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完整的世界在這里反映出來——論趙瑜的《尋找黛莉》

http://www.fxjt168.com 2014年09月04日13:55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李建軍

　　一   按照“愚人”的方式來寫作

　　我讀作品屬于逍遙派，喜歡像散步一樣慢悠悠地讀，然而，讀趙瑜的這部新作，我卻逍遙不起來——“尋找”的懸念撩撥著讀者“欲知后事如何”的好奇心，使我以近乎奔跑的速度，將七八萬字的作品一口氣讀完了。

　　這無疑是一次緊張而快樂的閱讀。很久沒有體驗過這種美妙的閱讀感受了。現(xiàn)在的作品，無論紀實的所謂“報告文學”，還是虛構(gòu)的所謂“小說”，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攖動人心的力量。有的作家不僅缺乏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敘寫內(nèi)容的眼光，而且還缺乏敘述故事和描寫細節(jié)的能力，所以，讀他們的作品，就難免有沉悶甚至受虐一樣的感受。

　　為文不作媚時語，這話說說容易，做到很難。然而，趙瑜做到了。在當代的報告文學作家中，能夠與市場和媒體等異化力量，保持適當?shù)木嚯x和清醒的反思姿態(tài)者，似乎并不很多，而趙瑜正是這不多的作家中的一個。正像他的寫作一貫所表現(xiàn)出的那樣，在這部新作里，我們依然可以看見他對歷史深刻的思考、對現(xiàn)實熱切的關懷。

　　從寫作態(tài)度和寫作方式來看，我們時代的相當一部分作家似乎過于聰明，過于能干，只要得到一點線索和素材，他們便能憑著活躍的想象，生發(fā)開來，洋洋灑灑地寫出一部“厚重”的作品。小說家似乎更喜歡把人物寫成自己“想象”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本來所是的樣子。至于細節(jié)，也同樣是想當然地寫——這種“想像出來”的細節(jié)，表面上看似乎很豐富，其實不僅虛假，而且缺乏意義感。相反，那些懂得寫作真諦的作家，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來寫作，他們把自己的敘事建立在切實的經(jīng)驗和可信的事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隨意的聯(lián)想和臆測之上。如果所敘述的生活是他們所不了解的或知之甚少的，那么，他們在寫作之前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去觀察和研究，直到獲得必要的知識和了解為止。

　　趙瑜在寫《尋找黛莉》的時候，遵循寫實敘事的基本原則，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表現(xiàn)出一絲不茍的認真和言必有征的謹嚴。趙瑜說：“面對著巴金先生早年寫給山西少女的七封老書信，我無法平靜待之，反復追索不舍。得信后，又展開考證落實，‘探索發(fā)現(xiàn)’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兩年多功夫。”一篇七八萬字的作品，竟然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速度來看，顯然比那些用三四十天時間寫出三四十萬字的作家，要慢得多，但是，從寫作態(tài)度來看，趙瑜的寫作顯然更符合文學的生成規(guī)律。

　　趙瑜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寫實性作家，這意味著，對他來講，體驗先于想象，觀察先于寫作。于是，趙瑜便把實地考察和深入調(diào)查當作寫作的必要環(huán)節(jié)。他說：“田野調(diào)查本是我的強項。”這種強項是在長年累月的實踐中獲得的能力。幾乎每一次寫作，無論是《馬家軍調(diào)查》，還是《晉人援蜀記》，無論《犧牲者》，還是《尋找黛莉》，他都是先“調(diào)查”，而后寫作，甚至是先“體驗”，而后敘事。即使在自己忙得分身乏術的時候，他也從不“偷工減料”。例如，在為《尋找黛莉》做準備的時候，他就“先期懇請朋友做了兩件準備工作：一是通過山西黨史辦友人，查找《趙逢冬傳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學者，進一步考察民國人物趙逢冬詳情”。

　　卡爾維諾說：文學寫作在本質(zhì)上更接近農(nóng)業(yè)的勞作。

　　柳青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yè)。

　　農(nóng)業(yè)勞作是偷不得懶的，也是無法投機取巧的。

　　文學寫作跟種地一樣，有幾分耕耘，得幾分收獲。

　　趙瑜顯然是按照“農(nóng)業(yè)”的方式來寫作的。他寧愿像農(nóng)民那樣辛苦地勞作，也不愿像那些想象力豐富的“天才”和“大師”那樣面壁虛構(gòu)。如果說，農(nóng)民勞動必須有土地和種子，那么，對趙瑜來講，真正的寫作就必須擁有充分而可靠的材料，因為只有這樣，作家才能寫出可信而感人的文字。

　　契訶夫說：世界上只存在兩種文學，一種是讓人喜歡的，一種是不讓人喜歡的。

　　我喜歡“愚人”所寫的樸實而言之有物的尋常之作。

　　我不喜歡“聰明人”所寫的華麗而空洞無物的“巔峰之作”。

　　二   像小說家一樣善于敘事和寫人

　　雖然從文類上來看，趙瑜的這部作品屬于純粹的紀實文學，但是，他卻能陶鈞文思，踵事增華，巧妙組織，——這使得他這部作品，既可以當報告文學來讀，也可以當小說來欣賞，換言之，它已然不是一部純粹的“報告文學”，而是一個內(nèi)容豐富的“跨文體”文本。勃蘭兌斯在評價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的時候說：“而且本書也有小說所特有的感傷的成分。雖然克魯泡特金的語調(diào)和風格是簡樸不過的，然而他的記敘文的一些部分卻是極其激動人心，為那般專求轟動效應的小說中的任何部分所不能及(這是由他所交代的事實性質(zhì)所決定的)。我們讀到他越獄前的種種準備以及這計劃的勇敢的實行，實在不能不屏著呼吸專心地一口氣讀下去。”(《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第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我得坦率地承認，我讀趙瑜的這部紀實作品的時候，也有著與勃蘭兌斯相同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我是把它當小說來讀的——這當然不是貶低作者追求真實性的能力，而是肯定他令人贊賞的敘事才華。

　　在《尋找黛莉》中，趙瑜這樣說道：

　　我強烈地關切著，一位頻頻與巴金通信，向往著革命斗爭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運后來將會怎樣？她還好嗎？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家族？她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七十年間她經(jīng)歷了哪些事？

　　好奇，探索，想象，思考，敬畏歷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

　　其實，“好奇”種種更是小說家的“天性”，過于平正老實、一板一眼的人是寫不了小說的。如果說，沉悶和乏味是小說最大的敵人，那么，有趣和傳奇則是小說的本性。小說就是一種利用偶然性和神秘性，來制造緊張感和懸疑性的藝術，是調(diào)動各種手段來塑造人物和吸引讀者的藝術。

　　趙瑜是一個具有小說家氣質(zhì)的報告文學作家。他善于推演，善于寫細節(jié)，善于渲染氣氛，善于寫人物的對話，善于寫情節(jié)的復雜性和曲折性。他不僅能將自己筆下的人物寫活，而且能寫出人物的氣質(zhì)和性格。他的報告文學作品多多少少都有小說的敘事效果。他這樣寫那個賣巴金書信給他的人：

　　古董商人趙從平，年過六旬禿了頂，脾氣還是一個倔。在路邊經(jīng)營一間小店，坐南朝北。店內(nèi)用柜子隔開，前頭大些搞經(jīng)營，后頭小些可睡覺。店名叫做立玄齋，門牌為文廟22號。房門半掩著，探身望望里頭，一盤象棋散放在當?shù)兀�架上貨色一目了然�?/p>

　　老趙一聲高叫：作家，進來殺一盤！

　　我與他沒有深交。往日殺過幾盤棋，他也是個敗。今日閑談之間，老趙忽然想起什么，竟向我請教巴金的情況，并問及巴金寫的東西是否值錢。我心有所動，嘴上卻要輕慢些：巴金？南方作家吧，咱這邊的人對趙樹理更熟悉哩。老趙表示他存有巴金舊日東西，說我這個當作家的理應感興趣。

　　我忍住好奇心，依然輕描淡寫：那要看是巴金的什么東西。

　　老趙的回答令我震驚：巴金寫給情人的老信嘛！

　　我調(diào)笑他，笑他無中生有。老趙便有些生氣。

　　主客二人真真假假一番切磋，老趙終于從后隔間取出一冊破舊雜志示我。前述巴金那信，便散夾在雜志中。

　　詳察信件，我心大驚。言語中強裝淡泊：這是什么情人？就是作家給一個讀者的普通回信。這些舊信多了去了，怕是不上價哩。

　　聞說收信者并非什么巴金情人，老趙多少有些掃興。隨即說出一句使我更加震驚的話：這是一封，一共七封哩！然后，他眼鏡后頭那雙小眼睛，狡黠地盯著我。

　　有行話說：褒貶之間是買家。倘若你不買，也就無意對文玩展開評價了。

　　老趙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廠的下崗工人，經(jīng)營古董差不多二十年了，早在府西藝苑地攤時期，我就認識地。今天，他還是猜到了我意我心！他之所以僅向我展示一信，用意便是考察你的興趣。只要你對其余六信提出欲求來，你的購買傾向性也就顯露出來。從而他將不斷地誘惑你，勾引你。

　　故而我強作鎮(zhèn)定，做無意追問狀。倒背雙手，欲走非走，似告辭且逗留，又言及彼此棋藝云云。為日后便于跟蹤此事，我以訂金方式，買他一只失去了基座的清晚期紅木大立鏡，卻又讓他設法把基座配起，以保持聯(lián)系。臨行，仿佛我有了一個新想法，隨口提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好象是研究巴金的，你慢慢把七封信整理出來，說不定我送給這朋友算了，也許人家會有什么用呢。言下之意：我自家對此并無興趣，可買可不買，倘若價格便宜。不妨轉(zhuǎn)贈友人。

　　晉商傳統(tǒng)深厚，行內(nèi)少有笨蛋。老趙也以無動于衷未置可否的態(tài)度，回我：再說吧，再說。

　　此處的描寫和敘述，用的純?nèi)皇切≌f家筆法，描寫人物形神準確生動，將老趙的“狡黠”和“我”的“強裝淡泊”和“強作鎮(zhèn)定”，將兩人之間微妙的心理碰撞，寫得很是到位。趙瑜深諳小說寫作的要道，于是，他便努力將人物置于主體的位置，而不是客體的位置，換句話說，他讓他們通過自己的行為和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動機、欲望和性格，而不是通過作者的話語來簡單而抽象地進行說明。

　　三   尋繹巴金的“偉大”

　　從主題上來看，這是一部“尋找”的作品。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趙瑜的“尋找”不是一個單一的結(jié)構(gòu)，具體地說，不是僅僅尋找那個六、七十年前的名叫“趙黛莉”的“女孩”，事實上，這只是他的尋找主題的一個層面，甚至可以說，是作品的的外在的故事構(gòu)架。它還有另外一個

　　更內(nèi)在的“尋找”主題，那就是，“尋找”巴金的情感世界和思想脈絡。尋找“黛莉”固然足以牽動讀者的心，但是，尋找“巴金”似乎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關于巴金，許多人的認知是“有尾”而“無頭”的——他們只知道晚年的巴金寫了《隨想錄》，勇敢地批評過“文革”和“個人崇拜”，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但卻不了解他早年的情感和世界觀，不知道他年輕時就是一個熱情而無畏的批判者。那時的巴金，內(nèi)心充滿利他的博愛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激情。他信仰安那其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權力和壓迫。趙瑜顯然了解巴金的信仰和追求的意義，也明白這些書信對于讀者的價值，所以他才說：“夤夜燈下品讀，如同一位前輩作家再次向我們細敘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時，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

　　‘金’字，更讓人倍感親切。當年，巴金先生信致黛莉一人，而今看來，則是寫給我們大家，寫給他全部讀者的。”趙瑜一方面將巴金置于歷史的語境中，努力尋繹他的思想與時代生活的關系，一方面又對照當下的語境，彰顯巴金思想的價值和人格的偉大。

　　真正的文學大師，從來就不是僅僅為“文學”而寫作的，從來就不是“純文學”低首下心的信徒。他們絕不會為了單純的“美”或形式上的“真”而犧牲人道意義上的“善”，而放棄愛的責任和利他的熱情。所以，巴金對那種毫無倫理熱情的“自然主義”，就抱著一種警惕的拒斥的態(tài)度。他在第四封信中，便順理成章地批評了左拉：“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派小說家。他的書我?guī)缀跞�讀過，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歡。而且讀了一遍就不敢讀第二遍。他寫得太殘酷，太冷靜。而且他那種絕望的宿命論也是夠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決不同了)。像娜娜那種作品，我讀第二遍就要作嘔的。(商務譯本更壞)。”

　　“寫得太殘酷，太冷靜”，這難道不正是我們時代的許多作家共同的問題嗎？我們的問題甚至比左拉式的自然主義還要嚴重。在我們這里，流行著一種對生活的簡單的理解、粗俗的描寫和庸俗的敘述——恨世主義與自我主義被病態(tài)地結(jié)合在一起，媚俗的功利主義與虛假的唯美主義被畸形地融合為一體；缺乏溫暖的敘事態(tài)度，缺乏健全的人性內(nèi)容，缺乏勇敢的批判精神。職是之故，那些動輒四五十萬字的沉悶而無趣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少有價值的主題內(nèi)容和有力量的情感內(nèi)容。

　　針對“當代中國文學為什么難以超越前人，為什么難以崛起和領先于世界”，趙瑜以巴金的人格和經(jīng)驗為參照，深刻地分析了問題發(fā)癥結(jié)所在。他說：“除了漢語言自身確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既無中西學養(yǎng)亦無自身信仰！我們僅僅憑著一點聰敏悟性甚至圓滑世故，便可以混跡文壇，自然難成大器。更多后來者所繼承所迷戀所利用的，是寫作在中國具有敲門磚功能，乃至傾心于文壇藝苑極腐朽極墮落的一面。……一個作家，如若擁有真學問、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樣都會大成。而我們，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沒譜，不知朝著哪一路和牌。在這里，我們絲毫不必諱言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性，只是該向：你要發(fā)揮什么樣的社會功能？替怎樣的人生發(fā)揮怎樣的功能？好作品進而大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庸人為名利的產(chǎn)物，而是高貴的文化理想結(jié)晶。……巴金于1921年4月發(fā)表第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卻與所謂純文學毫不相干。直到1929年《滅亡》發(fā)表之前，巴金除寫過一些詩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譯介政治學說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活動中，并隨時準備為理想而獻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沒有什么純作家以及純文學，凡是喜歡這么說話的，無非因為精神世界包括階級出身的貧困。——想說點兒什么主張吧，反正也想不出來，干脆說說純文學得了。而文學怎么可能純粹呢？”趙瑜的這些令人擊節(jié)的妙論，不僅說出了巴金文學精神的要義，而且有助于我們認識自己時代文學迍邅不前的原因。

　　是的，巴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沒有把文學僅僅當作文學，而是自覺地通過文學追求偉大的文化理想，通過文學表達對人類的愛以及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像一切偉大的作家一樣，巴金有一顆善于同情的善良的心，具有熱情的利他的精神。1936年4月20日深夜，在寫給趙黛莉的第一封信中，巴金這樣說道：

　　你在十六歲時讀了《家》，我知道你會喜歡它，因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樣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顆純白的心，有一個對于正義的信仰，愛一切需要著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tǒng)。

　　巴金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動無數(shù)的讀者，巴金自己給我們做了回答：那是因為他筆下的人物純潔、正義，懂得愛和恨。其實，作品里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的人格的投影，也是說，小說里的人物之所以美好，之所以令我們感動，是因為他的作者也有一顆“純白的心”，也有著“對于正義的信仰”，也懂得“愛一切需要著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tǒng)”。

　　關于這封信，趙瑜說：“我尚難判斷，這封信該有哪些研究價值，只是處處感受到一位作家對于陌生讀者的深切愛心。”他注意到了“愛一切需要著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tǒng)”這句話，認為它“話語頗多力度，非常凝煉”。趙瑜不僅理解巴金愛與恨的精神，而且還能追本溯源，從巴金1935年寫的《寫作生活的回顧》一文中，找到幾乎相近的表達：“一切舊的傳統(tǒng)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的發(fā)展的人為制度，一切摧毀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趙瑜不僅細心地注意到“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將‘人為的制度’這個說法，改做‘不合理的制度’來表述”，而且還深刻地表達了自己比較之后的判斷：“我以為卻是原先的表述更銳利更精確，人治的社會制度必須改革呀！而合理與不合理，則不好講，定位座標不同，是否合理的結(jié)論也就不同了……。”

　　大師之所以是大師，就在于他在精神上是“大”的，而不是“小”的，或者說，他的心中是裝著別人甚至整個世界的，而不是只容得下一個無限膨脹的不可一世的“我”。真正的大師是自愛而不自戀的，是謙虛、自抑甚至有些自卑的；是替自己想得少一些，而替他人想得多一些的。

　　在第一封信里，當巴金得知趙黛莉很早時候就讀了自己的小說《砂丁》，非常不安，害怕小說所描寫的悲慘生活，給她幼小的心靈帶來傷害：“你十二歲就讀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我不該拿那慘痛的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巴金的話真是令人感動！現(xiàn)在的某些偽“大師”，寫暴力就怕不恐怖得令人毛骨悚然，寫性唯恐不眩惑得使人神魂顛倒，他們只想著自己如何能“不朽”，只想著自己的作品何時能“大放光芒”，何曾想到過那些幼小的孩子，何曾想到自己會傷害那些稚嫩的心靈——即使有的“孩子”事實上因為讀了他們的作品而受了“傷害”，他們也毫無愧疚之意，反倒責備讀者“誤讀”了自己的作品。

　　大師是有著自覺的自省能力的人。他們能夠嚴格地解剖自己，也能清醒認知自己，所以，他們從來不自許為當代“蘇東坡”，也不神神道道地做半人半鬼的“天才”夢，更不自怨自艾地將自己當作“養(yǎng)活”別人的委屈的犧牲者。

　　在寫給趙黛莉的第一封信信中，巴金這樣告訴她：“不要‘崇敬’我，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我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氣。”在1936年5月25日的第二封信中，巴金這樣剖析自己：

　　我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著光明，愛，人間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這個。但我行為卻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這是社會環(huán)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個健全的人，也不是一個幸福的人。

　　這段文字，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巴金，而且有助于我們從倫理精神上理解作家和文學的本質(zhì)。一切真正意義上的作家，都是光明、愛和“人間的幸福”的追求者——不僅在寫作中是這樣，在實際生活中也是這樣。他們常常與“社會環(huán)境”處于沖突的關系狀態(tài)。這種沖突必然使作家陷入“矛盾”之中，使他成為一個“充滿著矛盾的人”，甚至成為一個很少感受到“幸福”的人。其實，就其本質(zhì)來看，作家本來就是一群承受著時代與社會的撕裂和重壓的人，就是更多地處于不安、不滿、與不妥協(xié)的抗爭狀態(tài)的人。作家注定是要承受痛苦和挫折的，要把“不幸”當作自己生活的正常狀態(tài)，因此，一個“幸福”的人，一個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人，一個“人格漸卑庸福近”的人，注定是成不了真正的作家的。作家一旦被供到被鮮花和閃光燈包圍的“高位”，那么，他就極有可能成為提線木偶，而不是人格獨立的作家和批判者。

　　事實上，巴金終其一生都不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他的“行為”與“思想”之間“不一致”的時候，實在是太多了。他幾乎始終都處于“矛盾”狀態(tài)，始終都是一個“矛盾的人”。他想追求愛和光明，但卻常常處于無法如愿以償?shù)摹吧鐣�環(huán)境”，甚至常常感受著酷虐的黑暗的折磨。無論在寫作中，還是在其他的時候，他都說了許多不想說的話，做了一些不想做的事，所以，直到最后，他都“不是一個健全的人，也不是一個幸福的人”。直到寫作《隨想錄》的時候，他才在較為自由地說了一點自己想說的“真話”，盡管這些“真話”仍然說得“弦弦掩抑”，欲言又止，既不痛快，也不淋漓——他還有很多話想說，而終于沒有說出來。

　　四  完整的世界在這里反映出來

　　一部好的敘事作品，無論是紀實性的，還是虛構(gòu)性的，一定要有廣闊的敘事視野，定然有著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和人生內(nèi)容。單薄和蒼白是敘事作品最大的缺陷，也是在文學寫作上最常見的問題。趙瑜在寫《尋找黛莉》的時候，一定意識到了歷史感的重要和豐富性的意義，所以，他就努力把它寫成能夠展示一群人物的整體命運的“傳奇”，寫成能在歷史的向度反映社會生活真相的“史記”。

　　趙瑜雖然“尋找”的是“趙黛莉”，但是，他沒有怠慢與她相關而又值得書寫的其他人。例如，他關于趙逢冬的敘述，讀來就令人感嘆唏噓：

　　已知太原市坡子街20號，曾經(jīng)一座深宅大院，住過閻錫山兵工廠老一代高管人員，而趙逢冬其人則是閻系兵工廠總工程師。兵工總部一圈兒大佬兒，獨此一人姓趙。據(jù)此判斷，尋找這個家族，應無大錯。經(jīng)網(wǎng)上搜尋，查到山西文史界《滄桑》雜志有個標題，叫《趙逢冬傳略》。于是我抓緊通過省黨史辦熟人，迅速找到這期雜志。文章不長，陳情可靠。首先是年齡對頭。文中記述，趙逢冬于1900年出生在山西省汾城縣西賈村一個大家族。我們或可推想，在他20歲那年，生了女兒黛莉，也就是1920年。到1936年至1937年，此女與巴金通信，可不正是17歲！趙逢冬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閻錫山主辦的太原甲種工業(yè)學校，保送進入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工作，到1927年擔任炮彈廠技師，次年升為炮彈廠主任。此公很不簡單，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他每年每逢9月18日這一天，都要宣布絕食一日，以記國恥，連續(xù)十五載，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后之1946年，始于斯日進食。為抵制日貨，趙逢冬先生成批購買了本土紡織廠生產(chǎn)的國貨“三龍牌”市布，供親友們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趙說：“愿汝等從此套土布衣起，時時不忘帝國主義者武裝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傾銷我國，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國民，自當敵愾同仇，盡其在我！”到1936年，閻錫山兵工廠易名為“西北制造廠”，趙逢冬雖然出身不高，學非名校，卻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總廠總工程師，居家太原。1937年11月，日軍攻占太原，趙逢冬離晉入川，赴重慶參加由詹天佑首任會長的全國工程師學會年會。同時對于改造中國軍隊落后的手榴彈，提出有效建議，“以增強手榴彈殺傷威力，”經(jīng)采納轉(zhuǎn)有關部門參酌照辦。也就是在1937年間，巴金與黛莉通信終止。那么，這位少女是否也隨家去了四川？

　　《傳略》中還說，四川茶農(nóng)久以土法炒制茶葉，損耗較大，“趙逢冬為國家開創(chuàng)外匯，以補貼抗戰(zhàn)財政”，便針對性地設計出一種新型炒茶烘箱，“能使茶葉之面與底受熱均勻，質(zhì)量大為提高。國營中國茶葉公司聞后鑒試，深為贊賞，邀與合營，輸出大增。旋又受四川企業(yè)家聘，創(chuàng)立瓊琳茶廠，產(chǎn)品暢銷國內(nèi)外”云云。

　　這真是一位精忠報國的大能人。直至避難四川還沒有放棄閻錫山“造產(chǎn)救國”思想，并能付諸行動，有所創(chuàng)造。

　　1949年，這位閻系的軍火總工程師，并沒有隨著蔣、閻轉(zhuǎn)赴臺灣，而是留在了大陸。他先在成都任民主建國會及工商聯(lián)常委，繼而出任四川省工業(yè)廳工程師。1953年奉調(diào)北京中央第一機械工業(yè)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設發(fā)電設備廠， 1963年退休。慘烈的“文革”開始后，這位將近70歲的老人，竟被疏散到遙遠的新疆去了。

　　世事如棋局，蒼黃多反復，一個好人的命運卻受了“時代”如此的播弄，叫人如何不感嘆，叫人如何不悲哀？

　　而純潔的“黛莉”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她為愛國之故，輾轉(zhuǎn)幾千里，來到大西北，但是，最終等待她的，卻是政治上的歧視和不信任，卻是人生無盡的悲辛和嚴重的精神傷害：

　　黛莉先后任職于陜西省勞動局、西安交通大學、省交通廳下屬汽車配件公司等單位。她仍做會計工作，但人們從政治上將她歧視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在那個嚴酷年代，任何人都無法逃脫沒完沒了的政審。據(jù)黛莉老人回憶，光她知道和配合過的“寧武外調(diào)”，至少有過18次到20次。所萬幸者，她僅僅在太原讀過書，在寧武并沒有生活過，又從未參加過國民黨或閻錫山任何組織，因此每次運動，每次審干，每次調(diào)查，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態(tài)勢下，勉強包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趙健賴以生存的工資來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高級會計之職，每月工資70元左右。這在許多人看來，一老一小母女倆，掙這個數(shù)目的錢，本身就近乎罪惡，許多人把這娘倆嫉恨的要死。據(jù)女兒趙健說：1965年前后，經(jīng)濟形勢緩解一些了，母親除了喜歡讀書看報，還喜歡獨自一人，穿戴整齊了，去逛一逛百貨商場。有時當做散步，一逛好長時間，她當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點。——這是什么人才有的習慣？貧下中農(nóng)和城市貧民們，決不這樣做！堅決反對這樣做！

　　一場接一場的大運動，人們瞪著血紅的眼睛，于其說是查她政治，不如說是妒她經(jīng)濟，或者說，在完全公有制條件下，政治命運和經(jīng)濟待遇兩者簡者不可分開，幾乎同一場斗爭。長期以來，我們研究政治運動包括“文革”殘酷性，總是很自然地側(cè)重于政治傾向和幫派集團的斗爭，更重視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而容易忽視經(jīng)濟利益因素。事實上，運動中兩大派，拼殺到你死我活而決不罷休，與高度公有制條件下每個人的經(jīng)濟利益相關至密。誰若輸了，對立派必將扣發(fā)工資，你們?nèi)�家就艱難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發(fā)陣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實經(jīng)濟補償，而并非糾正什么“思想路線”。同理，“文革”運動也是公有制條件下的產(chǎn)物，其殘酷程度，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是攪在一起的。

　　趙黛莉母女倆，在長期運動中，尚且能夠相擁喘息活下來，全憑這份工資了。令人感慨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年輕時不參加任何組織，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事實上，黛莉后來已經(jīng)被當做真正的“特務嫌疑”而被控制著，這相當可怕。遙想當年，國民黨在貴州、云南、重慶、湖南、廣西、浙江、福建等統(tǒng)治區(qū)，大力推行多項組織活動，高喊著“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等口號，許多青年投筆從戎，參加了“三青團”或者“青年軍”組織。這事兒放在1949年以后，隨時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難逃牢獄之災，多年勞動改造更是常見的事。

　　趙健有慘痛記憶說：同學們集體看罷電影《智取華山》，很快將趙母黛莉認做影片中女特務的翻版。事雖荒唐，卻極痛苦，以致于別人打罵欺負，即將其看做特務女兒對待，仿佛這一切并非聯(lián)想，而是現(xiàn)實，而是果真。   

　　長期政審上下歧視，尚且不曾將人揪出來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風暴席卷而至，則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紗。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趨瘋狂。試想，在那場運動中，千千萬萬老革命，無數(shù)根紅苗正人，尚且難逃厄運，又何況種種“牛鬼蛇神”？批斗趙黛莉，更是家常便飯，不死也脫三層皮。老人回憶說，某次批斗會上，有一位挨斗職員因一點點小事，被暴打倒地，連續(xù)者三，結(jié)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來，此人被當場活活打死。兇手們迅速將其燒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亂拋灑到西安護城河里，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趙黛莉的宿舍連續(xù)被抄多遍，抄出來幾件旗袍或者好一點的衣服，幾條長筒絲襪，兩雙高跟鞋，還搞了公開的“罪惡”展覽。最后，勉強收回來幾張老照片，早被人用紅筆打了叉，編號為52號、53號，其余則被糟塌貽盡。可嘆西安紅衛(wèi)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興、湖南道縣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許多群體虐殺“牛鬼蛇神”的地方來，這算是輕的了。深懷仇恨的人們啊，你們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能夠活下來，實在是個奇跡。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決不能死，決不能胡亂承認各種罪名，因為她還有一個可愛女兒，她要為女兒活下去。   

　　黛莉從少女時代起，就心儀自由，向往革命，追求進步，崇尚獨立，嚴于律已，寬以待人，這一切，竟換來如此悲涼一大結(jié)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備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許多大小知識分子、優(yōu)秀作家死于非命。唔，還是那句話：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   

　　屋子里漸漸暗下來，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時復欷覷，黛莉的人生命運令人心潮難平。

　　經(jīng)母女倆同意后，我從趙家相冊中抓緊翻拍了一些舊照片，要想把這個故事更完善地講給和平年代的讀者們，還需圖文并茂，以利于和大家一起，去共同尋找巴金的黛莉。   

　　黛莉終生未嫁。趙健也從未見過親生父親。

　　趙健就職于西安建設銀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趙健年輕時嫁給了一位實實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這位女兒，我們都沒有見到。惟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劇，真的不再重演。  

　　1964年秋，巴金先生應山西作家邀請，曾到太原、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風游歷。不知他是否憶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坡子街20號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經(jīng)與他往往來來寫了一些信，說了許多話？這一切，竟不可考。   

　　近來有報道說，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顆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無垠而朦朧迷茫的宇宙間。我由此聯(lián)想，一位中國作家，歷盡苦難苦痛苦悶苦惱，他終于徹底獲得了自由。

　　祝福他們吧，熱愛自由的人們。

　　每一個讀者，都應該細細地閱讀這段文字，細細地咂摸其中的滋味。我們終于找到了“黛莉”，可是，社會卻讓她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磨難，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就像她少年時仰慕的巴金后來的所遭遇和承受的一樣。

　　為什么善良而純潔的好人都活得如此辛苦，如此艱難？

　　我們的生活在哪兒出了問題？

　　趙瑜不僅寫出了人物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的命運，而且，還把這些沉重的問題擺到了我們的目前。

　　勃蘭兌斯高度贊揚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他敘述同時代人的故事實較敘述自己的故事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里面包含著當時的俄國歷史，也包含著十九世紀后半期歐洲勞工運動的歷史。當他沉入他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中時，我們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來。”

　　(《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第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這段話里的一些判斷，也適合用來評價趙瑜的《尋找黛莉》。

　　在這部厚重的紀實性作品里，趙瑜則不僅讓“外部世界”在自己的文字里“反映出來”，而且，還寫出了巴金的那顆善良的心，寫出了七八十年來包括“黛莉”在內(nèi)的中國人艱難困苦的生存境況。在這里，生活作為一個“世界”被深刻而生動地反映出來。這無疑是一個更為完整的世界，因為，它既包含著人生的苦難和黑暗，也包含著精神的偉大和光明。

2009年11月13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