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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歲的上海書畫大家陳佩秋,為2014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請柬,書寫了“請柬”二字。陳佩秋與她所摯愛的中國書畫,精彩亮相。
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這位書畫大家娓娓道來的,不僅是自己完成這個國家任務的故事,不僅是這一生投身書畫的不懈堅持,還有老藝術家的心聲:“一個藝術工作者,如果喪失了社會責任感,整天就知道圍著錢轉,怎么可能有大格局,也無法成為真正的大家。那將有愧于自己,更有愧于家國。”
有時晚上畫著畫著,一抬眼,怎么窗戶外天亮了
九月中旬,書畫大家陳佩秋接到一項任務——為即將在北京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創作書畫。
為了寫好會議請柬上的“請柬”二字,陳佩秋再三斟酌,反復推敲,“我嘗試了不少字體,也寫了十多遍”。終于,定稿行楷體“請柬”,蒼勁大氣。
接著,她又忙著為領導人休息室里的骨瓷宮燈,創作燒制在瓷片燈壁上的兩幅中國畫。一幅是穿梭于搖曳竹葉中的小鳥; 另一幅是非常具有陳佩秋風格的青綠山水畫。畫面層次豐富,磅礴中兼有清新之韻,雅致飄逸。
夜以繼日的一周,陳佩秋為APEC會議呈現一抹中國書畫的雋永意味。
解放周末:聽說您為了敲定到底采用哪種字體書寫“請柬”二字,把家里久已不用的幾本老字帖都翻出來了?
陳佩秋:是啊。主管此事的部門沒有明確規定我寫什么字體,那就是一種信任。面對這份信任,我當然得選出相對最滿意的字體,要大氣得體,透出我們中國傳統味道來。
解放周末:“請柬”二字出自您手,打開請柬,看到的是謝稚柳大師的國畫。您與您先生以這種書畫交融的方式“隔空”相逢,是否讓您特別驚喜?
陳佩秋:很意外。一眨眼,老頭子(書畫、鑒定大家謝稚柳)已經離開我和孩子們17年了。這次請柬上選了他的畫,讓我們的作品再次“合璧”,實為難得。所以,我一定要寫出自己最滿意的字。現在想來,我們夫妻倆不同時期的書畫作品,同時呈現在一張由國家領導人送出的請柬上,這樣的“相逢”,太珍貴了。
解放周末:接手此任,您盡心竭力。聽您家人介紹,有時到了吃飯時間,如果恰遇畫興正濃,您總是說“飯等一等再吃”,如此廢寢忘食,您身體吃得消嗎?
陳佩秋:說起來也是,92歲的人了,寫寫畫畫起來,精力比年輕的時候是差多了,但比起有些70歲的后輩們,恐怕還強一些。這也許和我年輕時一直延續到現在的習慣有關,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寫字作畫,提起畫筆來,就不曉得時間了。有時畫著畫著,一抬眼,怎么窗戶外天亮了呀。
70年多來,我一直堅持寫寫畫畫,沒停過,一直勞動的人嘛,精神頭大都是好的。這也算是老天爺對我的恩賜吧。(雙手一合,朗聲而笑)
我從入學開始臨摹、寫生,到現在也沒停過
1946年冬,杭州。國立藝專一間自習室里,每天晚上有一盞燈亮到很晚。一位面容清秀的女生,在燈下專心致志地伏案臨摹古畫復制品。
1960年前后的幾年里,上海龍華苗圃綠意蔥蘢的植物,吸引著上海中國畫院的一位青年畫家,從清晨畫到黃昏,她流連忘返。有一次她“下生活”到苗圃寫生,3個多月和苗圃女工們吃住在一起。
2014年夏,滇池湖畔。碧水中的紅嘴鷗,“飛”到了岸邊一位老畫家的寫生本上。她精神矍鑠,奮筆而畫,渾然忘了身外一切。
從20多歲到90多歲,從學生到大家,陳佩秋始終堅持臨摹、寫生這藝術創作中不可缺少的最基礎的功課,從未懈怠。
解放周末:書畫,是您從小就有的興趣嗎?
陳佩秋:不是的。我自小數理化成績很好,我想學科技,父親說女孩學經濟做會計工作合適。但我不愿意,報了藝專。
解放周末:沒有一點繪畫基礎,您哪里來的魄力報考藝專?
陳佩秋:那時候,張大千等不少畫家都來昆明辦畫展。可以說,抗戰時期的昆明,云集了很多最優秀的藝術家。家里人常伴我去看畫展,看得多了,便有了點想法,去重慶考國立藝專。
解放周末:在您求學的那段時間,國立藝專可謂名家如云。
陳佩秋:是的。當時黃賓虹、潘天壽、鄭午昌等大師,都做過我的老師,讓我受益匪淺。
解放周末:那些年您都臨摹了哪些畫,對您之后的藝術道路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陳佩秋:那時候,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就是臨摹、寫生。好像對別的東西都不感興趣。
記得當時恩師鄭午昌先生帶來許多明清的印刷品和照片讓我臨摹。清六家、明四家,能找到圖冊的我都臨。山水從元明清開始上溯宋元,幾乎每個朝代都臨過。6年里,前后大概共臨摹了近百幅作品。當時高年級班的同學都創作兩三年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就嘲笑我,這個人沒本事,高年級了仍是整天臨畫。
令我記憶尤深的是《江行初雪圖》,那是五代南唐時期的經典山水畫卷。一打開,趙幹那生動細膩的筆墨線條,將人瞬間拽入了古時“漁人和孩童穿梭在風雪中撒網捕魚”的江南情境之中。畫家的各式用筆方法勁挺深厚,暈染、皴擦,完美無缺。這一手卷我臨摹過3遍,一些筆法復雜的局部我反復臨摹,每次都有新的認識,深感筆與墨的運用是中國畫技法的精粹。
解放周末:您曾經說過,臨摹也非易事,這話怎么理解?
陳佩秋:臨摹確實不像外行人想得那么簡單,這要看臨的對象。某些知名畫家的作品,或許小童都能臨摹得差不多,但如果是北宋大畫家的名作,高等學府里藝術專業的老師,有時怕也臨摹不了。
解放周末:臨摹之外,寫生對于畫家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書房里見過您這么多年來寫生本的復印件,幾十本疊起來,足有一米多高了。
陳佩秋:寫生,已經成為我多年來的一個習慣。外出乘火車、坐汽車甚至走在馬路上,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對身邊自然及人文的景致細細觀察,做有心人。前不久,我去黃山,看到山腳下有一棵參天老樹,根須的感覺給人印象很特別,便隨即拿出畫本,記錄下來。
解放周末:現在不少地方的畫院和美協也會定期組織畫家深入生活采風,但像您這樣堅持幾十年用毛筆寫生的,似乎不多。
陳佩秋:當代一些畫家,不少過于依賴現代設備,喜歡用照相機和手機先把景物拍下來。對畫家而言,深入生活如果僅僅是去感受和體驗,那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對實景寫生。身邊的一草一木,皆可入畫,只要你有這個心思和毅力。
我的寫生稿不是成百上千張,而是幾十本上萬張,光是蘭花的寫生集子就有十幾本。直到現在,我有時還翻翻寫生稿,它會重新喚起記憶,對創作很有啟發。
解放周末:聽您一席話,感覺當下一些人所推崇的“快速成功法”、“教你如何走捷徑”之類無視基礎訓練的速成法等,太過急功近利。
陳佩秋:不符合基本規律的事物,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就像再好的飯菜天天吃也會厭,藝術作品也不能公式化,更不能千篇一律
新中國成立以后,陳佩秋來到上海市文管會工作。在文管會,她有機會一睹歷代畫壇名家的大作,如魚得水。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陳佩秋成為上海畫院最年輕的畫師。兩年后,她以一幅《天目山杜鵑》獲上海市青年美術作品展覽一等獎和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二等獎,確立了在畫壇的地位。
上個世紀80年代后,陳佩秋走出國門,逛博物館,“孵”書店。她翻閱了大量的印象派原版畫冊,莫奈、雷諾阿、畢沙羅、塞尚等西方名家斑斕絢爛的畫風,給予她新的啟思。
年逾花甲,她并未止步于“花鳥與山水畫大家”之譽,而是勇氣十足地開啟了新一輪畫風的探索。她將印象派的用色技法運用于中國畫上,以層層疊加墨彩的手法,令畫面層次更為豐富通透,開創陳氏青綠山水之新風。
解放周末:“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藝術是主觀和客觀的一次完美結合。您的青綠山水代表系列,是您藝術生涯里怎樣的一次藝術再造?
陳佩秋:1988年開始,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美國洛杉磯,那里一年四季都是花,五彩繽紛。天天走在花叢中,對顏色變得特別敏感。在博物館里,莫奈等印象派大師畫作用色的大膽張揚,也給了我“刺激”。
回國后,我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用色方法——疊彩法,在宣紙上試驗。大面積的青綠著色,上色—晾干—加色,循環多次,筆筆追加,層層渲染,直至自己心領神會時,方收筆。當時一位知名的評論家看了第一幅我用疊彩法創作的青綠山水《荷凈納涼》后,感嘆不已:此畫不拘于傳統的點染,青綠的遠山仿佛在眼前吐納呼吸,有溫度有質感,美。
解放周末:時至今日,您創作的數百幅青綠山水畫作都具有這種“有溫度有質感”的美。這種溫度與質感,從何而來?
陳佩秋:我想,這是拜多年寫生的經歷所賜。僅云南,我就深入到過許多偏遠的山區。山勢的跌宕,云靄的厚薄,山腰山頂上樹葉的疏密不同,都留在寫生本里,也印在我腦子里。因此,山山水水在我的筆下,就有了生活的質感。
解放周末:我們知道,“亦美亦難”是您為自己制定的創作標高。“美”,容易理解;而“難”意味著什么?
陳佩秋:這個“難”指的是無論到什么時候,都要對自己有所要求。所謂畫無止盡,再老,也要勤奮,不斷地努力奮進,一步一個腳印。還不能因循守舊一種風格,即使市場上不乏鼓掌者,作為學藝術的人自己卻要深入想想,就像再好的飯菜天天吃也會厭,藝術作品也不能公式化,更不能千篇一律。
解放周末:不斷向前,不斷向上,這不由讓我想到您的齋名“高花閣”。
陳佩秋:這個齋名來自李商隱的詩《高花》。我在寫生中得知,一般花枝大多是自下向上開放的,其最下的蓓蕾是最先開的,頂上最高的花蕾是最后開的。我用“高花”為齋名,就是取其“后開、晚開”的意思。因為,一個人做學問,學本事,都不能急于求成。
藝術工作者,如果整天就知道圍著錢轉,怎么可能有大格局
身為大師級畫家,如果陳佩秋選擇作畫寫字,藏家定會紛紛揣著重金上門以求;作為中國畫院顧問、上海書畫院院長,如果她愿意出席剪彩禮、發布會、研討會等活動,白天晚上都會排滿“熱鬧”。
毋庸諱言,穿梭于各種場子忙掙錢、跑關系、爭頭銜,熱衷于抬高自己身價者,在當下藝術圈,并非個案。
而陳佩秋選擇的,恰恰,不是這些如果。當書畫市場動輒以幾百萬元潤格向陳佩秋發出山水畫作之邀時,她不為所動,仍執著于古畫審鑒之道:“現在不缺畫畫的,但有能力鑒定宋元時期古畫的,卻少之又少。既然我認定這個活兒,就會堅持下去,給歷史和后人一個交待。”俠肝義膽的她,看不得藏家上當受騙,更想為社會盡一份責任。
解放周末:聽說您從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首次接觸到古畫造假這個話題起,便開始留心比對、研究古畫的真偽了。從一名創作者轉型為鑒定者,您的底氣來自哪里?
陳佩秋:臨畫、懂畫、會畫者,鑒定古畫才有發言權。
解放周末:審鑒古畫,您判斷其真偽的主要依據是什么?
陳佩秋:筆法,即畫家用筆的特點。歷史上有造詣的畫家,他們都有各自不同于其他人的筆觸及用筆特征,就像他們與人打招呼時所習慣的方式。不同年代的畫作風格存在明顯差別,比如山石、樹木、屋宇、舟車、物品、服飾,整個畫面的氣息大不一樣。
此外,絹底、落款、印章等亦是判定畫作真偽的有效佐證。古畫鑒定考的是鑒定者的眼光與經驗。
解放周末:在您看來當下鑒定界面臨的最大難點是什么?
陳佩秋:當下書畫市場贗品頗多,對古畫的鑒定尤其顯得必要與迫切。而目前主要的問題,我想就是古畫鑒定人才梯隊青黃不接。
換個角度看,當下又是搞鑒定工作條件最好的時候。現在搞鑒定,用不著非要到庫房里調原件查看,因為印刷、照相技術的不斷發展,現在印出來的版本都是高清的。
最近,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宋畫全集》我看了下,印刷的精度特別高,他們做了件大好事,可以說是對研究宋畫真偽作了一個貢獻。書里所刊中外博物館藏品,有些存在真偽問題。前不久,我牽頭成立了截玉軒古書畫研究社,就是致力于古畫鑒定。我由衷地盼望,有越來越多的人才能致力于古畫鑒定的事業,一起努力盡快將一些經典藏品的真偽研究清楚。
解放周末:您的兒媳沐蘭介紹說,您常常凌晨時分仍舉著放大鏡在宋元畫家的畫冊上忘我地做著批注。而一位香港老友備好畫資請您畫一幅青綠山水,眼巴巴等了快兩年了,您尚未動過一筆。這時間上的巨大反差,生動地說明了您內心的價值選擇。
陳佩秋:錢這個東西,夠用就好。現在我的生活條件比以前好多了。當年家里條件最困難的時候,僅有一床一桌和幾把椅子,窮成那樣不也挺過來了。
一個藝術工作者,如果喪失了社會責任感,整天就知道圍著錢轉,怎么可能有大格局,也無法成為真正的大家。那將有愧于自己,更有愧于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