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沁夫：莫悲落花白頭翁 依舊文學美少年

http://www.fxjt168.com 2015年03月26日16:20 來源：光明日報 雷曉斐

　　今年將迎來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的85歲壽辰，同時也是他創(chuàng)作成名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65周年。隨著這些重要日子的來臨，瑪拉沁夫也格外忙碌，《瑪拉沁夫與民族文學》《瑪拉沁夫與草原文學》這兩本書即將出版，這些日子他正在緊張地進行書稿的最后整理。記者對瑪拉沁夫的采訪也是在他整理書稿間隙進行的。

　　1月的北京正在進入最冷的時節(jié)，大風呼嘯，寒氣逼人。來到瑪拉沁夫的寓所，窗臺上的幾盆吊蘭綠意盎然，旭日朝陽透過窗戶灑入房間，使這一方天地顯得溫暖、淡定與愜意。坐在沙發(fā)上的瑪拉沁夫，倚著沙發(fā)扶手侃侃而談。眼前這位老人正在述說他八十五載的人生歷程，聲音嘹亮、思維敏捷，親耳聆聽仿佛能隨著聲調的起伏進入曾經(jīng)的歷史，經(jīng)歷過往種種的人世變遷。

　　文學緣：從戰(zhàn)火中走來

　　“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是早熟型的。革命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艱辛和考驗，又帶來了無窮的快樂和值得永遠珍惜的回憶。回想起來，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卻那樣令我們神往。或許這就成就了我們這一代人在漫長的生活斗爭中的價值取向，那時我們年紀雖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氣。”

　　1930年，瑪拉沁夫出生于內蒙古卓索圖盟土默特旗(現(xiàn)屬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個貧窮的小村莊——土力根太卜村。瑪拉沁夫還有兩個哥哥，家境貧窮，但父母卻對讀書格外看重，他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讓這三個孩子有書讀。為了讀書，瑪拉沁夫5歲時隨全家搬到了母親的娘家，那里有一所王府小學，這是附近唯一可以讀書的地方。讀到五年級時家中實在拿不出學費繼續(xù)供他上學，瑪拉沁夫只好轉學去科爾沁草原的一所蒙古中學，因為那里可以免收學費。就這樣，小小年紀的瑪拉沁夫又一次遠赴他鄉(xiāng)。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學校停辦，瑪拉沁夫只得回家去。

　　命運有時就是這樣，在磨難與不順中給予人一種新的希望。

　　瑪拉沁夫輾轉多日回到家中時，一支八路軍部隊駐守在他們村，而部隊的連部恰就在他家中。當時部隊戰(zhàn)士文化水平低，一個登記戰(zhàn)士名單的“花名冊”都沒有人能填寫，瑪拉沁夫也算是個有文化的人，連長就動員他參加部隊，從此，15歲的瑪拉沁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參加部隊不久，他轉到內蒙古騎兵十一支隊，擔任女政委烏蘭的通訊員。那時蒙古老鄉(xiāng)不知道政委是個什么官，只知道部隊最大的官是司令，都叫烏蘭政委為紅司令，在蒙古語中“烏蘭”是紅色的意思。烏蘭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后去延安，現(xiàn)在是一支強悍蒙古騎兵部隊的政委，這位女英雄在瑪拉沁夫心中，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在瑪拉沁夫后來創(chuàng)作的多部作品中，以烏蘭政委為人物原型的藝術形象多次出現(xiàn)，比如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中的蘇榮、短篇小說《踏過深深的積雪》和電影劇本《祖國啊，母親！》中的洪戈爾等。

　　1946年4月，烏蘭送瑪拉沁夫到赤峰的內蒙古自治學院學習，這所由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辦的學校主要用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革命干部，當時院長是烏蘭夫。安靜的讀書時光很快被打破，當年6月國民黨當局撕毀“和平協(xié)定”，7月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8月他離開學校再次奔赴前線，

　　重又回到了烏蘭領導的內蒙古騎兵十一支隊戰(zhàn)區(qū)，此時瑪拉沁夫被分配到剛成立不久的內蒙古文工團，時任團長是布赫，文工團歸內蒙古自治運動聯(lián)合會領導，服從部隊的統(tǒng)一調動。

　　在文工團瑪拉沁夫負責寫通訊報道，前線戰(zhàn)斗中的先進典型、戰(zhàn)斗英雄、支前模范等都是他的報道對象。此時他深感自己的漢文水平太低。瑪拉沁夫接觸漢文的機會不多，雖然簡單的漢字還能認識，但是說熟練使用漢文寫作還不行，瑪拉沁夫想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漢語漢文水平。可是戰(zhàn)事的緊張讓學習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為了配合整個東北地區(qū)的戰(zhàn)略部署，瑪拉沁夫他們奉命進行戰(zhàn)略轉移，從遼西向內蒙古北部草原撤退。那是1946年隆冬時節(jié)，氣溫降到零下40攝氏度，瑪拉沁夫沒有棉帽子，只得找來兩團棉花捂住耳朵，用一塊白布毛巾裹著棉花圍起來，就這樣艱難行軍。最危險的一次，部隊需要突破一個山口，必須趕在敵人封鎖山口之前突圍出去，否則就會有被圍殲的可能。那一次瑪拉沁夫背著行裝隨部隊一夜狂奔90里路，可謂“死里逃生”。

　　部隊撤退至內蒙古草原終于擺脫了敵人的追擊，來到巴林左旗林東見到了烏蘭夫同志，這時條件才有改觀，發(fā)了氈靴和皮帽子。1947年初，瑪拉沁夫隨團趕赴烏蘭浩特，參與籌備成立內蒙古自治區(qū)政府。1947年5月1日，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內蒙古自治區(qū)政府正式成立，成為我國成立最早的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政府。1948年8月14日，瑪拉沁夫經(jīng)布赫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隨著東北地區(qū)戰(zhàn)事的推進，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大城市相繼解放，生活環(huán)境有了很大改變，能夠看的書比原來多了很多。這時瑪拉沁夫如饑似渴地見書就讀、有書就讀、是書就讀，好像走火入魔一般，夜晚吹了熄燈號之后，自己點著蠟燭能看一宿。早上只睡一小時就又出操工作。就這樣，瑪拉沁夫“為了學文化學了文學，又通過學文學學了文化”。“我看的書很多也很雜，耗費了很多寶貴時間，但是我不后悔，正因為看得多、看得雜，我的知識面較寬泛”。這段讀書經(jīng)歷前后長達4年之久，讓瑪拉沁夫的漢文功底得到提高，并開始用漢文進行文學習作了。

　　在革命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解放戰(zhàn)爭中的瑪拉沁夫就這樣走了過來。“革命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艱險與考驗，又帶來了無窮的快樂和值得永遠珍惜的回憶。”

　　在戰(zhàn)爭中瑪拉沁夫已經(jīng)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初顯鋒芒。《保衛(wèi)熱河》正是在熱河休整的間隙創(chuàng)作的一首歌詞，傳唱中朗朗上口。一部動員青年參軍的短劇《參軍去》創(chuàng)作出來就演出了，當時瑪拉沁夫才16歲。

　　新中國成立，國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1949年6月，瑪拉沁夫第一次來到北平，作為演出團成員參加全國文代會，在會上見到了毛主席，他們沉浸在歡樂與激動之中。

　　1950年，創(chuàng)辦《內蒙古文藝》雜志，瑪拉沁夫成為一名文學編輯。而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也由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火熱的革命生涯為瑪拉沁夫日后的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讓他對生活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他回憶說：“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是早熟型的。回想起來，苦肯定苦，但想不起怎么苦了。革命，就得吃苦，可那些苦卻那樣令我們神往。或許這就成就了我們這一代人在漫長的生活斗爭中的價值取向，那時我們年紀雖小，但懂得一些大道理，活得有底氣。”

　　草原情：寫作的永恒題材

　　“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是以寫一篇短篇小說就成為作家的。我要寫一部具有宏觀視野的史詩性長篇小說，寫草原，寫草原人民。沒有寫完這個決不稱自己為作家。”

　　瑪拉沁夫被譽為“中國第一個自覺地以寫草原為己任的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靈感都來自草原，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寫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

　　1952年，對于瑪拉沁夫而言可謂是人生的重要轉折點。那年1月號《人民文學》雜志以頭條形式刊發(fā)了他的處女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這篇小說，一經(jīng)發(fā)表即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人民日報》隨即在“文化生活簡評”中稱贊這篇小說是“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反映了現(xiàn)實生活中先進的力量，用新的倫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優(yōu)秀作品。在那個年代，人民日報對一個21歲的文學青年的作品做出這樣的評價，是沒有先例的。

　　《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寫于1951年，瑪拉沁夫在科爾沁左中旗工作期間，臨旗科爾沁右后旗出現(xiàn)了一個英雄人物——19歲的牧民婦女塔姆。她在坐月子期間遇到了一個來她家門外找水喝的陌生人，按照蒙古族傳統(tǒng)禮節(jié)，客人不需站在門外求水，而應走進屋里喝茶，這個人的行為讓塔姆心生疑慮。隨后的一幕讓塔姆更加認定他是個壞人，當時一陣風吹來將這個人身上披著的毯子掀起一角，突然露出了槍口。機智的塔姆設法穩(wěn)住這個嫌犯，和他周旋，最后通過搏斗和別人的幫忙終于將他制服。瑪拉沁夫被塔姆這種熱愛新生活、保衛(wèi)新政權的忠貞、勇敢的精神所感動，他說：“我們的老百姓多么可愛呀，就這么簡單，就這么敢于拼命。我們不能就事論事平平淡淡地寫這個人物，而應從時代精神的高度和整個民族新生的角度審視塔姆的事跡，表現(xiàn)她嶄新的精神世界。”

　　小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很艱辛，因為住在牧民家里，連個寫字的桌子都沒有，瑪拉沁夫就坐著在膝蓋上寫作，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時間寫了大約3個多月。瑪拉沁夫心里沒底，他把作品拿給同伴安柯欽夫看，問他這算不算小說。第二天安柯欽夫看完說：“大概算是小說吧。”雖然語氣上并不十分肯定，但瑪拉沁夫覺得“大概算”也就是可以了。他把小說寄給了在當時中國文壇最有影響的《人民文學》。

　　這篇小說的發(fā)表改變了這個文學青年的命運，瑪拉沁夫被調到北京，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草原上的人們》。他作詞的該影片插曲《敖包相會》，傳唱至今。

　　瑪拉沁夫說：“現(xiàn)在看我那篇小說，覺得還是有我們那一代人的烙印：時代需要我，我順應了時代，我也緊跟著時代長大。”

　　瑪拉沁夫年少成名，但他心里很清楚，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自己的路還很長。他那時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是以只寫一個短篇小說就成為作家的。我要寫一部具有宏觀視野的史詩性長篇小說，寫草原和草原人民。沒有寫完這個我決不稱自己為作家。”倔強的瑪拉沁夫隨即向組織上提出要求，他要返回內蒙古草原去深入生活。他已醞釀好寫一部反映抗戰(zhàn)勝利后內蒙古人民選擇民族解放之路——即是跟共產(chǎn)黨走還是跟國民黨走的歷史性激烈復雜斗爭的長篇小說。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源泉，應當說，瑪拉沁夫參加過那場斗爭的全部過程，是有生活積累的，但他清醒地認識到，當年自己只是一個小戰(zhàn)士，對那場偉大斗爭缺少宏觀與戰(zhàn)略高度的認識，再說任何作家的生活積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作家不斷深入生活、充實生活、更新生活。所以他從北京回到內蒙古后，沒有在呼和浩特市停留，經(jīng)組織安排徑赴草原掛職深入生活去了，在明太旗一干就是三年，其間完成了長篇小說《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

　　《茫茫的草原》上部以《在茫茫的草原上》書名于1957年出版后，榮獲內蒙古自治區(qū)成立十周年文藝評獎文學一等獎。但是它的下部卻經(jīng)過一時難以說清楚的緣由，遲至30年后的1987年才以《茫茫的草原》(上下部)書名得以完整出版。這部長篇小說以宏觀視野、史詩般筆觸，真實地反映了內蒙古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蒙古草原上進行的尖銳復雜的斗爭。《茫茫的草原》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作者在后記中寫道，“小說已經(jīng)結稿，與我相交三十六年之久的那些人物，從此將不會在我的筆下重逢！我獨自仰望夜空，心中充滿莫名的惆悵。”在此前后，瑪拉沁夫創(chuàng)作出版了小說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第一道曙光》《愛，夏夜里燃燒》，對草原的熱愛，對草原上人與事的迷戀，讓瑪拉沁夫心中的牽掛和感動始終與草原緊緊相連。

　　“我寫了一輩子草原，作為一個蒙古族作家，我一直堅守自己的本位。草原養(yǎng)育了我、培養(yǎng)我長大，給了我一切，我將一生寫草原文學。我是中國草原小說始作者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我對中國文學有什么貢獻的話，就是我走了一條開創(chuàng)中國草原文學之路，在我之前，在中國沒有人用自己整個一生時間來寫草原生活的。”

　　從《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到《茫茫的草原》，從青年步入老年，一個作家堅守著中國草原文學的點點滴滴，從而也成就了中國民族文學的一代傳奇。瑪拉沁夫說：“讓中國‘草原文學’繁茂起來、成熟起來，還需要我們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澆注。”

　　民族心：兩次上書建諍言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必然是多民族的。”

　　1980年：“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想在這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會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轉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滯后狀況，少數(shù)民族文學很難匯入主流文學大潮之中。”

　　作為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頗為率直。他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整體狀況其實有著自己的看法。

　　1955年初，瑪拉沁夫致信中國作家協(xié)會三位領導同志茅盾、周揚和丁玲。以“上書”的形式對當時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評，他在信中寫道：作家協(xié)會“忽視著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必然是多民族的，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是中國各民族文學的發(fā)展。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在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會議上有一條討論國內各民族文學狀況的議程；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作家協(xié)會(以及原文協(xié))對解放前或解放后國內各民族文學工作情況作過比較系統(tǒng)而全面的介紹和寫過指導性的文字。”

　　寫這封信時，瑪拉沁夫未滿25歲，他無私無畏，相信自己的意見是有道理的。兩個月后，瑪拉沁夫收到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復信。他打開信讀到的第一句話是——“瑪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來信，已在作家協(xié)會第九次主席常務辦公會上進行了討論。主席團認為，你對于我國多民族的文學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

　　在復信中，作協(xié)對如何改進少數(shù)民族文學工作提出了具體措施。

　　在黨的親切關懷下，少數(shù)民族文學堂堂正正、再不容忽視地永遠綻放在中國主流文學大花園之中。

　　十年“文革”結束，國家百廢待興。當時的中國文壇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掙脫出來，正在新的春天來臨之際爭奇斗艷。但是，當時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呢，用瑪拉沁夫的話來說依舊是“一片沉寂”。此時內地的文學已經(jīng)復蘇，但很多少數(shù)民族作家在“文革”中受到?jīng)_擊，無心再從事文學，有些還戴著各種政治帽子。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想在這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會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轉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滯后狀況，少數(shù)民族文學很難匯入主流文學大潮之中。”

　　懷此初衷，1980年1月，瑪拉沁夫致信中共中央宣傳部，希望“中央更多地關注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沒有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就不會有整個中國文學的繁榮和發(fā)展”。中宣部領導收到信后很快將信轉給中國作協(xié)黨組，并在信上做出批示，批示的內容十分具體：“我們確應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辦些實事，比如召開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比如舉辦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評獎，比如創(chuàng)辦一個少數(shù)民族文學刊物等等”。

　　1980年5月，召開部分少數(shù)民族作家開會，討論并經(jīng)中國作協(xié)批準做出決定，這其中就有“于1980年7月召開全國少數(shù)民族創(chuàng)作會議；1981年舉辦第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評獎”“立即創(chuàng)辦民族文學期刊”“在文學講習所開設少數(shù)民族作家班”等內容。

　　同年8月，瑪拉沁夫被調往北京主持籌辦《民族文學》雜志，隨后擔任《民族文學》主編，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1981年3月他被任命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當年年底，第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評獎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從此，每三年一屆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獎評選延續(xù)至今，到2014年該獎已經(jīng)舉行了十屆，成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領域的最高獎。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回憶起自己當年的“上書”之舉，看到今天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蓬勃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作家已有萬人之眾，瑪拉沁夫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一次國際文學會議上說：“中國在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學事業(yè)、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作為一個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我為我的國家感到自豪！”

　　一生誼：往事悠悠永難忘

　　“我所有的知識、智慧和能力，我的潛力的發(fā)掘、開發(fā)和發(fā)展，都集中到一點上，那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共和國給我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機遇。我一輩子經(jīng)歷了很多事情，一個蒙古族少年在文學道路上緊跟著時代的步伐，我感到非常榮幸。”

　　瑪拉沁夫是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第一代作家，他的一生與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與變遷緊緊相連，窺探中國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瑪拉沁夫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視角。他是中央文學研究所(魯迅文學院的前身)的第一期學員；他參加過1956年第一屆全國青年作家會議；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中最年輕的成員，他參加過1958年亞非作家會議；他從1989年至1995年擔任中國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兼書記處常務書記達六年之久；2014年他參加了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

　　回憶起這一件件、一樁樁文壇往事，瑪拉沁夫十分感慨：“我所有的知識、智慧和能力，我的潛力的發(fā)掘、開發(fā)和發(fā)展，都集中到一點上，那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共和國給我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機遇。我一輩子經(jīng)歷了很多事情，一個蒙古族少年在文學道路上緊跟著時代的步伐，我感到非常榮幸。”

　　1952年，已在京完成《草原上的人們》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的瑪拉沁夫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丁玲同志親自擔任他的文學輔導員(導師)。在這里講學的人可謂大師云集，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艾青、趙樹理等都曾在此講課，瑪拉沁夫稱他們都是自己的“恩師”。

　　周恩來總理對瑪拉沁夫的關心則讓他終生難忘。1956年全國第一屆青年作家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來到駐地看望大家，當總理得知有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參會時提出和他單獨談一談。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瑪拉沁夫依然十分幸福。總理說：“你學會漢語很好啊，我歷來主張少數(shù)民族同志要學會漢語，不但可以與漢族進行交流，而且也可以通過漢語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進行交流，甚至可以進行國際交流，所以我主張少數(shù)民族同志要學會、學好漢語漢文。”總理話鋒一轉，提高聲音接著說，“同時，我周恩來也一再說過，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工作的漢族同志，要學會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語言，這樣做不只是為了便于交流，更重要的是表達對少數(shù)民族的尊重。各民族之間要相互尊重，只有互相尊重，才能真正團結，團結搞好了才能齊心協(xié)力，共同建設國家。”

　　周恩來總理和瑪拉沁夫談了一個多小時，瑪拉沁夫也由開始的緊張逐漸放松。周總理對瑪拉沁夫創(chuàng)作和生活的關心讓他每憶及此，都感動不已。

　　2014年，瑪拉沁夫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談到參會時的情景和總書記的講話，瑪拉沁夫依舊難掩心中的興奮與激動。

　　“這么重要的會議，只開了半天時間，開會中間完全沒有以往會議的過場和客套，如此簡約、親切，首先就表現(xiàn)了新一代領導人的平民化作風。”談及此，瑪拉沁夫感受強烈，“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不只是守住底線，而是應該達到高線和上線。文藝工作者是建設社會主義大廈、實現(xiàn)中國夢的重要力量，不能在文化垃圾上建設社會主義大廈，更不能在文藝霧霾中進行文化長征。”

　　瑪拉沁夫在參加完文藝工作座談會后謝絕了很多采訪，他覺得自己應該冷靜下來好好地思考，不要興奮以后一陣風似的又過去了。

　　15歲參加革命，22歲成名于文壇，59歲擔任中國作協(xié)領導職務，瑪拉沁夫始終在文學事業(yè)中不斷耕耘、不忘初衷。從工作崗位退下來后，瑪拉沁夫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他對自己說：“封門封嘴不封筆，寫人寫神不寫鬼。”

　　瑪拉沁夫正在撰寫文學回憶錄，回首人生，感慨良多，他說：“我參加工作已70年，憑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走到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回報培育我的黨，共和國和蒙古草原！”瑪拉沁夫依然滿懷童心，曾經(jīng)賦小詩以自娛：“莫悲落花白頭翁，曾是紅顏美少年”，說著他仰面大笑起來。

　　青春已逝，歲月風霜染白了這位八十五歲老人的雙鬢，但是作為一個強者，瑪拉沁夫依舊葆有一顆青春的心，美麗的夢，他說：“我已老矣，沖鋒陷陣的重任，恐難完成，但我堅信在整體氣場強盛的年月，我們中國作家終會有一天，站在文學高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文化的真善美！”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