收縮、內斂的家庭面臨一種破碎的開放性。

　　在《家事》中，那個“兒子”的真正母親恰恰是身在海外，而且顯然已經建立了新的家庭，小說最后，還生了又一個兒子。這在生活中當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小說中，這卻隱喻地表達了這個時代對“家庭”的糾結體驗。我曾經一再提到，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從“70后”作家開始，到“80后”乃至“90后”，一直有一個觸目的現象，在他們的小說中，家庭常常如同幻影，其中的父親或母親，有的遠在異地，有的形象孱弱，有時則根本不在而不予解釋。這是一種雙重的、矛盾的敘事策略，一方面，父親和母親常常只是因“不在”而進入意識，在小說中，這常常表現為來自遠方的匯款，家庭的經濟功能依然在，但家庭的文化功能卻被懸置起來；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傷感中體驗著殘酷青春，但這與其說是來自成人社會的文化壓制，不如說是因為父母的缺席。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嘗試理解眾多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我們離傳統儒家家國天下的規劃已經十分遙遠，在巨大的時代震蕩和生活變革中，我們正在試圖重新想象和界定家庭、社會；在這個方向上，現代性以矛盾、沖突的方式曲折地展開——或者用流行的學術切口，叫做“吊詭”。比如一個突出的吊詭之處是，當人們在網絡時代努力維系和發展基本的社會關系時，常常借用原有的家庭符號，在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上，買賣雙方互相稱“親”，這在十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曾經強烈地認為“親”這個詞只屬于最親的人，它是如此親昵，可能只用于情人之間或母親和年幼的孩子之間，但是，現在，“親”四處蔓延，稅務局稱納稅者為“親”，警察稱逃犯為“親”，這種對詞語的系統性誤用，包含著極為復雜的社會心理內容，當我們把用于家庭關系、私人關系的稱呼廣泛運用于社會的公共領域時，它可能既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但也可能反映了社會關系的脆弱和公共交往的不規范不穩定——這正是一個變革時代的突出特征，人們正在艱難地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下意識地、習慣性地征用某些傳統資源，比如剛才所提到的，“江湖”的“兄弟”想象；甚至，我們離《紅燈記》其實也并不很遠。

　　所以，那個近千年來困擾著中國文學、中國小說家的問題，在這個時代正在獲得新的力量，變得更為咄咄逼人。文學與家庭、與社會，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這是關系到我們如何想象和規劃我們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和倫理世界的問題，它是如此重大，敞開著復雜莫測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