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詞典(李皓)

　　我生于1970年。這時候，“文革”還沒有結(jié)束，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懵懂的童年，不更事的少年，我與所有的鄉(xiāng)下孩子一樣，經(jīng)歷過貧窮、饑饉、寒冷。在今天看來，這些經(jīng)歷對于后來的人生，具有非凡的意義。

　　想一想，無非是一些關(guān)鍵詞，在自己人生的辭典里，時不時就蹦了出來，嚇自己一跳。細(xì)細(xì)咀嚼，卻也韻味悠長。

　　大米里的沙子

　　現(xiàn)在的大米多半是免淘的，洗兩遍，即可加入電飯煲。

　　而兒時在鄉(xiāng)下吃的大米里，一定有著或多或少的沙子。做飯的時候，必須有淘米這樣一個關(guān)鍵的程序。

　　淘米是一門手藝。

　　淘米必須用瓢。所謂瓢，就是把成熟的葫蘆當(dāng)中切開，掏凈葫蘆瓤子，把葫蘆殼曬干制作成舀水的器物，一只葫蘆正好做成兩只瓢。把大米倒進瓢中，再從鍋里舀起水，握著瓢把兒逆時針傾斜、晃動，讓一小部分米粒兒隨著水流進鍋里，而那些比重相對沉實的沙子則被留在了瓢里。這樣不斷重復(fù)，大米與沙子逐漸得以分離，大米進入鍋里，沙子留在了瓢的底部。

　　淘米是萬萬急不得的，快了，沙子就摻進了米飯里，硌牙；慢了，灶膛里的火已把鍋燒熱，水的多少不好把握，難免旱澇不均。上面鍋蓋蓋上了，下面火候也需把握。急火，容易煳鍋底；火太慢，米飯容易夾生。火候把握好了，這大鍋里燜出的米飯，經(jīng)過了清洗、淘米、文火烘燜的過程，接了地氣的大米干飯，那叫一個香！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講述淘米的過程，是因為我在很小的童年就掌握了這門不是手藝的手藝。盡管多年不淘米，我的手藝已經(jīng)生疏，但童年經(jīng)驗和故鄉(xiāng)記憶永遠(yuǎn)是我輩文人的創(chuàng)作源泉。

　　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領(lǐng)取諾貝爾文學(xué)獎時的演講，令人記憶猶新。他說他是個“講故事的人”，童年那個“說書人”令他走上了“講故事”的道路。

　　而我童年的說書人就是母親。當(dāng)年母親為了吃上大米飯，毅然遠(yuǎn)嫁他鄉(xiāng)。母親不僅教會了我淘米的手藝，還在那些寒冷的冬夜里，一遍遍不厭其煩地給我和妹妹講述“梁山伯與祝英臺”“秋翁遇仙記”“賣花姑娘”的故事，這些故事深深地刻進了我的腦海，成為我一生念念不忘的“神話”。

　　故鄉(xiāng)的大米沒有什么名氣，比不了“五常大米”“盤錦大米”，但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上等的食糧。

　　1991年，我在南方一所軍校里讀書，每天吃一種叫做“秈米”的米飯。這種米米粒呈細(xì)長形或長橢圓形，長者長度在7毫米以上，蒸煮后出飯率高，黏性較小，米質(zhì)較脆，加工時易破碎。我極度吃不慣這種米飯，每每輔以菜湯泡著才勉強下咽。這時候，我就想起家鄉(xiāng)的大米，甚至覺得有了沙子的家鄉(xiāng)大米才有泥土的香味，能吃上一頓家鄉(xiāng)的大米，即使有沙子硌牙也好。逢年過節(jié)，軍校里才能吃上一頓東北大米，學(xué)員隊一片歡呼雀躍。而我，則有坐在老家熱炕頭的感覺。

　　而沙子終究是不能吃的，需要被淘掉。即使偶爾以假亂真，但沙子終究是沙子，大米還是大米。淘掉的是沙子，淘不掉的也有沙子。我時常有一種沖動，面對著即將入鍋的大米，總想展示一下自己淘米的功夫，但是瓢呢，已找不見。我知道，我有一種說不清的病。

　　又要過年了，鄉(xiāng)下母親家的大鍋里又飄出大米干飯的香味兒。

　　那，不僅僅是一種親情的召喚。

　　外甥狗

　　我很小的時候就懂得一個道理：吃什么，補什么。

　　沒有人刻意教給我這個道理，是媽媽每每過年都把豬心留給患心臟病的姥爺吃，我自個兒悟出的這個理兒。

　　1978年1月，也就是我上小學(xué)一年級的第一個寒假，我做出了人生第一個大膽的設(shè)想：獨自一人去姥姥家過年。

　　拗不過我，媽媽把豬肘子豬心裝進一個筐里，上面用一塊花布蒙上，含著眼淚打發(fā)我上路。當(dāng)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步，對于我個人而言，在接下來的生命體驗當(dāng)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自是歡天喜地，完全不顧及媽媽是否放心，著筐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門。

　　姥姥家在臨近的另外一個公社(現(xiàn)在叫鄉(xiāng)鎮(zhèn))，與我家隔著三四十里的山路。道路我是熟悉的，從一個村屯到另一個村屯，我都熟記在心。只是在兩個公社交界處的山梁，灌木叢生，行人稀少。走在無人的山間，我大聲唱著無名的歌曲，給自己壯膽、打氣，我有一種戰(zhàn)爭電影里孤膽英雄的感覺。我的腦門兒上有一種麻沙沙的感覺，但我的額頭冒著男子漢的熱氣。

　　筐越越沉，我不斷地更換胳膊。當(dāng)兩只胳膊都無法承受豬肘子豬心之重，我就停在路邊歇息一會兒。這時不斷會有路人打趣地問我：“小孩兒，上哪兒去啊？”我就甕聲甕氣地回答：“上俺姥家！”

　　當(dāng)我怯生生地走進姥姥家的院子，大黃狗率先認(rèn)出了我，朝我直搖尾巴；然后是灶臺前忙碌的姥姥喜出望外地喊道：“哎喲媽呀，這不是外甥狗么？！”之后就開始數(shù)落：“喃媽也真放心，這么小一個孩子，走丟了可怎么辦啊！”不茍言笑的姥爺則露出難得的笑容：“期末考了多少分？”我說：“雙百！”姥爺點點頭：“這個小熊兒，將來是塊料兒。”

　　年三十到來之前，姥爺是最忙的：寫對聯(lián)。念過私塾的姥爺是屯子里為數(shù)不多會寫墨筆字(毛筆字)的，我給姥爺打下手：裁紅紙，按照字?jǐn)?shù)多少折疊紅紙。這里有著小小的數(shù)學(xué)學(xué)問，幾次折疊疊出多少字，字間距又大致相當(dāng)，我在8歲的時候已經(jīng)掌握。

　　等我上初中的時候，姥爺不幸早逝。這時，已略知世事滄桑的我痛悔不迭：姥爺那么多精辟的對聯(lián)，我只記得一句“勸告世人三件事，戒酒除煙莫賭錢”。其它的，我?guī)缀醵紱]有記下來，它們像姥姥家的炊煙一樣，飄上屋頂，就無影無蹤了。

　　故鄉(xiāng)有一句諺語：外甥狗，外甥狗，吃完了就走。

　　如今，姥姥已年邁。又要過年了，我可否再次沿著童年的山路走到姥姥家，吃飽喝足，然后頭也不回地離開，就像外甥狗一樣沒心沒肺。

　　棉花灰

　　小時候，我能在第一時間感知春天的到來，因為，我手上的凍瘡開始化膿了。

　　那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每到冬天，我和妹妹的小手就凍得像小饅頭似的，紅紅的，一摁，就是一個發(fā)白的小坑。

　　媽媽為此想了很多招兒，比如說將棉襖的袖子再縫上一截兒，蓋過五指；比如說用辣椒秸稈燒水清洗，那火辣辣的滋味兒簡直像受刑；比如說用兔子或者狗的毛皮做一個袖筒，兩手插在里面；比如說……不知為什么，在我那個四壁透風(fēng)的冰窖子一樣的家里，凍瘡，在我的童年時代，沒有一年能夠幸免。

　　“七九河開，八九雁來。”當(dāng)我每天上學(xué)經(jīng)過的那條河里的冰開始變成嘩嘩的流水，我的圓滾滾的小手也跟著“解凍”。現(xiàn)在想來，那流出的膿血觸目驚心，但是媽媽只將一團棉花燒成灰，敷到凍瘡的創(chuàng)面上，然后隨便撕下一塊布條包扎一下，便置之不理了。

　　也許是我才疏學(xué)淺，迄今為止，我只知道棉花有著很高的醫(yī)用價值，但棉花灰能祛除膿血、讓瘡口結(jié)痂還真沒有見諸文字。

　　童年的春天最是難耐的，凍瘡正在痊愈的手奇癢無比，媽媽越是不讓我去撓，我越是無法控制自己。撓破了，媽媽不得不再一次為我敷棉花灰，媽媽嘟噥著、嗔怪著，內(nèi)心的疼惜想來是不愿意表現(xiàn)出來吧。

　　也許真的是“土辦法，治大病”，不知不覺中，我的凍瘡就好了。

　　那年早春陪友人去普陀山，真是江南春來早：桃花開了，油菜花也有幾處，盡管不成規(guī)模，但讓人心生暖意。沒有了凍瘡的襲擾，我對春天的到來也變得遲鈍了。

　　許是全球變暖，現(xiàn)在已很少見人得凍瘡，或者醫(yī)術(shù)的高明，棉花灰這種土得掉渣的老辦法，早已派不上用場。或者說，這只是我的個人記憶，我的家庭文化？

　　一位軍旅作家說過：一個家庭的文化叫做教養(yǎng)，一個民族的教養(yǎng)叫做文化。

　　我家的教養(yǎng)不見得都有普遍意義，但我覺得從苦難中走來的人們，至少有最起碼的感恩、悲憫和敬畏。

　　瘡癤的愈合，必須讓膿鼓出來，輔以必要的療法。土辦法也好，新辦法也好，能解決問題都是好辦法。

　　春雨驚春清谷天。隨著中國夢的漸行漸近，讓每一個中國人精神振奮。就像每一個春天，總給我們帶來無限的希望。盡管時有霧霾，但霧散了，都是晴天。春天里，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個充滿詩意的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