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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中國地理最西點——阿寅勒柯爾克孜族牧村,50余戶人家祖祖輩輩以放牧為生。清真寺,是村里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和信息發布平臺。轉場之前的主麻日,是全村男性村民最后一次集中的機會,駐寺伊瑪目宣布第二天全村將陸續轉往各自的夏牧場。同時,迎來一年一度長達30天的齋月。
一個月后,開齋節如期而至,各家宰牲相迎。在村里唯一的清真寺里,兼任州政協副主席的大阿訇主持著禮拜儀式。為往者的祭祀,為新生的祈福,還有鄉長、村支書的政策宣講……一個開齋節,承載著邊遠牧區的社會百態。
開齋節之后,暴雪彌漫,數千頭牦牛踏過亙古未變的荒漠高原。這個中國地理最西點的牧業村,也將迎來漫長的冬季。
看點:節日民族志突顯人類學特征
《開齋節》是2015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展之專題展“中國民族題材紀錄片回顧展”的參展作品。導演劉湘晨是新疆著名的紀錄片作者,其最近的創作聚焦在節日民族志系列,這是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重大課題的子項目之一。
制片方式的變化,帶來表述方式的遞進和“社會化”。劉湘晨的身份意識逐漸向一個影視人類學家靠近,其作品也具有越來越清晰的影視人類學特征。其最大特點是,完全摒棄了專題片以“抒情旁白+民族風情+專家訪談”的演示方法,而采取了影視人類學的敘事規范和技巧。
他選擇了中國地理最西點的柯爾克孜族村落為觀察對象,記錄了柯爾克孜族村民在開齋節前后一段時間的生產和生活,表現了穆斯林鄉村社會特有的社會組織形態和生活意義系統。鄉村宗教與世俗生活雜糅在一起的狀態,正是高原牧民生活的常態。對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者甚至執政者而言,該片不啻為及時而寶貴的發現。
《開齋節》,被劉湘晨視為迄今為止自己最滿意和成熟的作品。
對 話
導演劉湘晨:“我對尊重當地話語系統具有清醒的意識”
問:在您的眼里,鄉村宗教信仰具有什么樣的功能?
劉湘晨:清真寺是穆斯林群體聚會的地方,是信息交匯平臺。主麻日是重要的禱告場所,同時,阿訇也會在這個場合對村里的事逐一進行點評。影片中的阿訇講了兩件事,一件事是第二天的轉場,另一件事是第二天開始封齋。封齋意味著苦修、檢討、做慈善等,30天后迎來開齋節,這是穆斯林鄉村社會的意義系統。
鄉村宗教是多功能的。在新疆的穆斯林鄉村社會,有一種典型的社會組織形式:國家重大政策除了村長、支部書記傳達,還要借助宗教平臺進行發布。阿訇對鄉村社會組織的穩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阿訇不僅掌管宗教事務,還站在道德的至高處,對世俗生活進行評判指導。對信眾而言,也許借助宗教傳達的政策增強了權威性。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這是穆斯林鄉村社會的組織形態和運作方式。
鄉村信仰和世俗的訴求是融合無間的。老百姓的訴求也不是簡單的對真主的信仰,而是對真理、人類美好生活、人類最重要價值的肯定和向往。如此,那些瑣碎的世俗生活才顯得特別美好。
人類學紀錄片與一般紀錄片的重要區別,是要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而不是強調紀錄片本身的趣味性。
問:你把《開齋節》定義為人類學片,但其實它很講究藝術性,鏡頭的機位、角度、景別都變化多樣,很多空鏡中的自然景物非常動人。社會圖景與自然圖景的交錯表現,是藝術電影的拍法。有沒有人認為,你的電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民族志電影?
劉湘晨:我的電影曾經因為太唯美而失去獲獎機會。我這些年反復強調,經典影視人類學最近30年,再遠一點,近50年,一直認為攝影機必須像人類學家手中的一支筆。但問題是原來的鏡頭沒有那么多功能,而近來人們才認識到鏡頭有一整套自有的邏輯和理論體系。
過去,影視人類學慎用中景、近景,甚至拒絕用特寫,認為這種鏡頭的強調是不真實的,但近期人類學已經把這種真實觀解構了,影視人類學開始理解影像表達的含義,開始尊重影像的本體。
在我的人類學電影創作中,純粹的人類學細節呈現并無遺漏,非常完整。節日來源、程序、過程、禮儀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我對尊重當地話語系統,保留現場感具有非常清醒的意識。我的人類學記錄完成度很高。
問:為什么在這部表現節日的影片中有大量自然景象的記錄?
劉湘晨:我認為,任何一種文化,包括節日,都有兩個支點:一個是人文支點,包括習俗、傳說、史詩、人際關系、社會組織形態等,另一個支點就是自然。自然的記錄,增強了節日的社會合理性和依據,也大大拓展了節日本身的內涵,并延伸出豐富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