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精神的重建

　　關于當下的文學創作，時有批評和詬病之聲。有人指責作家脫離現實和社會生活，有人批評文學缺乏道德理想與價值持守，還有“垃圾”“二鍋頭”之說。事實上，如果潛心閱讀近年來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文學性、藝術性和人文情懷上，還是在對現實的敏銳感受和對歷史的反思上，現在的作品都要比以往更精粹、更強烈。這是一個重建文學精神的歷程，它為時代積累了寶貴的美學經驗，也為中國故事的精神形態和文化共同體的生成創造了重要條件。

　　運用新的敘事方式書寫歷史與現實

　　從文學發展歷程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品開始告別先鋒，重返現實，文本的實驗性和現代性探索似乎式微。但是，在近年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作家們運用新的敘事方式，展現他們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書寫。

　　王蒙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寫于新疆的舊作《這邊風景》中加入了新的文學元素。小說有著特殊歷史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融和生動復雜的人性寫照，同時鉤沉出“四清運動”這段被塵封的共和國歷史。每一章后邊都有王蒙闡述舊文重發的感慨，形成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使小說頗具現代感。余華的《第七天》以楊飛的亡靈在人世陰間“游歷”的離奇故事，道出了現實社會中的不公、腐敗、墮落、黑暗、失衡。“第七天”和亡靈敘事的結構讓小說具有了超越現實的氣質，而當那些“新聞串燒”被余華作為虛構情節寫入小說時，它們也獲得了獨特的藝術性和批判現實的意義。在《帶燈》中，賈平凹深入女主人公帶燈的感情世界，勾勒出她在處理鄉村瑣事、應對公共危機、面對精神之愛的內心生活。“帶燈”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光明溫暖的隱喻，透露出作家面向逐漸衰微的鄉村文明的美學理想。閻連科的《炸裂志》以“地方志”形式描寫一個村莊在30年里變成超級大都市的過程，勾勒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自我裂變和持續發展的面影，以及復雜吊詭的“魔幻現實”。金宇澄對語言的探索令人矚目，他的《繁花》精心遴選上海方言，寫出了上海的日常生活與繁復生動的人性、物欲等萬千景象。

　　由此看來，作家們已經意識到僅用“現實主義”是不夠的，他們以隱喻、寓言和荒誕敘事等再現了當代中國的精神鏡像。

　　堅守園地，傳遞情感的細密光澤

　　文學精神的重建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內涵和價值持守上的。有的作品形式上很傳統，但它們涌溢而出的人文情懷卻能夠讓人確認，在這個精神生活匱乏的時代，依然有作家堅守著自己的園地，傳遞出情感的體恤與細密光澤。

　　鐵凝的《火鍋子》敘述了一對相親相愛的老夫妻在雪天吃火鍋的動人場景，將一段堅如磐石的漫長婚姻寫得美好細致，傳達出情感的暖意與安靜。遲子建《晚安玫瑰》的故事表層是趙小娥在城市里遭遇的就業、租房和戀愛等現實問題，其內里卻有著關于罪與罰、贖罪等問題的更深入探討。同樣表達人道主義和精神超越主題的還有艾偉的《盛夏》、喬葉的《認罪書》、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張楚的《良宵》、馬金蓮的《長河》，它們通過車禍事件、婚外情、童年創傷、艾滋病兒和葬禮敘事完成了對“愛與罪”“生與死”等終極命題的追問。

　　在當下創作中，一個占據相當分量的題材是歷史敘事。這是判斷一個作家是否具有廣博意識和宏闊視野的標志，也是文學精神的重要體現。與以往宏大的國族歷史敘事不同，當下歷史敘事基本上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生活呈現出來的。葉兆言的《很久以來》通過女主人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命遭際，隱含著一代人對“文革”的普遍經驗與沉痛記憶。葉彌的《風流圖卷》以少女孔燕妮的視角再現了“革命時代”的欲望與成長，人性的豐盈飽滿和自我堅守成為對抗無常的重要防線，江南人文美學使粗糲的時代背景也多了些溫婉生動的情調。韓少功的《日夜書》描述了一群知青的命運變化，當年擁有相同身份的人們后來各奔東西，生活迥異。這里有知青命運與新中國同構的“過去史”，也有他們的個人際遇與歷史、現實碰撞而發生的一次次偏離。

　　近年來還出現了以歷史為敘述主體的非虛構創作。這類寫作偏重于史料、歷史事件、社會調查等客觀性元素，行文間體現出作者追憶的情懷、親切的懷念和知往鑒今的深遠見識。徐懷中的《底色》以50年前戰地記者的日記還原了越戰，題材獨特，人文底蘊深厚。張郎郎的《寧靜的地平線》書寫了在“文革”中處于風口浪尖的一代人的殘酷青春。林那北的《宣傳隊，運動隊》通過成長經歷勾勒出“文革”中的特殊產物與日常生活，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多元景象。阿來的《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波瀾壯闊，具有歷史智性色彩，展現了“瞻對”與朝廷、政府從強悍對抗到融解的過程，傳達出阿來對于原始封閉的川屬藏地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詬病為“缺乏歷史意識”的70后、80后也為歷史敘事貢獻了自己的才情，表明他們正在確立屬于一代人的美學趣味與價值譜系。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以父親的生活為主要線索，勾勒出貫穿新中國的重要歷史時段。“鏡子”意象的引入使得時間、空間、人物關系具有了疊合與交織的多重關系。在這樣的書寫中，“歷史”不再是明晰的，而變得模糊與不確定。也許，這就是作為“旁觀者”的一代人的歷史觀。黃詠梅的《小姨》敘述了歷史深處的大學生小姨的故事，通過小姨與俗世生活的疏離與對抗、她對師兄的想象與之后的沉默和崩潰，寫出了歷史的復雜性，表明作家已經有了處理歷史的意識和能力。弋舟的《蝌蚪》、路內的《天使墜落在哪里》、鄭小驢的《西洲曲》、顏歌的《我們家》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計劃生育為背景，在關于自我青春、成長和家族歷史的敘述中寫出了他們及其家庭所遭遇的困境與難題。80年代的貧瘠焦渴、90年代目眩神迷的資本市場、從小城鎮到大城市的遷徙，都道出了這三十多年的變遷與轉型。

　　獲得與時代同步的鮮活生命力

　　關注現實，表達現實，是文學精神的重要內容。作家們不回避和淡化現實，也不像“底層敘事”那樣以道德論代替美學價值，而是正視現實，面向當下，創作出了既囊括生活風貌和精神特質，又將藝術性和思想性融入現實觀察的“當代性”寫作，獲得了與時代同步的鮮活生命力。

　　曾經以先鋒文學名噪一時的馬原回歸現實主義，他的《糾纏》講述了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爭奪財產的激烈“戰爭”，親情在金錢面前陷落消泯，這正是當下常見的現象。蘇童的《黃雀記》以一樁錯判的強奸案展現了市井百態與人生冷暖，林白的《北去來辭》通過知識分子的精神不安影射了時代的蕪雜混亂，須一瓜的《白口罩》以城市應對瘟疫危機的故事講述了時代的災難，畢飛宇的《大雨如注》、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惟妙惟肖的愛情》、范小青的《五彩繽紛》、田耳的《天體懸浮》、黃詠梅的《達人》、阿乙的《春天》、曹寇的《躺下去會舒服點》等都以“我們時代的生活”為主題。這些作品通過主人公命運的變化和荒謬遭遇道出了當下面臨的貧富差距、情感錯位、婚戀困境、房子、工作、教育、醫療等問題。其中，“底層”或庸常生活中的人們既是主人公，也是觀察者與記錄者。他們攜帶著在生活中遭遇的損毀與戕害，也攜帶著當下人情倫理與世道人心的豐富信息，生成了關于這個氣象萬千、風云激蕩的“大時代”的敘事。

　　對現實的關注在“非虛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通過這種注重現場感和真實感的創作，作家們完成了對社會生活和現實經驗的處理，并進入了公共領域的探討。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通過對故鄉的回訪和身在他鄉的梁莊人的追蹤訪談，再現了現代化進程中被損毀的鄉村，以及農民工失去家園又難以融入城市的兩難困境。李娟的《冬牧場》講述了哈薩克游牧民族奇特的生活狀態，自我與自然融為一體，具有獨特的感染力。鄭小瓊的《女工記》、王小妮的《上課記》、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張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廠女孩》都以介入現實、思考現實的姿態成為非虛構寫作的優秀文本。一種偏向于紀實性和報告性的創作同樣引人注目。這些作品直接生發于新聞事件和現實生活，關系到國計民生和社會熱點。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反思中國當下的水資源危機，趙德發的《白老虎》講述大蒜行業的隱秘內幕、政策管理和宏觀調控等問題。這些作品站在時代前沿，關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契合了轉型期的重要命題，以區別于新聞紀實的文學性和藝術性獲得了強韌的生命力。

　　文學精神的重建歷程緩慢而漫長。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們以才華、思考和寫作表達著對于歷史與現實的關注。從整個社會現象來看，文學也許小眾化和邊緣化了，但它正以更為深入和精神化的方式塑造著一個民族的內在面貌，傳承凝聚著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這種趨勢也許能讓人對未來的文學充滿期待。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