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一次關于中華民族的“護生”行動

　　認真研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總覺得其旨不獨在文藝，它是一次關于中華民族的“護生”行動，對于一棵五千年的老樹來講，護生的關鍵莫過于把根留住。

　　為此，文藝能做些什么？

　　答案應該是連根養根。而要連根養根，文藝無疑要回到“文道”，回到“大前提”。

　　先覺是先行的前提。習總書記強調，“作家藝術家要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非常科學地道出了覺和行的關系。而要先覺，我們就要先把心安下來，就像一個湖面，只有風平浪靜，才能映照星月。而要把心安下來，就要先“知止”，因為“知止才能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這個“止”，正是傳統所講的內容。先覺的基礎是傳統。

　　常識是常態的前提。習總書記強調，“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如何才能保持這個永恒價值，答案仍然在傳統里。傳統文化是常態文化，也是常識文化。而常態來自對常識的尊重和遵守。一個人要走得遠，不能總是改變方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保持五千年的生命力，正是因為中華民族有著文化常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常態是保持人民性的最好方式，一個總是更換根的樹，無法成為參天大樹，如果說參天大樹的花果是人民福利，這個福利來自文化之根的堅定，也即常態。習總書記講，“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要想實現這個“始終”，只有心里永遠有人民，而要心里永遠有人民，就要把人民視為親人。如何把人民視為親人，我認為，傳統文化里有答案。

　　人品是作品的前提。習總書記指出，“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講品位，重藝德，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職業操守、良好的社會形象、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贏得人民喜愛和歡迎”。細細品味這段話，有著非常強烈的邏輯關系。“三養”最終要落在“修”字上，也就是“行”字上，否則無法完成真正的“養”。再看如何贏得人民的喜愛和歡迎。首先要有高尚的職業操守和良好的社會形象，才能生產出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習總書記講，要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就要求作家藝術家首先有信仰，有崇高的追求。

　　公益是效益的前提。習總書記提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這就強調了“首先”和“統一”的次第。試想，有再多的錢，能買回來全部的人心嗎？事實上，“藍天上的陽光”和“春季里的清風”，是不愁沒有市場的。

　　傳統是傳承的前提。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一方面出題，“要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一方面給出答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因此，作家藝術家“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感恩是感動的前提。習總書記講：“各級黨委要營造有利于文藝創作的良好環境”。因此，心存感恩，回報社會，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否則，良心難安。

　　習總書記的講話精彩點很多，精神可以概括為方向性、人民性、崇高性、倡導性、常態性、傳統性。事實上，在我看來，精華就是傳統性。

　　習總書記的話里有“歸意”，因為我就是這么“歸來”的：

　　寫作，從西方到東方。當年，我也曾經狂熱地學習并模仿了一段時間西方現代派，寫了不少表現感官狂歡的作品。后來，我發現這些文字不敢讓父親看、不敢讓老師看，再后來，不敢讓孩子看。我才意識到出了大問題。從1998年開始，我把目光轉向民間傳統，轉向生我養我的大地，轉向親我愛我的父老鄉親，寫下了《大年》，發表后反響果然很好。接著在老師們指導鼓勵下，創作了長篇小說《農歷》，前后用了12年時間。為此，再看習總書記講的“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是多么重要。

　　文化，從時髦回歸傳統。當年，我也曾受過“藍色文明”的影響，一度熱衷于現代主義，但是不久，我就發現它無法帶給我真正的快樂。彷徨之后，我走進經典。2006年，開始學講孔子，受到歡迎，但也經歷了巨大壓力，好在期間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加上自己從中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快樂，就堅持了下來。去年以來，習總書記在曲阜、中央政治局十四次集體學習、訪歐、北師大、第五屆儒學大會上的系列講話，一次次安定了我的心，這次文藝工作座談會關于傳統文化的強調，更讓我吃了定心丸�，F在，《尋找安詳》已經發到近10萬冊，長篇《農歷》等拙著也多次重印，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傳統不但能夠取得社會效益，也能夠取得經濟效益，而且這種市場效益將是長久的、非泡沫的。

　　做人，從利己到利他。通過深入傳統，我意識到自己的利己心并下決心改正。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特別是近兩年做文藝志愿者的經歷，讓我切身地體會到，真正的幸福在利他里�，F在，我可以把多數精力放在公益事業上，切實體會到，沒有更高級的精神享受是無法超越強大的感官享受的。長篇《農歷》在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得票第七后，好多出版社向我約稿，我也為之動心，開寫了一部長篇，但寫到一半，我就停筆，以一位文藝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文化公益事業，因為我知道，如果不接地氣，不提高人格，不打開心量，再寫也是重復，也很難超過《農歷》，這對生命是浪費�，F在看來，這種選擇是對的。兩年的文藝志愿者實踐，讓我走出象牙塔，真正深入到人民中間去，體會他們的喜怒哀樂，積累了大量素材，接下來，我想再用10年的時間，寫一部真正接地氣的長篇。

　　工作，從應景到常態。我是一位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刊物主編、文聯主席，方向性、人民性、崇高性、倡導性、傳統性，無疑會體現在工作中。作為刊物主編，在西海固負責《六盤山》時，在領導支持下，我就把培養文學新人作為重點，多次編發校園文學小輯、專號，現在，不少活躍在寧夏甚至全國文壇的青年作家，就是從中啟航的，比如王正儒、高鵬程、劉漢斌、楊建虎、蘇炳鵬、穹宇、李義、馬占祥等等。調入銀川任《黃河文學》主編后，在領導支持下，我仍然延續這一思想，組織“全國高校文學小輯”聯展，開展《黃河文學》簽約活動。和其他刊物不同，我們把目光投向了文學新人，投向了最基層，其中有大學生，有自由職業者，有在最偏遠山區工作的小學教師，馬金蓮就是其中之一�，F在，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作家中的棟梁。同時，在保持刊物文學性的基礎上，我們也在尋求刊物的不可替代性。通過同仁近10年的共同努力，刊物日益獲得全國影響力，連續4年進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農家書屋”推薦目錄，為同類同級文學刊物中惟一一家。刊物印數由2004年的1500份到2012年的10000份。所發作品多次獲得全國獎項，持續被權威刊物和各種選本轉載，轉載率保持在10%左右。另一方面，作為文聯主席，我覺得在服務中心工作，加強“聯絡、服務、協調”的同時，還要倡導正面價值，引導社會風氣。為此，我們提出：“文化不是娛樂，文化首先應該具有改造力、和諧力”；“文學首先應該具有祝福性、建設性”；“作家藝術家應該帶著父母心腸寫作，用干凈、溫暖、詩意的文字和作品點亮讀者的心燈，安妥讀者的靈魂，讓文學成為讀者的精神家園”；“閱讀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等觀點，并在工作中實踐。10年來，在市委政府和主管部門支持下，開展了系列公益活動，如詩歌節、賞月詩會、刊物書籍捐贈活動等。在出版首屆十卷本“文學銀軍”叢書的基礎上，又組織出版五十六卷本銀川文藝家精品集，《黃河文學》十二期編發草根文學專號。

　　“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習總書記的這句話，更加堅定了我們開展常態心靈服務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