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水仙花(賀捷生)

　　春節進入倒計時，窗臺上的那兩盆綠色植物，也像約好追趕那個日子似的，在噌噌地長。它們青蔥，鮮嫩，靜若處子，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修長而又緊密簇擁的葉片，翡翠般晶瑩，就像一束束綠色的光，從清水卵石間潔白的根莖中射出來。早晨醒來，看見它們比昨天又長高了，長茂盛了，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問候一聲：你好，水仙花。

　　其實，我是在問候一個人，一個藏在遠方的人。

　　這個人知道我喜歡水仙花，每年都給我寄這些狀如洋蔥頭的花種來，整整寄一麻袋。漸漸的，我的朋友們，比如每天伏案寫作的張抗抗，就像生物鐘似的，每到春節前差不多的日子，就會準備好精美而雅致的花盆，等著我打電話過去，告訴她花種到了。但那個藏在遠方每年給我寄花種的人，卻從來不留地址，都是先捎給他在北京的某個客戶，再通知我派人派車去取回來。我至今不知道這一麻袋的水仙花種，是坐飛機來的，還是坐火車或近幾年才有的高鐵來的。

　　和他偶爾見過的一面，過去34年了。記得是1981年初冬，當時我老伴李振軍同志還精力旺盛，活得豐富多彩，他除去擔任部隊政治部領導外，還酷愛書法和花草，算個書法家吧，上上下下結識許多具有同樣情趣的朋友。一天，他接到彭沖同志的夫人駱平大姐打來的電話，說彭沖同志和她共同的故鄉福建漳州在中山公園舉辦水仙花展覽，邀我們一塊去看水仙花。駱平大姐老資格了，比我出生還早一年參加革命，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在風雨中奔走一生的婦聯老同志，還是個老到的水仙雕刻師。我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從香山坐上車直奔中山公園，按約定在水仙展廳與彭沖同志和駱大姐會面。

　　駱大姐把故鄉來北京舉辦水仙花展覽的一個行家介紹給我們，說他是某某花木公司的經理，姓朱，叫朱江興，水仙培植和雕刻遠近聞名。站在面前的朱師傅，不到30歲，典型的南方中等個，唇上一溜忙得沒來得及刮去的小胡須，說話閩地口音很重。我和他握手，他先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慌忙伸出來，滿是老繭的手又大又有力。“不敢當，不敢當。”駱大姐話未說完，朱師傅局促地說，他是個農民，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出身，沒有文化，小學都沒有畢業。這是改革開放農民剛剛進城的年代，許多人羞于說自己是農民，朱師傅卻唯恐別人不知道他是種地的，這種與土地相稱的憨厚與誠實，讓我感到親切。說話間，他把我們領到一張臺子前，邊說邊雕起水仙花來。他說，養水仙看似簡單，但要把它們侍弄好，養成漂亮的盆景，在該開花的時候開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仙花生長的關鍵在雕工，在雕刻的力度和部位，比如你想讓它往左邊長，在蔥頭的左邊雕一刀；你想讓它往右邊長，在蔥頭的右邊雕一刀。不然，它們會一直往上長，最終養成一盆蒜苗，開不出幾朵花不說，而且絕不會在你想讓它開花的時候開。但是，雕刻又必須把握好深淺，雕深了會傷了主干，雕淺了不起作用。如此講解和演示一番，他把剛雕過的水仙送給我們。我收下水仙，要給他錢，他像被火燙了似地慌忙推辭。說能把首長們請來觀賞，是彭書記和駱大姐給他的天大的面子。我覺得不給錢不妥，怎么能占農民兄弟的便宜呢？正在推讓中，駱大姐說，水仙花是朱師傅誠心要送的，錢他肯定不收。李主任不是寫書法嗎？筆墨都備好了，給他題幅字吧。我老伴說那好，當場為他寫了副對聯。他看著對聯上的字，不敢評論，一個勁地說好好好。臨別的時候，當著彭沖同志和駱大姐的面，他說：賀大姐喜歡水仙，我以后年年給你寄。當然，當時他就這么一說，我也就這么一聽，誰會把這種即興說的客套話當真呢？

　　那年春節，我家是在滿屋子飄浮著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度過的。我們住部隊制式房子，裝修非常簡單，也沒有像樣的家具，朱師傅送的水仙花擺在會客室最顯眼的地方，長得特別鮮亮，欣欣向榮的葉片，如同爐火純青的水墨畫家畫出來的，濃淡相宜，每一片綠葉都伸展在恰到好處的位置；冰清玉潔的花，一團團，一簇簇，繁盛而不擁擠，像謙謙君子，與碧綠的葉子相得益彰。家里有了這盆花，平靜的生活便有了主題，有了亮色。走在路上，都感到身上飄著一股香味。

　　我就是從那年開始養水仙花的。我喜歡它們的淡雅，它們的矜持，它們的不事喧嘩，甘于寂寞。愛屋及烏，我當然也希望自己具有它們那樣的品格，那樣的高雅。之后30多年，每當春節到來前，我都要養幾盆，放在窗臺上、茶幾上。這幾乎成了一種精神寄托，一種虔誠的念想。這30多年，我們的國家和每個人，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歷了許多事情。我們當年同去中山公園看水仙花展覽的4個人，如今只剩下我還活在世上，也到了80歲了。

　　今年再次收到朱師傅捎來的花種，我感慰莫名，唏噓不迭，心里想，30多年過去，當年從漳州帶著清純的水仙花走進北京的朱師傅，也該歲滿花甲，步入老人的行列了吧？難得他一諾千金，在長達30多年的歲月中，年年如期給我寄水仙花種，而且每次都寄一麻袋來，而且從來不留通訊地址。你想，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在30多年前隨口說一句話，竟如此鄭重地記在心里，如此信守自己的名譽，這是一件多么溫馨動人的事！

　　就因為年年給我寄水仙花，我同朱師傅有了時斷時續的電話和短信聯系。內容無非是：“賀大姐，花種捎來了，請去某某地方找某某領。”“朱師傅，花種收到了，請告訴我你的通訊地址。”蹊蹺的是，電話或短信每每到此，他都有意無意繞開了，有時推說客戶來了，下次再說，有時干脆像一條魚，剛一冒頭便沉進深海，等來年再冒出來。我明白，他還像當年那樣害怕我給他付錢，或回贈他什么禮物。在他看來，自家苗圃培植的水仙花，每年給看望過他的人捎幾蔸過去，表達的是他的心意，就像城里的人每年給朋友寄賀卡，只說明他依然記得對方，想著對方；如果用它們換取禮尚往來，就不厚道了。

　　有時候，我們也在電話里說點別的。比如，我會問他家里的日子過得好不好？經營花木壓力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我為他做點什么？他總是說家里好，公司也好，什么都不需要。雖然他開的是家族公司，但兄弟妹妹都聽他的，沒有別人家常遇到的那些糟心事。

　　后來，從零零星星的消息中，我尋章摘句，基本復原了他的人生履歷：朱師傅的家鄉漳州市龍海縣九湖鎮長福村，素有種花賣花的傳統，但經過我們都知道的幾十年折騰，這門傳統產業完全荒蕪了。政府允許種花賣花后，在老父親的帶領下，他家重操舊業，五兄妹在自家的五分自留地里種起了四季橘、扶桑、三角梅、茉莉和榕樹等花木。排行老三的朱師傅因性情溫和，苦累無怨，又能誠實待人，便由他挑著去漳州城里賣。漳州的街街巷巷走遍了，他便壯著膽子，坐上火車，把花弄到廈門去賣，福州去賣。漸漸的，他家的花，進了上海，進了北京。進的還不只是尋常百姓家，而是亞運村和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國家圣殿。1981年來中山公園參加花展的時候，他已經像模像樣地辦起了名為“萬興園藝”的家庭公司。尊逐漸年老的父親為經理，他當副經理和法人代表。他看準的事，承攬的業務，無論賺錢還是倒貼，兄妹們從無怨言。幾年過去，村子里家家經營花木，原本的長福村改為由陸定一同志題名的“百花村”。在豎起巨大牌匾的同時，開滿鮮花的村莊也成了漳州花木交易的集散地。但村莊興旺了，競爭也激烈了。這時，又是他讓這個面臨挑戰的家轉危為安：那一年，他隨團去東南亞考察，發現一種叫海棗的樹種，很適合國內老百姓家的門前屋后栽種，還可以當美化城市的綠化樹，當即買了種子回來繁殖。此舉讓他的家族公司異軍突起，直到今天，他培植的海棗樹仍然暢銷不衰。朱師傅對花木的熱愛，還體現在他特別能開拓花的種類。很長一段時間，國內市場的鮮切花配葉品種異常單調，只有滿天星一枝獨秀，他試著把鐵樹、針葵、腎蕨引入配葉種類，結果大受歡迎。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村子野地里生長的一種排骨草，有用來做鮮切花配葉的前景，便一蔸蔸挖回來，在公司的苗圃里進行馴化，最終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商家的認可。1990年，他家獨自出產的這個排骨草鮮切花配葉，被亞運會列為指定產品。

　　許多年后，朱師傅的家族公司興旺發達，擁有員工100多人，承租了800多畝土地辟為花木生產基地，構建塑料大棚4萬平方米，與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的上百家花木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產品外銷1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作為固定資產，在他們的花木基地，還存有400畝4萬多棵海棗大苗。朱師傅自己，更是獲得了無數的榮譽。最風光的，是被推舉為百花村的黨支部書記、漳州市花卉協會會長。

　　最讓我驚訝和佩服的是，由朱師傅作為主心骨支撐的家族公司，30多年不離不散，堪稱奇跡。我們知道，產業搞大了，賬上有了大把的錢，別說朋友合伙開的公司，即使父母創下的家業，最后鬧得兄弟分家、反目成仇的，也屢見不鮮。能共患難不能共富貴，好像是我們這個民族揮之不去的陋習。在漳州花木界名聲響亮的朱師傅家卻不這樣。我推算過，農村人日曬雨淋，夜以繼日，排行老三的朱師傅都60多歲了，他勞累了大半生的大哥和二哥，早該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了。比他小幾歲的四弟和33歲才結婚但從未離家的妹妹，也都年過半百了。問題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自己已經成家或正要成家的孩子，就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嗎？但五兄妹情深義長，沒有任何人提分家。擁有20多口人的這個大家族，依然在一棟房子里住，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在公司，老大老二和四弟各管一攤，都對當家的朱師傅負責。在家里，由妹妹朱紅棗任總管，不管哥嫂還是弟媳，都得聽她的。飯由誰做呢？四個媳婦輪流做，一人一個星期。她們不光要負責家人的一日三餐，還要給工人們準備飯菜。四個女人誰病了，誰臨時進城辦點個人的事，另外三人自動補缺。客戶隨時上門來拉貨，遇上吃飯的時候，有勞動能力的都會放下碗筷去忙碌。因此，家里長年開流水席。聽說，有人依據現代企業的管理經驗，建議他們也追趕潮流，在家人中設立股份制。五兄妹沒有一個贊同，說兄弟如手指，一搞那個股份制，就分你我他了，一個家也就散了。

　　聽到這些消息，我為朱師傅和他們的家族公司感到由衷的高興。現在說到農民，說到農民的家族企業，就說他們觀念落后，沒有現代意識；都希望他們做大，做強，做到城里去，做到世界上去。為什么不能遵照他們自己的意愿，在本鄉本土，全家人和和睦睦地經營下去，傳承下去呢？要知道，家和萬事興，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一種最高境界。就像朱師傅說的，家和了，事興了，還有什么可求的？

　　春節前，我托朋友給朱師傅打電話，告訴他今年捎來的水仙花種又收到了，并再次提醒他，我現在還沒有他的聯系地址。這次，他爽快地給了地址。原來，他在報紙上看到我出版了一本新書，還得了好幾個文學獎。他對我的朋友說，可不可以請賀大姐也給他寄一本書？而且希望我在送給他的書里，簽上名字。

　　哦，這個再也不在遠方藏著的人，這個幾十年就像他培育的水仙花那樣謙卑，那樣保持著清水洗塵本色的人，他對我的要求，是這樣的樸素，這樣的輕微！正因為這樣，在寄給他的那本書上，我不僅簽了我的名字，還寫下了我每天看到水仙花時的那句問候：

　　“你好，水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