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在當下現實中的作用與詩人的使命

　　詩歌一直存在于人類漫長的精神生活中。在我看來，詩歌是一種不朽的“心靈形式”，我這樣講，不是因為我只認同詩歌這樣一種文學形式，而是因為詩歌從古到今，無時無刻不在撫慰著人類的心靈，給人類的靈魂注入善和美。詩歌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是一個巨大的象征，它還是人類主觀世界與客觀外部世界架起來的一座橋梁，在穿越時間和歷史的河流上，詩歌就如同一艘航船上被風吹動著的白帆，它給船員的不僅僅是勇氣和希望，而更可貴的是超出了現實的無窮的想象。對人類而言，詩歌集中體現了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不朽價值。

　　詩人的角色與詩歌的作用

　　詩人在社會中是怎樣一個角色呢？嚴格地說，這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我想無論是在古代社會，還是在現代社會，詩人都會有一個角色的選擇問題，或者說，是社會或者公眾對他的角色的一種定位。在原始社會時期，也可以說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時期，根據我的閱讀經驗，那個時候的詩人，其身份應該都是和部落酋長或者說祭司的身份統一在一起的。“詩人”就是“祭司”，而掌管最高宗教儀式的“酋長”，從某種意義而言也是“詩人”，他們都是在用神秘的語言連接著人與神靈世界的通道。

　　在此后的漫長歷史中，特別是就近現代社會而言，其實很少有我們認為的現代意義上的所謂“專業”的詩人，許多詩人的“詩人角色”和他的別的社會角色，其實也是在不斷地轉化著的。這些詩人絕大部分都有著自己的其他職業，有的是教授，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新聞記者，有的是出版工作者。在現代派詩人中，阿拉貢、巴勃羅·聶魯達、桑戈爾、埃梅·塞澤爾等等，既是詩人也是政治家。我也經常被記者問到相關的問題，他們總認為詩人的思維和政治人物的思維是不可調和的。實際上，這并沒有什么沖突的。

　　詩人在今天，還能發揮它獨特的作用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詩人這個群體，或許在這個以經濟為導向的社會中，已經越來越邊緣化。有人說，現在是不是寫詩的人要比讀詩的人還多，我想這個問題能成立的話，那不是詩人的悲哀，而是大眾的悲哀和人類的悲哀。詩歌在歷史上，如何選擇它的受眾，就一直徘徊在精英群體和廣大的民眾之間，這個問題也是從古到今的詩人共同面臨的問題。當然，詩歌的寫作永遠是詩人的一種個體行為，詩人的作品只能是他們面對自己的內心、同時也面對這個世界所發出來的最富有個性的聲音。尤其是在當前這樣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人類變得越來越沒有精神的支撐，可以說，人類心靈的荒漠化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這就需要我們用一種更積極的姿態和行動，去建設真正合乎人的全面發展的精神家園。現代化的速度越快，人被物質不斷擠壓所剩下的空間或許就越小，這就更需要我們在精神生活的建設方面發揮詩歌的作用，因為詩歌與人類心靈保持著一種特殊關系，要拯救現代人的精神失落，給已經干枯荒涼的心靈灑下純凈的甘露，毫無疑問，詩歌是給迷失在物質世界的人類最好的一種治療，這種治療對任何一個渴望美好精神生活的人，都是一種來自靈魂的需求。

　　有人會問我，詩真能發揮這么大的作用嗎？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墨西哥詩人帕斯就說過這樣的話，“所謂的政治科學——這是個錯誤的提法，因為政治是一門藝術，專家們一般只談論經濟力量和社會階級，卻幾乎不涉及人的內心，其實人比經濟形態復雜得多，他們會珍惜情意、感受恐懼、隱藏愛憎。而這些，無論以什么形式，恰恰是詩歌真正的主題。”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特別是在人類深陷精神困境的境遇下，詩人和詩歌都會發揮他們不可被替代的重要作用，詩人用一首又一首美好的詩篇，去慰藉人類干枯絕望的心靈。我想，詩歌能不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發揮作用，關鍵是看你能不能從現在開始，就安排時間開始對人類偉大經典詩歌的閱讀，我相信，你一定會從這些經典詩歌中，獲取到極大的精神享受和靈魂的滋養。

　　繼承詩歌傳統，傳揚人類文明

　　沒有一個詩人，是不對他之前的詩歌遺產進行繼承和學習的，作為詩人，縱然具有超常的詩歌稟賦，有著對語言特殊的敏感和駕馭能力，他也不得不向偉大的詩歌傳統學習。因為一方面詩歌的寫作作為一門技藝，一個真正的詩人就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磨煉和積累，這個積累只有通過閱讀來獲得，當然還有另一面，就是詩人必須要學會用詩的感知方式，去發現自己隱秘的內心，同時還要去感受這個瞬息萬變的客觀世界。

　　在這方面例子很多，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約瑟夫·布羅茨基，就把以普希金為主開創的偉大的俄羅斯詩歌傳統，作為自己承接和傳承的詩歌精神主脈。他把閱讀俄語經典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布寧、費特、勃洛克、葉賽寧、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等等，作為自己詩歌傳承永不枯竭的源泉加以吸收。當然，作為20世紀俄語詩壇的一位巨匠，他對世界別的語系的重要詩人的學習也從未放棄。特別是在他流亡美國的后期，他大量閱讀了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別的語言世界中最重要詩人的作品，這其中就包括美國詩人龐德和弗羅斯特、英國詩人奧登、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詩人蒙塔萊等等。我認為，在20世紀最杰出的詩人群里，布羅茨基是一位無論在繼承其母語的詩歌傳統方面，還是在繼承世界優秀的詩歌傳統方面，都是最為卓越的詩人之一。

　　另一位我要提到的詩人，就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艾青。在中國新詩近百年的發展史上，產生過無數重要的詩人和劃時代的詩歌名篇，但毫無疑問，詩人艾青是他們中間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認為有三點：第一，他是中國新詩史上寫作跨度最長的詩人之一，他從30年代初期開始寫作，創作時間長達60余年，可以說見證了中國新詩這一百年的大半。當然，就創作時間而言，在中國新詩史上還有數十位詩人與他有著同樣的經歷。第二，他是中國新詩史上，特別是在他投身新詩創作的這60多年中，在每一個時期都有著經典詩篇問世的詩人。第三，他是新詩百年歷史中，在新詩語言實踐方面貢獻最大的一位詩人。中國新詩真正意義上的口語化和散文化寫作，并不是從艾青開始的，在此之前郭沫若的《女神》已經樹立了榜樣。但我想說的是，艾青從他一開始詩歌創作，就以一種清新、質樸、純凈的語言，讓詩壇為之耳目一新。究其原因，我以為首先是艾青對中國漢語民間語言和口語有著細膩準確的把握。另外，他曾留學法國，對法國詩歌和比利時詩人凡爾哈倫的詩歌的閱讀，也會讓他在語言上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再就是，他是一個畫家，他的每一行詩讓人讀后，都會有一個清晰的畫面感。可以說，艾青是一位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無論是在縱向的繼承，還是在橫向的移植方面，都能被堪稱為大家的詩人。

　　作為一個詩人，我也在探索如何傳承自己民族和人類的詩歌精神。我是一個彝族人，我的故鄉就在中國西南部的大小涼山。彝族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民族，我們的文明史已經延續了數千年。在古代社會，我們曾創造過足以讓后人肅然起敬的十月太陽歷法。我們的文字彝文，其歷史與漢文的歷史幾乎同樣的悠久，而這一古老的文字直到今天還在彝族聚居區使用，有不少彝族作家和詩人還在用這種古老的文字進行寫作。彝族有《勒俄特依》《梅葛》《阿細的先基》等十余部史詩。在哲學思想史方面，彝族有著自身古老的哲學價值體系，從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經典著述來看，其獨特的宇宙觀、生命觀、死亡觀、倫理觀以及審美觀念，毫無疑問，都是我們中國，乃至于整個世界寶貴的一筆人文和思想遺產。

　　作為一個親近自然的民族，彝族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充滿著一種無處不在的詩性。我們不僅用詩歌的形式傳頌一代又一代人的譜系，我們還用詩歌的方式，寫下了我們民族一系列最偉大的哲學和歷史經典著作，詩歌不僅僅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從某種意義而言，詩歌也是我們民族的一種生命方式，詩歌已經成為了我們全部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用詩歌來贊頌和表現英雄的祖先、偉大的自然、神秘的時間、火焰般的愛情以及刻骨銘心的對故土和親人的思念。作為一個詩人，我的詩歌精神源頭，從一開始就來源于我所熟悉的本民族的文化，而我也從未割斷過與這種母體文化的血肉聯系。到今天為止，我對這個世界抱有的詩的感知方式，許多都來自于我們民族特有的對這個世界不同事物的價值判斷，對于一個詩人來說，這無疑是上天對我的恩寵。當然，在這里我還需要強調，彝族的詩歌傳統，也僅僅是偉大的中國詩歌傳統的一部分。而作為一個中國詩人，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天，偉大的中國詩歌傳統，就成為了我一生都會去不斷追尋的一個更博大的詩的精神源頭。而同樣作為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當代中國詩人，我一直把世界一切優秀的詩歌傳統，作為自己借鑒的另一個詩的精神源頭，而那些不同國度的杰出詩人和他們的作品，對我產生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做一個行動的詩人

　　詩人的個體寫作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是不言而喻的，一個杰出的詩人，必須忠誠于自己的心靈，這是其作為一個詩人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素質。詩人是民族的良心，也是時代的良心，這也是千百年來為什么詩人被他的讀者所熱愛的原因。但是在當下，詩人不僅僅要進行書面的寫作，他還應該把他的政治主張、文學主張變成一種行動，就我個人來說，我就力求自己成為一個行動的詩人。

　　我們現在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個不斷現代化的過程，在這樣一個背景和態勢下，存在各種政治的、文化的、權力的、生態的問題，這必定要求生活在這一空間里的人類去關注與思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不僅僅是政治家的責任，也是生活在這一時代的所有的作家和詩人的責任，可以說，關注人類的命運和人類的生存狀態，也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的責任。我們中國的作家和詩人更應該成為這個時代和生活的見證者。我們作為人類整體中的個體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地球的某一隅，我們應該把個人命運、世界命運、人類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我一直在思考，對于我們作家個體的人來說，不僅僅要面對自己的內心，更重要的是要面對這個世界、面對紛繁復雜的現實。作家和詩人不僅僅要堅守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還應該具有人類的意識。我認為這種意識，就是要求我們關注人類當下的生存狀態、關注人類的生存命運。作家和詩人從來就不是孤立地寫作，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如果脫離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現實，還能寫出什么劃時代的作品？我始終認為，在當下，我們更要向法國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雨果學習，把自己的文學主張和文學行動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介入到中國當代的現實生活中去，才可能使我們的文化理想變成現實。我以為今天，一切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和詩人不能躲進象牙塔里寫作，更應該站在這個時代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最前沿，應該隨時發出正義的聲音，應該成為推動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不僅僅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許多民族都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這些世界性的命題都需要我們去回答。比如說，我們不同的民族如何依據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選擇更好的與這個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方式？比如說，我們如何更好地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和諧相處？比如說，我們如何更合理有序地利用地球母親和祖先傳承給我們的資源？我想，這樣一些問題，對于當代各民族作家、詩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更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同樣，這個時代還要求我們必須去承擔一些共同的責任。保護生物的多樣性，已經是這個世界普遍認同的一個原則。而在一個文化不斷走向同質化、趨同化的今天，我們如何保護好文化的多樣性，也需要我們做出正確的回答，因為對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價值的肯定，我認為都是對人類所有生存歷史的一種肯定。我們必須要站在道德和人類發展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為了把這種文化主張與相應的行動結合起來，作為一個詩人和文化品牌創意人，從2006年開始，我親自策劃和實施，已經在青海成功地創立了一系列的文化項目，三江源國際攝影節、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青海世界山地紀錄片節、青海國際水與生命音樂之旅、青海國際詩人帳篷圓桌會議等，已經成為今天青海和中國走向世界的一種平臺和途徑，同樣也是世界認識和了解青海和中國的重要窗口。同時，我們還利用青海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提出了以昆侖文化為主體的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概念，成功策劃舉辦了昆侖神話與世界神話國際論壇，重新詮釋了中國最古老的神話，并讓其與世界不同神話體系進行溝通和對話，進一步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作為一個行動的詩人，我為我參與了這一系列的文化事件而感到欣慰，我始終認為，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我應該而必須去做的，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