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讓“人民的文藝”引領時代風氣

　　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文藝理論家，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長期從事中國古代詩學、文藝心理學、文學文體學、美學等研究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令社會各界倍感振奮，尤其在文藝界、文藝理論界引發強烈共鳴，激起廣泛熱議。總書記重要講話強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哪些重要觀點？對當今文藝創作與研究有何重大意義？對照總書記講話精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比以往傳統教材有何突破與改進？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對該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童慶炳教授進行了專訪。

　　記者：總書記此次講話，厚重深刻而又充滿新意，對當代中國文藝發展無疑是重要的指南、激勵與鞭策。您對此有何感觸？

　　童慶炳：我最大的感受是：總書記講話高屋建瓴，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現實性、時代感，不是舊有思想的簡單重復，而是立足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論述、新表達、新發展。在講話中，總書記始終把文藝工作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聯系起來論述，深刻揭示了文藝工作對于今日中國的重要價值，體現了我們黨高度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也激發了廣大文藝工作者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

　　總書記講話抓住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那就是文學和我們所處時代的關系。他從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切入，從中國人民面對的新的理想、新的世界、新的夢想——中國夢出發，特別強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這就使文藝工作者從內心迸發了豪情與自覺，立志創作出偉大時代呼喚的偉大作品，從而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就總的思想來講，總書記講話跟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又有很多創新之處。比如，他從現實出發談文藝問題，既肯定了當前文藝界“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的喜人成績，也尖銳地指出了不足——“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等等。既然如此，文藝工作者就必須“志存高遠，隨著時代生活創新，以自己的藝術個性進行創新”，這是藝術創作原則的新的表達。再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思想在毛澤東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就已有體現，1956年正式提出，是我們黨指導藝術和科學發展的一貫方針。此次總書記不但重申了這一方針，還將其進一步具體化了。怎樣才能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真正出精品呢？他認為，一要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二要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三要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四要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五要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鑒。這些具體論述，有利于“雙百方針”進一步落到實處。

　　記者：“人民”，這個字眼在總書記此次講話中高頻出現。這透露出什么？我們知道，您在較早的文章中就曾提出，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文學應該是“人民文學”。

　　童慶炳：人民和人民的實踐，這一點總書記是當作中心觀點來講的，是貫穿講話的一條紅線。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文藝創作的根本方向，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這個道理總書記講得非常透徹、非常精彩。他一再強調：“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我認為，這些表述把列寧“文藝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毛澤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更加時代化、具體化了。

　　從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來看，首先，人民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其次，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最后，作品的成敗高下，不是由評論家說了算，而是由人民群眾說了算。所以在各個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人民群眾是文藝的中心。我們不是為藝術而藝術，我們是為人民而藝術；我們當然也要抒發個人的喜怒哀樂，但這種情感是和人民群眾的情感洪流融匯在一起，與實現中國夢密切相關的。

　　文學藝術的中國話語從哪里來？只能從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中來。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曾說：“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今天，總書記用有力的語言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可見，文學能動地反映生活。沒有生活，沒有對生活的能動的反映，就沒有文學。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夠寫出好作品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在于他始終把自己生活的那塊土地、那里的人民看作寫作的源頭活水，“眼睛始終向下”，所以筆下有生活、有力量。他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源于故鄉，超越故鄉》，他甚至連別的地方發生的故事都要挪到“高密鄉”來寫，所以他的作品能夠受到世界人民喜愛。

　　記者：總書記講話中反復強調的還有一點：文藝對價值觀的塑造與引導。“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您對此作何理解？

　　童慶炳：偉大的文藝作品是永遠開不敗的花，它會流傳萬世，影響一代又一代讀者。我們今天很多感情都包含在李白、杜甫的感情中，已經被先輩作家們表達得非常動人。中華文化成為今天這樣的文化，是跟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獨特性密切相關的。精神產品具有獨特的力量，它不是一般的說理，而是傳達、激發感情。比如我們那代人，很多都是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紅巖》等文藝作品，受到情感的激發，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決心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生。

　　應當看到，強調文學藝術作品的導向性，是和當今激烈的價值觀交鋒、很多現實弊端對人的影響相關聯的。今天，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急速發展的時代也帶來了一些丑惡、卑下的東西，無形中影響著人的精神面貌。這種時候，我們可以借助文藝的力量，抵御邪惡與卑下，張揚起時代精神的大旗。真正優秀的作品往往會使我們的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一步。因為我們被文藝的力量打動了，心靈得到凈化，對丑惡現象的抵御能力就會提高。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工程重點教材《文學理論》里，從“文學價值論”的角度進行了專門論述。

　　記者：我們知道，這本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各界好評，被評價為“反映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新發展和新成果”，它是如何體現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文學理論自身發展規律的統一的？有哪些創新與亮點？

　　童慶炳：先說文學價值論。在傳統文學理論的基礎上，我們的教材特意增加了“文學價值論”和“文學接受論”兩論。在文學價值論中，教材從作家和讀者兩方面論述了文學價值的生成和實現，批評了把文學當作追逐利潤的“搖錢樹”、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或泄私憤謀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等不良傾向，從真善美三方面論述了文學價值的內涵和評定，并著重論述了文學價值的多樣性和主導性，特別指出：在當代中國，文學的主導價值必須也只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強調文學藝術要堅持正確導向，弘揚社會正氣，反映時代精神，引領歷史進步，從而使文學價值理論既有時代使命感，又有現實針對性。

　　這本教材是完全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編寫的。我們注重內容的現實性、時代性，為了充分聽取師生訴求，我們先后走訪了34所高校進行調研。在寫作中，首先要求各章各節，甚至使用的例子都要體現“中國化”原則，用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話語來寫中國的教材，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在篇章結構的安排上，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理論》作為第一章加以論述，而第一章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學理論講得相對簡要，毛澤東以來的中國化的文學理論新發展則講得比較具體、切實，并專門拿出一節，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文藝思想”，這是此前同類教材中從未有過的。

　　此外，“人民是藝術創作的源頭活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學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等等，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的這些重要觀點，教材中也都有比較充分的闡述。可以說，這部教材對現時代的文學性質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致力于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將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性、審美性和語言藝術性有機地統合到一起，充分吸收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進行擴展與深化。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比較一致的肯定意見，被評價為“貫徹黨中央關于文學藝術工作的方針原則，體現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的鮮明特色，反映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嶄新實踐”“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學理化方面邁出了一大步”。當然，教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比如說，我們今天的文學藝術面臨什么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總書記講話中說得入木三分，這些內容我們在修訂時要加以吸收，進一步完善。

　　記者：總書記講話對文藝創作者、文藝理論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期待。您認為文藝理論界應承擔起怎樣的責任，如何履行使命？

　　童慶炳：總書記的講話不但是文藝工作者、創作者的思想指南，也為我們文藝理論研究工作者指明了道路。

　　我國文藝理論界現狀如何？成績自然有，但問題不可謂不多，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理論脫離實際。現在的文學理論界有種風氣，認為西方的理論一定比中國的高明，因此不加辨別地搬用、套用西方理論，用國外的理論條文來“宰割”本國活生生的現實，結果必然是格格不入的，直接造成很多文章內容空洞，下定義者和推論者多，分析現實、講道理者少，這不可取。西方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與我們有很大差異，我們可以有所借鑒，但絕不能照搬照抄。否則，文學理論就一頭扎進了死胡同。

　　總書記講話再一次啟示我們，評論家、理論家研究作品也要結合現實，要和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相結合，不能一味地空談理論。只有把理論和實踐真正結合起來，文學理論才會煥發出巨大的能量，助推“人民的文藝”引領時代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