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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景觀存在的意義,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間的藝術能夠在當代文化意義上與公眾發生關系的一種思想方式,不同時期對公共藝術的定位也必然不同。地鐵在長期的運營過程中,將不同時代的美學傳統、時尚風潮和文化品位保留在公共交通空間之中,積累出獨特的歷史美感。
藝術中的民族性,是運用本民族的藝術形式、藝術手法,外化為獨特的符號,使作品呈現鮮明的民族風格。地鐵是現代社會城市文明的窗口,可以創造較大且封閉的空間而使公共藝術有更多機會走進人們的視野。我們對北京地鐵公共藝術中的民族性進行研究,可以為其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
原創性的中國元素符號使藝術的民族性有了根本保證,也最容易喚起中華兒女對民族身份的認同感。這類符號是藝術表現的慣例內容,最適合成為公共藝術的選擇對象,藝術家獨特的視角賦予慣例符號以新的生命。
西直門站設置了《燕山長城圖》和《大江東去圖》兩幅壁畫。畫面中的長城、黃河、甲骨文等意象,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厚重感和滄桑感,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順義站的《樸風和順》 ,以環形玉佩為原型,它也是中華文化的典型意象,整個作品像一件立體的中國結。這些作品都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符號巧妙杰出的運用。
挪用是后現代藝術的一種重要手法,挪用藝術的意義來自于原來作品與挪用作品的對話,不同的語境是挪用作品產生意義的土壤。這類作品給人的第一感覺是“似曾相識” ,但由于環境的不同而又與原作相區別。
4號線的圓明園站浮雕,是對圓明園大水法殘垣和御題圓明園四十景的挪用。作者將圓明園遺跡盡量保持原樣,效果逼真。這樣一方面與圓明園遺址公園呼應,另一方面在地下軌道中運用一組帶有民族沉痛記憶的符號,形成一個似乎要將民族屈辱永遠帶入地下的隱喻。作品能夠根據地鐵站的空間環境和歷史環境對經典進行創造性挪用,讓公眾熟悉的文化藝術符號產生新的意義。
從中國藝術的精神層面來講,“唐宋氣象”最能概括出當代北京地鐵公共藝術的文化風貌。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前期的頂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極致。李杜的詩歌,顏柳的正楷,公孫大娘的舞劍,張旭懷素的草書,體現出一種瀟灑之美,熱烈宏大。中唐之后,中國美學與藝術孕育著范例的轉型。宋代崇尚中和平淡,仿佛是唐代絢爛之后的平靜與反思。平淡風格是士人畢生著意進行的高雅審美追求,與繪畫的遠逸、書法的簡古一樣,體現的是內容深厚的文化取向。“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 ,“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平淡” ,這才是宋人的追求。
我們可以仔細體味北京地鐵公共藝術中的民族文化特征,首先是頗具盛唐的風范。新世紀以來,地鐵公共藝術多鋪排用筆,藝術意象布滿畫面,色彩明麗,與國家的欣欣向榮呼應。人物造像高大,布局均勻,彰顯了濃厚的人本意識。唐代對各種民族文化兼容并包,形成一種開放的氣象,這是“獨尊儒術”的漢代所不具備的。
盛唐之大氣包容之外,北京地鐵公共藝術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典雅清麗之美。蓮花橋站的《藕花深處》 ,作品水墨設色,湖藍為底,不著艷色而盡得風流。公主墳站的《化蝶雙飛》 ,畫面以白色為底,上著輕盈靈動的蝴蝶。蝴蝶以墨色為主,僅以幾只彩蝶作為點綴。亮馬橋站的《飛鳥》 、白石橋站的《水之韻律》等,都滲透著宋代士人的沉靜與雅趣,在寧靜之中蕩漾著一股靈氣,在平淡之中蘊含著向善向美的精神升華。
公共藝術景觀存在的意義,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間的藝術能夠在當代文化意義上與公眾發生關系的一種思想方式,不同時期對公共藝術的定位也必然不同。地鐵在長期的運營過程中,將不同時代的美學傳統、時尚風潮和文化品位保留在公共交通空間之中,積累出獨特的歷史美感。
早期的《燕山長城圖》 《大江東去圖》《四大發明》 《中國天文史》和《華夏雄風》五幅作品中,無一例外地選擇中國的傳統藝術意象,均表現出一種整體感,長城、大江都是國家的象征,后兩幅作品從題目上直接點明了“國家”的寓意。“民族性”體現為中華民族整體的歷史文化和象征。此后,地鐵公共藝術在民族性的塑造方面發生了變化,從國家-民族性轉變為民間-民族性。5號線上的《千字文》《百家姓》 《三字經》和《弟子規》 ,都是古代兒童的發蒙讀物。4號線動物園站的《動物樂園》 ,直接將兒童的涂鴉作品搬上墻壁。西四站的《京華舊夢》折射出老北京的市民百態。能夠體現這個主題最典型的,莫過于10號線草橋站的《花樣年華》 ,其畫面上有早餐、超市購物車、日常背包、公交卡、電腦等百姓生活最為熟悉的物品。這些作品向生活靠近,體現出公共的生活狀態,表達了公眾的審美訴求,無疑是時代的進步。
藝術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并存在相互轉化的契機。在地鐵公共藝術的建設中,注重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流與對話必不可少。
首先,北京地鐵的公共藝術選取了很多世界性的意象。10號線的三元橋站是國際友人進京后認識城市的重要窗口,作品選擇世界地圖作為主要審美意象,藝術地再現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城市。北京CBD地區的地鐵設計風格,也很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國貿站如同一個太空艙,燈光呈螺旋狀散開。金臺夕照站以淡黃與灰色搭配,暗合了古代金臺夕照的著名景點。簡單大方的布局和簡潔流暢的景觀,充滿著現代氣息。設計的理念來自北京本土,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銜接非常完美。
其次,注重古典民族意象的選擇。中華龍的觀念蘊含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仁者愛人的互助觀,陰陽交合的發展觀以及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觀。然而,清代基督教徒以撒旦代名詞“Drag - on”翻譯了漢語的“龍” ,致使西方人將龍視為惡魔。鳳被譯作“Phoenix” ,并沒有太多的文化歧義。
在北京地鐵的公共藝術中,我們看到很多鳳的意象,龍則相對較少,而且一般也不作為主要意象。在近年來出現的地鐵公共藝術中,龍僅出現過3次,分別是4號線的西苑站、動物園站和大興線的高米店北站。鳳凰則出現了5次,每次出現都是金碧輝煌,分外耀眼。棗園站的《田園奏鳴曲》 ,順義站的《日月光華》 ,朝陽門站的《鳳舞朝陽》 ,白堆子站的《鳳杏奇緣》 ,公主墳站的《百鳥朝鳳》 ,均以色彩熱烈的鳳凰作為主要表現對象。
再次,注重塑造多民族團結統一的世界民族形象。我們看到,高米店北站的《首邑祥云》中,展現了載歌載舞的蒙、滿、漢各族人民的相互融合,表達了民族團結的寓意。15號線順義站的作品《日月光華》中,亦有類似畫面。10號線建德門站的《血肉長城》體現了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情景。
民族性賦予城市公共藝術獨特的魅力,是城市建設避免“千城一面”的有效途徑。民族性在北京地鐵公共藝術中有著多樣體現,使北京地下空間藝術洋溢著濃厚的民族氣息。今后地鐵公共藝術在少數民族文化符號的運用上還有較大的拓展空間,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符號亦可為我所用。發掘地鐵公共藝術中的民族性對城市建設意義深遠,我們期待著未來北京市地鐵公共藝術在發覺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優勢方面呈現更多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