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高原”與“高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 ”一語中的，這是當前文藝創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大問題。

　　就交響樂創作來說，我以為，我國并不缺乏人才。從上個世紀50年代“留蘇” ，到改革開放以后“留美、英、法、德、俄”等國的留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歷歷在目。我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更是大有人在，他們都受到過系統的專業技術訓練，并學習了外國的現代技法，在技術上不存在障礙，可以說“老中青”三代俱在。這些音樂人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他們熱愛自己的專業，熱愛交響樂事業，為此付出辛勤勞動。僅第一屆“金鐘獎”參評的交響樂作品就有121部，評出了金獎《土樓回響》 。從那時到現在又過去了13年，又有幾百部作品問世。但是，在新中國成立50年、新中國成立60年，改革開放三十年等慶祝演出時竟很難選出“高峰”作品，而不得不還是演奏“老三篇” ： 《梁祝》 《黃河》 《紅旗頌》 。同時，歐美等世界多國也呼吁要求演奏中國作品。但是，能拿得出去的作品的確很少。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遺憾的事。為什么是這樣呢？正如某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新作品音樂會邀請外國專家出席，結果外國專家評論說：“你們這些作品的寫作技巧一點也不比外國差，但聽不出來是中國人寫的。 ”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同志對我說：“現在有些作品樂團不愿意演，指揮不愿意指，聽眾不愿意聽。尤其是音樂院校學生寫的一些作品，指揮都無法下拍子。有的著名歌曲改編的曲子，聽眾竟以為是樂隊演錯了，甚至發生排練時樂手與作者吵架的現象……”這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和驚醒嗎！當然，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王寧寫的交響樂《人文頌》已在法國、美國和我們的臺灣上演，受到好評。

　　我以為在創作思想上要提倡現代技法中國化。現代技法要學，但不能“生吞活剝，照搬照抄” ，要結合中國的創作實際。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指導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馬列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相結合產生了鄧小平理論，指導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鄧小平同志之所以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因為他既大膽提倡、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經驗，又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時期毛主席就提出過“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中國國情的系列講話，必將深刻地影響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音樂創作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要把外國的現代技法化解為中國風格、中國氣魄的作品才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

　　音樂語言民族化。旋律是音樂的靈魂，古今中外流傳至今的優秀作品無一例外地都有美好的旋律。而這些美好的旋律都與作品反映的國家民族相聯系，來自于本民族的民族、民間音樂語言。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說法：“音樂是世界語言。 ”但這不排除音樂要具有國家、民族的色彩和風格，如果這些具有國家民族色彩的音樂語言都在作品中消失了，全世界的音樂都一個樣，那將多么乏味，也就不能稱其為世界了。正因為如此，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才以其鮮明的民族風格，美好的中國旋律傳遍了世界。要重視旋律的寫作，要重視音樂語言的民族化。

　　音樂結構科學化。結構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作者當他的創作進展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層樓，駕馭曲式的能力將是重大考驗。恰當的體裁結構對作品思想內容的表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體裁結構是為內容服務的，要根據作品的內容來取舍，結構的存在和運用有其內在的規律。交響樂里常見的奏鳴曲式之所以沿用至今，就是由于音樂發展的規律，矛盾沖突、對立統一的需要。音樂結構科學化，是要遵循音樂發展的自身規律，為作品的思想內容提供恰當的形式、完美的表達。

　　現代技法中國化，音樂語言民族化，音樂結構科學化，是中國音樂作品從“高原”走上“高峰”的必經之路。

　　我們熱烈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懷抱理想信念，腳踏祖國熱土，朝向美好未來，勤奮耕耘，精益求精，為人民充滿激情地創作出無愧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