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文學從來就是人民的事業

　　有幸聆聽了習近平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受鼓舞和鞭策。習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正處于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歷史時期的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繼承傳統和努力創新、文藝工作的黨性和人民性等重大理論問題，做了全面深刻的闡述。這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獻，不但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繁榮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也將對弘揚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產生久遠的歷史性影響。

　　聆聽習主席的講話，不由得使人聯想起數十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所做的那篇重要講話。當年，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習主席在講話中，以很大的篇幅再次強調和闡述了這個命題。習主席在文化藝術工作的宗旨、擔當和使命這個根本的原則問題上，科學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立論嚴謹，時代特征鮮明，其深邃內涵值得每一位文化藝術工作者認真領會和深入思考。

　　文學從不放棄對家國天下的憂患，文以載道的傳統是文學精神的根本。文學從來不是個人狹隘的情感宣泄和呻吟，而是肩負著滋養人類心靈和托舉社會道德的神圣使命。古往今來，凡是有價值的文學作品，被長久流傳和成為經典，無一不是作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所致，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家國情懷的抒發。“為藝術而藝術”是一個虛偽的命題，就文學的本質而言，這種“文學”根本不屬文學之列。當代文學界確有標榜“只為自己的心靈而寫作”的所謂作家，其作品迎合某些社會思潮也得以占據著生存的空間，但從長遠角度上看，這種所謂“文學”，無論暫時擁有多少“粉絲”，甚至獲得了什么大獎，其生命力必定是短暫的。

　　文學的良知和職責是人民對文學事業的囑托。人民是文學作品優劣的惟一評判者。文學從來不是用來孤芳自賞的，也不是用來獲獎的，被人民追捧喜愛，在人民中間長久流傳，得到人民的稱贊夸獎，是褒獎文學作品最重要、最榮耀的獎項。

　　文學從來就是人民的事業。文學使命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文學產生于人民，人民是文化藝術的創造者。文學服務于人民，反映人民的喜怒哀樂，是人民命運的寫真。作家從來不是孤立于人民群體之外的特殊分子，人民養育了作家和藝術家，人民是作家藝術家的恩重如山的父母。

　　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社會主義文藝的最高標準，是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這是和黨的宗旨相契合的。作為一名軍旅作家，我長期從事以近代史和革命戰爭史為主要內容的“非虛構類”的文學寫作。寫作實踐使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史，是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歷史，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在這個偉大的革命實踐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但創造了輝煌的成就，也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中華文化的深度和厚度。《解放戰爭》一書是我已出版的著作中耗費心力最多的一部，曾有記者問我這本書的主題是什么，我回答說：用黨和人民苦樂共擔、生死與共的歷史，來闡明“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這本書與其說是寫戰爭，不如說是寫政治，這個政治就是：人民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用正確理論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具有改天換地的偉大力量。謳歌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是文學的使命，也是文學的歸宿。

　　習主席對軍隊對文化建設十分關心，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軍事文學要有“軍味”、“兵味”和“戰味”，闡明了軍隊文化工作要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求、為提高部隊戰斗力服務的地位和作用，對軍旅文學的發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為一名軍旅作家，我倍感責任重大。謀求國家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造就了我軍區別于其他軍隊的獨特的人文理想，這種人文理想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軍事文學是否繁榮興旺、是否佳作迭出，是否能夠引領軍事生活的時代走向，并深刻地影響軍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鑄造，是衡量我們這支軍隊整體素質的要素之一。就軍事文學的使命而言就是用黨的創新理論凝聚軍心和構筑精神高地，用崇高的理想信念鑄牢軍魂，用革命英雄主義來激發戰斗精神，為“能打仗”、“打勝仗”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就軍旅作家的“人民性”而言，就是要與黨和人民同心同德，榮辱與共，就要在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偉大征程中履職盡責，就是要激發強烈的文化擔當意識，就是要將自己的寫作事業和黨和人民的事業、軍隊的建設發展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覺地承擔起先進文化排頭兵的職責與使命。

　　擔當要有擔當的素質和本領。習主席在講話中指出，作家要用作品說話，不出優質的作品說什么都是空話。因此，軍旅作家不但要有擔當的勇氣，更要在做一名合格的黨員和軍人的前提下，摒棄浮躁、膚淺和急功近利，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努力拓寬創作視野，深厚文化底蘊，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水準，真正做到德才兼備、技藝過人和碩果累累，才有資格說是一名敢于擔當的合格的軍旅作家。為此，我當努力再努力，不辜負習主席對軍事文藝繁榮發展的關心與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