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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個酥油燈的故事,幾十年來,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1982年,我在《西藏日報》社任副總編輯。一天,拉薩西郊大站的一個宣傳干事來到報社,說是有一件好人好事需要報社幫助宣傳。西郊大站其實是一個部隊單位,屬青海格爾木解放軍總后勤部青藏兵站部。在那個年代,眾多生活必備的物資,從一根銀針到一雙筷子,都靠解放軍的汽車和地方運輸車隊在千里青藏線上日夜不停地運送,西郊大站則是貨物集散中心。那位宣傳干事站在我辦公桌前,激動而滔滔不絕地講述著阿媽拉巴的感人故事:
不久前,部隊的一輛汽車在當雄縣一個牧區因道路結冰、汽車打滑,不慎軋死了一個牧民。交警部門認定部隊車輛負全責,肇事士兵當時就被關了起來,可是死者家屬——一個藏族老阿媽,卻再三要求從輕處理肇事司機,部隊送去的慰問金一分不收,送去的米面一一退回。宣傳干事眼里閃著淚花激動地說,這個藏族老大媽太偉大了!你們要好好幫我們宣傳一下。
我約了拉薩市交警大隊副政委尼瑪一同前去當雄。當雄屬拉薩市的一個縣,從拉薩出發,沿著筆直寬敞的青藏公路向東兩百公里便到達縣城。那時縣城一半是黑白相間的帳篷,一半是土坯建蓋的飯館店鋪,總人口不到兩千。縣城四周是一片瑰麗的百里牧場,青綠的牧草,鮮艷的野花,縱橫的溪水,安靜得像無風的大海。我的同伴尼瑪,身材稍胖,個子不高,高原的太陽讓他的臉龐黑里透紅。這個案子就是他負責處理的,他向我介紹了車禍的經過。
出事那天,天寒地凍,路面積雪冰滑。部隊的三輛軍車前往當雄雷達站運送物資。在一個轉彎下坡處,第一輛車忽然發現坡下來了一群牛羊,司機連忙踩下剎車,結果車輪在冰上打滑了,碰巧放牧的小伙子沖上道路驅趕牛羊,失控的汽車撞倒了小伙子。后面的軍車立即掉頭將受傷的小伙子送往當雄縣醫院。遺憾的是小伙子傷勢太重,流血過多,沒能搶救過來。
事故發生后,部隊很重視,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從嚴處理。汽車團團長是個五十年代進藏的軍人,他跟尼瑪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藏族人民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是為藏族人民服務的,不能侵害老百姓的任何利益。”進藏部隊紀律嚴明,把軍民關系看得比眼珠子還重要。在進藏之初,缺乏后援、條件最為艱苦的歲月里,部隊九個多月連蔬菜都吃不上,即使這樣也從不拿老百姓的一粒糧、一塊肉,還特意制定了幾條紀律,其中規定打死牧民家畜、誤傷群眾者開除軍籍。五十年代初從四川進藏的一支部隊,一個士兵不懂西藏風俗,看見天上飛的兀鷲,抬槍就將它打了下來。開槍打死西藏的神鷹,這下闖了大禍,部隊當即將這個士兵抓起來軍法處置。打死一只鷹尚且如此,更何況軋死一個人。
出事第二天,八名解放軍把死者的遺體送回阿媽拉巴家,她才知道自己的兒子出事了。之前鄰居把她家的牛羊趕回來,她還不知道兒子去哪里了。現在轉眼母子陰陽兩隔,自然非常傷心。當時她的一個侄兒氣得跳起來要打解放軍,說阿媽拉巴兒子一死,就等于房子的大梁沒了。但阿媽拉巴把他攔下了,說人已經死了,快去請喇嘛來念經、點酥油燈、做超度法事吧。
不久,拉薩西郊大站的副站長、肇事司機汽車連的連長帶著幾個干部和士兵,手捧哈達,身背大米,肩扛茶磚,懷揣一萬元現金,來到阿媽拉巴家門口,連長帶頭跪在阿媽拉巴面前賠罪。阿媽拉巴連忙將連長和士兵們一一攙扶起來,說道:你們是解放軍,過去進藏受了苦,現在運送物資還在辛苦,你們已經夠好了;你們送來的東西我一概不能要,這錢若是國家的請用于軍隊開支,若是你們個人的建議拿到寺廟供燈吧。
事故發生后的第四天,阿媽拉巴依照藏族習俗為兒子舉辦了喪事。她把兒子放牧的牛羊賣了三十多只,換得的錢除喪事開銷之外,大多布施給窮人。剩下的牛羊交給親戚代管,而她則在家中,默默為兒子點上了一盞常亮的酥油燈。
我和尼瑪聊完了車禍的經過,阿媽拉巴就像一座山,還沒有見到,卻已經有了熟悉的形象。
我們驅車來到阿媽拉巴的家。她是一位樸素謙和得沒有任何特點的老人,瘦小、黝黑,背已經很駝了。她的家是一座牧區特有的矮小土坯房,只有一個窗戶,屋子里很暗,卻有一盞明亮的酥油燈供在佛龕前,照著整個屋子,一個喇嘛盤腿坐在藏式木床上,閉目專注地祈誦著超度經。
阿媽拉巴請我們在屋外坐下,由于她認識尼瑪,誤以為我是公安局的領導,沒來得及端上茶就一再向我解釋道:我的兒子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一個人失去兒子,哪家小孩不是父母的心頭肉,無論什么人痛苦越少越好。一棵樹死了,你不能把另一棵樹的根也刨掉吧?我原諒了肇事司機,你們也要寬恕肇事司機。說著說著,她匍匐在地,雙手合十,磕頭。
我后來了解到,肇事的司機叫劉志,出生在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人口大省河南。七十年代末,他懷揣一腔熱情和對西藏大地的向往,自愿應征兵站駕駛兵,要在艱苦的千里青藏路上為藏族人民運送物資。臨行前,父母怎么也舍不得,當時信息閉塞,去西藏工作,就像要到天邊,到無法回來的遙遠的陌生世界。他苦口婆心做父母的工作,與相愛的女朋友海誓山盟,承諾一定回來娶她。出事后,他的父親專程從河南趕來,坐火車、搭汽車、走山路,整整用了二十五天才趕到當雄。他給阿媽拉巴帶來了一堆河南的土特產和一萬塊賠罪錢。當時,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劉志家是普通的農民家庭,這筆巨款是他父親東挪西借湊來的。
劉志父親來到當雄縣,心里忐忑不安:兒子釀成大禍,人家又是獨子,見了這藏族老太太,她會不會放聲大哭?會不會跺腳罵人?最終他還是鼓足勇氣、壯著膽子,找了一個翻譯來到阿媽拉巴家。沒想到,阿媽拉巴熱情接待了劉志的父親,還讓他住在自己家里,每天為他打酥油茶。她對劉志父親說,你拿來的錢我一分也不會要,如果是你借來的錢,以后要還債,你還債就等于我在還債;請放心吧,我會幫忙保你兒子出來;我的兒子不在了,你的兒子不能再失去;我已經把他也看作是我的兒子了。阿媽拉巴就是這樣的人,心懷慈悲,像布施一碗酥油茶、一塊糌粑一樣將自己的愛惠及他人。在她看來,如果說眾生皆父母,那么一個漢族兒子,也是她的兒子。
阿媽拉巴料理完兒子的后事之后,就提著酥油茶、帶著風干牛肉,跑去看望拘押在看守所的劉志。后來阿媽拉巴更跑到拉薩西郊大站、拉薩市交警隊挨個給劉志求情。劉志還是被判了刑,在阿媽拉巴的苦苦哀求下,判了當時最輕的處罰——勞教三年。
阿媽拉巴的感人故事傳遍了千里青藏公路沿線。青藏線上穿梭奔跑的司機們,無論是解放軍還是地方上的駕駛員,聽說了阿媽拉巴的故事后,都要特地去看望一下,給老人送一些吃的、用的。一個普通的藏族老人,何以征服這些走南闖北的汽車駕駛員?我想是老人的虔誠、善良、寬厚、淳樸以及博大無邊的愛感動了他們,更感染了他們。那些年在青藏線上跑的汽車,見到放牧的、朝圣的藏族同胞,只要路邊站著人,都會主動停下車來,主動關心詢問要不要搭車。這已經成為青藏線上的一道風景。
再去拜訪阿媽拉巴是車禍發生四年之后的夏天,草原上碧綠連天,野花競放,生機盎然。阿媽拉巴家的老房子還在,里面的那盞酥油燈仍然搖曳不熄,喇嘛的念經聲時斷時續地傳出屋外,不同的是在老屋的另一頭,一座新房的地基已經打好,一個精壯的小伙子,一身藏裝,正在那里打土坯。她看見我后,便向那小伙子招呼道:“阿吾,快來見見客人。”“阿吾”在牧區藏語里是“兒子”的意思。原來,這個小伙子就是劉志,他已經提前一年結束了勞教,自愿來到阿媽拉巴家。他父親曾告訴他,阿媽拉巴是菩薩心腸,住在她家心里很溫暖,可是屋子里入夜冷得不得了。他牢牢地記住了這句話,在心里默默地想,為了報答恩情,將來要為阿媽拉巴蓋個房子。為了實現這個愿望,他在勞教所專門學了打土坯磚,還向藏族伙伴學會了藏語。現在,他的皮膚已經曬得黑里透紅,跟當地藏族牧民幾乎沒什么區別,只有從五官輪廓上,還能依稀辨認出漢族的模樣。
我們聊天時,阿媽拉巴在一旁給我們打酥油茶,一個藏族大媽,一個漢族兒子,兩人時不時輕聲交談幾句,真是一對和睦、默契的母子。從阿媽拉巴整潔干凈的衣裳上,我看出劉志的孝順;從劉志快樂健康的笑容里,我也看出一個藏族阿媽對一個漢族兒子的關愛。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阿媽拉巴時,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吹遍了整個藏區,農牧民們逐步走上勞動致富的道路,生活設施齊全的水泥磚房取代了簡陋的帳篷。阿媽拉巴左右有了好幾家鄰居,都是嶄新的房子,我去的那天門口站滿了大人小孩,都穿著藏裝,只有阿媽拉巴身邊一對男女穿著漢裝,那男的是劉志,那女的長發披肩,白色短大衣,黑色百褶裙,面頰紅潤,在草原上顯得十分時髦和搶眼。阿媽拉巴像對待自己女兒似的,牽著她的手,笑瞇瞇地向我介紹說,這是劉志的女朋友,從河南過來的。我說:“你千里尋夫,追劉志到這里來了。”姑娘的臉一下紅了。更讓我驚訝的是,劉志靠著一手打土坯磚的好手藝,組織了幾十個藏族青年成立了磚廠。牧民有了錢,都在蓋新房,土坯磚的需求量大,正是劉志大顯身手的時候。他本人勤勞又能吃苦,加上阿媽拉巴和他未婚妻的支持,在不長的時間內,劉志一躍成為當雄縣的首個“萬元戶”。阿媽拉巴家的新房里,沙發、桌椅、黑白電視機、卡帶收錄機、太陽能小型發電機,一應俱全,拉薩城里許多工薪家庭都還沒這氣派。
環顧草原,唯一不變的是,阿媽拉巴原來低矮的老屋依然還在,那盞酥油燈的長明和喇嘛的朗朗誦經聲依然還在。往事歷歷,心潮澎湃,我不禁在心底由衷地祈禱:油燈不滅,用慈悲喜舍的光芒,照耀蒼生之愛;油燈永明,用互敬利他的光芒,激發人性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