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善玉：習總書記講得很實在 敢于直面問題

　　編者按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在文藝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本報文化新聞版從今日起推出一組專題報道，反映創作第一線的上海文藝工作者學習、領會并以實際行動貫徹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情況。

　　“習總書記說，要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文藝是民族生存的力量，我對這句話特別感動。我的印象中，好像從來沒有把文藝提到這么一個高度。”說起兩天前在北京參加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的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就顯得非常興奮，“我覺得習總書記講得非常實在，用我們的行話說就是貼肉。不是空洞的一套套理論。他講得深入淺出，講得像我們這種演員也聽得懂、也能理解。”

　　敢于直面問題

　　茅善玉告訴記者，這次座談會上，習總書記的一些話讓自己非常“震驚”，因為在談到問題時都是直截了當的，“攤在臺面上來講”的。“一般領導開會不會這樣講，一般都講得很隱晦，很迂回，不會這么深刻。”讓茅善玉印象特別深的是總書記對當下社會的一些評價，“習總書記講，現在精神空空，價值觀缺失，病根就在這里，沒有精神追求，風氣這樣壞下去，對這個民族的破壞力是非常可怕的。”茅善玉一邊看著筆記本，一邊一句句向記者復述。

　　“我覺得我們思想上也確實有混亂的時候。”聯系到創作，茅善玉說，自己并不反對寫人物的多面性、復雜性，作為藝術作品也的確有這個需要，但不能隨意顛覆。“前一陣，我看到微信上說秦檜不是漢奸，我就搞不清楚了，我覺得這一定要很慎重，如果確實是這樣，那我們為歷史人物正名，沒什么不可以，但不能道聽途說。現在搞呀搞，把我們的價值觀都搞亂了。搞到大家對任何事都懷疑，甚至懷疑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是很可怕的。”

　　不能迷失方向

　　“文藝不能在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這句話我感到非常深刻。我們這幾年，可以說的確都迷失了方向，很糾結，不知道怎么才好。一個浪頭過來把我們打到這邊，另一個浪頭過來把我們打到那邊，弄過去弄過來我們也糊涂了。”作為一個戲曲院團的“當家人”，對于這些問題茅善玉體會頗深，“如同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所說，我們有數量沒有質量，有高原沒有高峰。因為我們是在最基層工作的，所以體會特別深，經濟利益驅動，各種利益驅動，在創作過程中我們也是很功利的，有時候是為了迎合這個，有時候是為了迎合那個。就是沒有想過出來的作品是不是能夠保持‘三性’統一。”

　　雖然戲曲現在的市場化程度并不太高，但茅善玉直言，創作過程中功利性的東西還是不少，從作者寫劇本開始到院團創排這個劇目，一直到上級領導，往往都會帶有一定的功利性——或希望能得獎，或希望能獲得資金支持。“我自己也一樣，明明知道這不對，不符合藝術規律，但有時覺得大環境如此，也不能免俗。”茅善玉自我檢討說。

　　肩負崇高責任

　　茅善玉說，以前說到文藝就是娛樂啊什么的，“現在習總書記說，這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力量，我印象中以前沒有這樣提過。”“總書記說，國際上都想了解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一言一行，國際很關注，想知道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文藝是世界語言，用這種語言和人家交流，比什么都好，都有效。所以文藝要擔負起這個重大責任和使命。”說起這些，茅善玉顯得有些自豪：“這也就是說，文藝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習總書記說，要講好中國故事，要突出愛國主義，突出民族英雄，這是主旋律，而且希望在審美過程中讓世界來了解我們，了解我們的文明，了解我們的文化。”茅善玉一邊翻著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一邊說：“民族英雄，愛國主義，都是中國精神，這是永恒的主題。今年是甲午年，我們在排《鄧世昌》，鄧世昌就是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這是不過時的，是永恒的，我們每個時代都需要這種民族英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精神。這個戲年底就要上演了。”

　　堅持創作導向

　　“習總書記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追求，文藝為人民創作，要熱愛人民，扎根人民，深入人民，要身入，心入，情入，要對人民有感情，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實在。”茅善玉認為，這次文藝工作座談會，突出了文藝在當今時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引領時代的風尚、引領老百姓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當然，習總書記最后還希望這個社會的文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因為老百姓的需求是各式各樣的，所以你必須不拘一格，不拘形態。但歸根到底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

　　結合自己的工作，茅善玉也坦率地表示：“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我們的作品是為人民大眾而創作的。習總書記也說到，不能唯得獎論，不過不得獎就沒有話語權，沒有‘江湖地位’。而戲曲現在僅僅依靠市場生存確實比較困難，我們要把握好這個度很難。”茅善玉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合理的機制，兩者兼顧，“如果戲是不會得獎的，但老百姓喜聞樂見，那么就走市場；如果市場不怎么樣，但有很好的社會效應，這樣的戲也要有。歸根到底要遵循藝術規律。”

　　期待更好環境

　　說到現在年青一代對戲曲這樣的民族傳統文化缺乏認同感時，茅善玉表現出相當的無奈，她說：“在宣傳這一塊上我們是吃敗仗的。年輕人不來看，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老套的。我一直認為，年輕人看滬劇應該從《雷雨》開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滬劇，如果你能坐十分鐘，保管你不會走。但這十分鐘他們也不愿坐。”而講到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文化自信、文化自覺，茅善玉認為也有兩個方面，現在不僅年輕觀眾少，戲曲從業人員自己也往往沒有認同感，沒有文化自信，“因為太艱苦，自信就沒有了，不可能一直保持清貧呀。”

　　茅善玉說，像自己這一代人，從事這一行業已幾十年，所以有感情了，離不開了。但現在戲曲的生存環境很難吸引年輕人加入，沒有一定程度的物質保障，也沒有足夠的榮譽感，就很難吸引人、留住人。“現在的社會大家都很功利的，要讓大家安心，不心浮氣躁，總要準備一點糧食吧。”茅善玉認為，戲曲演員在物質上的要求并不算高，主要是希望能夠得到主流社會的肯定，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榮譽感、自豪感，但現在似乎這也不容易做到。

　　潛心創作精品

　　茅善玉說，總書記提到現在沒有高峰的作品是因為沉不下去、心浮氣躁，的確在創作中往往有太多不符合藝術規律的事。茅善玉告訴記者，上海滬劇院一年多前推出的《敦煌女兒》正在進行第三版的劇本創作中。“我們以前都是大家趕時間，因為還有很多指標性的事情，今年一個新創劇目，明年一個新創劇目，然后像小猴子翻箱子，翻一個扔一個，永遠沒有一個精品。”“其實這都是不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的。”

　　茅善玉說，這次下了決心要把《敦煌女兒》打造成精品。《敦煌女兒》講述的是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扎根甘肅大漠50年窮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的傳奇人生，演繹了樊錦詩從上海小女孩到敦煌學大學者的人生歷程。生于上海、長于上海的樊錦詩，1963年從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后，滿懷激情前往敦煌，忍受著大漠的風沙，堅守了50年，潛心致力于敦煌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事業。在這個戲中茅善玉扮演的樊錦詩年齡跨度從23歲到74歲，這也是樊錦詩首次被搬上舞臺。茅善玉說：“對于樊錦詩，我是充滿感情的，從內心對她認同和欽佩，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這樣的，所以在創作中有很多想要演好她的想法。”

　　之前《敦煌女兒》已經改了無數稿，立在舞臺上的也已經有兩版，但茅善玉始終不夠滿意。這次又請到了話劇《紅旗渠》的編劇楊林擔任編劇。“我也和他談過，我們藝術作品不一定要真人真事，可以換一個路子。可是他去走了一圈，采訪了原型，和他們的那個圈子接觸以后，他的情感發生變化，他說太讓我感動了，他就想把這個感動變成文字。”她告訴記者，本來這一稿十月就要交了，但是現在作者還沒有完成，“他還在修改，碰到了問題，他覺得很苦惱，雖然也去下過生活，也對這個人物很有感情，但作品不是有感情就能出來的。”“我肯定會給他時間，我不怕等，只要拿出來的作品是上乘的，等三個月五個月又有什么關系。畢竟一個戲的投資不少，不希望浪費精力和財力。”

　　茅善玉同時感慨，現在好劇本太難求了，“寫戲的人才流失得很多”，一個著名編劇往往要為各個劇種寫劇本，一個著名導演也是會執導各個劇種，結果難免“趨同”，但卻也很無奈。而且寫戲的時候框框也很多，各種功利的想法都會不知不覺滲透到劇本中。“寫戲的人，覺得這個劇可能會得什么獎，就會往這個方向去努力，創作過程中自己就已經有了框框，我請他的人，也有自己的功利，希望這個戲干嘛干嘛。”

　　茅善玉希望這個劇本可以純粹一些。不過她也感慨，現在創作過程中都只是短時間地下生活體驗一下，“會有多少感受呢”。滬劇最擅長的就是現實題材，所以茅善玉說接下去上海滬劇院的新戲依然可能會是一部現實題材的作品，她說自己對現在上海的援疆人題材有一點興趣，不過這還只是一個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