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瑜：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尋找和反思

　　2009年5月20日，西安市內的一座民居里，90歲的趙梅生老人和女兒迎來了幾位來自山西的陌生訪客。主賓坐定，其中一位體格魁梧、方臉盤的漢子，即刻迫切地向老人發問，“老人家，你還記得黛莉這個名字吧？”老人未加思索地給予了肯定。方臉漢子頓時松了一口氣——終于找到了！

　　這個方臉漢子就是著名作家趙瑜，他以《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等報告文學作品蜚聲中國文壇。至此，他已經用了近3年時間來尋訪這位曾使用“趙黛莉”作為別名的民國女子。而這一切都源于7封70多年前的舊書信，信的收件人正是眼前這位銀發老人，而寫信的卻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巴金先生。

　　1936年年初，32歲的巴金收到了寄自“山西太原坡子街20號”的一位名叫趙黛莉的讀者的信件，開始了與這位年輕女士的書信往來。在信中，當時已在文壇名聲鵲起的巴金真誠地關懷著自己的讀者，坦誠地與她分享自己對于時代與人生的思考。通信因一年后抗日戰爭的爆發而中斷，從此巴金與黛莉在歷史的顛沛流離中繼續各自的命運軌跡，7封書信成了他們曾經的生命交集的唯一見證。70年后的2006年冬天，這批信件被趙瑜在一個同是姓趙的山西古董商處看到，他費盡心力地購買到這些已經泛黃發脆的紙張，并展開了對這段歷史的追問。

　　見到黛莉的2個多月后，趙瑜筆下一部名為《尋找巴金的黛莉》的紀實文學作品脫稿，他在里面寫道：“也許，我想在黛莉那坎坷的人生當中，尋找并且證明些什么――要國？要家？要民族解放、個人自由？這些概念是分裂的還是統一的？我們怎樣看待巴金先生和他的 《家》？事到如今，我們對于現當代文學的主旨，又將如何評說？現當代文學之間是什么關系？作家與癡心讀者之間，在歷史上又產生了怎樣的作用？”趙瑜在作品中公布了巴金的7封信件，并用偵探小說的筆法講述了自己曲折迂回、充滿傳奇色彩的尋找過程，又因為其中關涉了歷史車輪下個人命運的流轉，以及作者對中國20世紀上半期歷史的反思等多個主題，作品一經《中國作家》雜志連載，便引起了文學界和眾多讀者的注目，并獲得了2009《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今年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將這部作品整理出版，作者趙瑜接受了《出版人》雜志的采訪。

　　生活比小說更傳奇

　　《出版人》：這部作品發表后引起很大的反響，你認為原因是什么？

　　趙瑜：在我看來，讀者關注它的原因是多側面的：有的是被新發現的巴金信件吸引；有的是關注書中對我國現當代歷史的重新認識；還有的則關注中國女性解放的話題，或者山西整個北方大家族破滅和衰亡的過程，和抗日戰爭期間二戰區的精彩片斷；再一個就是故事本身的傳奇色彩，以及我采用的偵探手法吧。對這個話題，我記得國外一個非常有名的美國導演曾被記者追問——對自己的電影哪段最滿意？他回答說，它像一個打碎了的鏡子，在陽光下灼灼發光，哪一片都是亮的。這句話給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也很受啟發。所以，我不能說這部作品哪個小碎片能閃光，而最好是碎片多一點，反光點也能多一點。

　　《出版人》：這個作品最初在《中國作家》刊登時叫《尋找黛莉》，出版的時候為什么改成了《尋找巴金的黛莉》？

　　趙瑜：不是“改成”，而是原來就叫這個名字。因為在《中國作家》發表前后，當時巴金的親屬對于有這樣7封信一時還難以置信，需要一個考察過程，為了不至于引起過多的麻煩，所以采取了一個規避的辦法。后來他們家屬看了我的作品和信的彩印件以后，又轉而非常感謝作者和編者，所以出書的時候就恢復原題了。

　　《出版人》：你平時就有古玩收藏的愛好，你覺得這7封信跟自己其他的收藏有什么不同嗎？

　　趙瑜：應該這樣說，相對于中國古代璀璨的文明來說，這7封信并不算什么。但是由于它是巴金先生的信件，跟文學史有很大的聯系，而我是個職業作家，也很喜愛巴金先生，所以愿意把它披露出來，公諸社會。同時，通過它們我也多了一個觸摸歷史的機會。

　　其實，在作家的工作和生活中，這種事情是很常態的。比如，在此之前我花3年的時間寫了一部長篇，叫《犧牲者》，之前是用20了多年時間來跟蹤、追尋文化大革命期間山西晉東南地區武裝斗爭的大量歷史史料，并結合現實采訪完成的。這跟《尋找巴金的黛莉》沒有什么差異。

　　《出版人》：你的這本書叫《尋找巴金的黛莉》，中心詞是“尋找”，但是整部作品中你似乎更多是對很多問題的反思，“反思”才是這本書真正的主旨？

　　趙瑜：其實就知識分子獨立精神這一點而言，你的使命就是尋找和反思。事實上我們整個中國知識界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歷程中都是在追問和尋找：尋找我們文學的真諦；追問我們知識分子本身的功能；重新考察和認識我們國家走過的歷史，特別是現當代歷史；尋找在東西方結合的背景下，如何走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道路。而這也是百年來現代化歷程中，中國知識分子長期探索的一個問題。

　　《出版人》：這本書的最后一句話是“祝福他們吧，熱愛自由的人們！”為什么要以此結尾呢？

　　趙瑜：主要是出自一種悲憫之心吧，人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時怎么就這么難呢！包括黛莉、巴金，還有趙氏家族的命運等等。其實，我認為他們那代人在很多問題的處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失誤，但你不能否認他們曾經走過的道路。人們追求真理的這種精神是沒有錯的，所以，只能是尊重他們這種選擇吧。但這也警示我們后人，需要用更加理性和科學的目光地去看待我們的歷史、看待我們今后的變革。

　　《出版人》：人們都對這部作品的傳奇色彩津津樂道，你原來也拍過電影，這么好的素材，有沒有想過再拍一部？

　　趙瑜：這個歷程的確很傳奇，比如說尋找過程中柳暗花明的變化很多，還有古董商老趙怎么兩個多月以后了就被人殺害了，等等。所以說在某種情況下，紀實文學比小說的虛構還要奇特，甚至編都編不出來，這種魅力源自生活本身。

　　電影已經有人談過合作了，但是遇到一些實際困難，特別是黛莉母女特地打電話囑咐不要泄露自己的地址。她們一個90多，一個60多，年齡太大了，而且一回憶凈是些痛苦的事兒，對老人很不好。其實，最初尋訪的時候，山西電視臺新聞部就想跟拍，可問題是如果找著了挺好，找不著怎么辦，你電視怎么播？所以，沒能成行。其實，這件事它在一個作家可以做到，對一個攝制組就很難，影視生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后來之所以搞了一段紀錄片后就不干了，主要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它不大容易調度那么多人跟著你一個人轉，你一個人瘋也就罷了，還要那么多人都跟著你瘋，吃什么，喝什么啊？而作家、詩人就可以自由一點。

　　《出版人》：你去尋找的當時，有沒有想過這個東西將來要寫本書？

　　趙瑜：也沒有專門想。因為我還是想更多地去探知歷史，而并不是去獵奇。我在寫作或者拍片的過程中，一直都強調過程的愉快。包括和出版社的合作，最好不要考慮太多商業目的，其實，要是合作的整個過程愉快的話，那么結果往往也是好的。所以我比較重視過程，重在攙和，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這是最大的樂趣。國外有一個科學統計說在職業化的人群當中，真正能夠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的人，只有7%；又由于許多客觀原因，導致其中5%的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能夠找到喜歡的工作，又能夠堅持下去的人只有2%，而我就屬于那2%。所以，盡管非常疲憊，卻仍歡樂地進行著，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作家寫作跟母雞生蛋一樣

　　《出版人》：山西出過著名作家趙樹理和他的“山藥蛋派”，你創作的許多作品也都跟故鄉山西有關，例如《太行山斷裂》《革命百里州》，包括《尋找巴金的黛莉》和沒有發行的《犧牲者》，你覺得地緣和作家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趙瑜：土地給予了我們豐富的滋養。就我而言，地處黃河中游的山西省的確是一個了不得的文化集大成的地區，能帶給作家很多營養。但中國還有很多這樣的地方，例如長江文化帶，還有古都北京、西安、武漢等城市，都會對作家有所滋養。所以，我認為既要熱愛自己的土地和家鄉，更要關注我們的整個祖國，要從四面八方吸收營養。就像古人講的，讀萬卷書走萬里路，你要是老是貓在那個縣里、那個村里，即使讀了萬卷書，也就算是個藏書家吧，還是得出去四處行走。

　　我30歲以前一直在晉東南工作生活，30歲以后調到省里當專業作家，從此開始了我的行走。你不能總說什么都是咱家鄉好，咱家鄉肯定不錯，但你一定要反過頭來看她，當你認識了更多的外部世界，你再看家鄉就看得更清楚了，你也會更加熱愛她。我覺得是要經歷這么三階段：一開始覺得哪都不如家鄉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來覺得外面好了，想出去，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可到了外面后又想回家鄉，這就真正進入一種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階段，看這個山更加雄奇，看這個水也更加深遠了。你看趙樹理的語言就非常好，他用的是晉東南的語言，但是非常干凈，他沒有把土得掉渣的地方語言過度使用，而是講究它的音律、節奏，獲得了全國讀者的喜愛。這說明他深得此道，我也非常想向他學習。

　　《出版人》：你的寫作一直兼顧關照現實與歷史，你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趙瑜：我的寫作中，現實與歷史一直是交叉進行的。而且我越來越覺得，要想寫好現實，一定要有歷史關照，這兩者之間是不可割斷的。從來不存在所謂單純的現實題材，它們一定是互動的關系。同樣，寫歷史也是為了當今，為了當下的變革，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

　　《出版人》：你的寫作中，很注重描寫時代劇變下個人命運的流轉，這是你著意追求的嗎？

　　趙瑜：也不是著意去做的。其實，我們的整個文學有一個手法和樣式的發展過程。文化革命結束后，很多作家一段時間內還轉不過來，仍繼承了二元對立的寫法。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隨著對文學的不斷認識，人們發現文學還是以人的命運和他的喜怒哀樂為主體的，作者自身也不應當是一個政治集團的代筆者，而應該變成一個自由的主體向社會發言。所以，隅于公共話語、二元對立的作品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我們進入了一個對個人命運挖掘的時代。當然，那些公共話題的寫作不能說沒有意義，在80年代，人們想的就是共同的問題，就是想國家怎么變革強大，我的《強國夢》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但是如果沿著這個思路不變，那你就沒有提高了，文學藝術的核心還是在于創新，也在于適應人們新時代的要求。可以說，我較早地認識到了以人為中心的寫作方法是文學的核心，后來的《馬家軍調查》就是圍繞一支女子運動隊展開的。所以，我們既要堅持面對現實，懷有對國家和民眾的一種責任心，還要堅持反思和批判的意識，同時要強調對人的挖掘，這相互之間如果結合得好，就不會矛盾。

　　《出版人》：在報告文學領域，你已經獲了很多獎了，對自己有沒有一個最高的目標，或者說希望自己將來寫一部怎樣的作品或者達到怎樣的一個高度？

　　趙瑜：我沒有多去想更遙遠的未來得什么獎之類的，我只希望我寫的作品都能夠順利發表，被廣泛地傳播，比如《犧牲者》，我期待更多的讀者能夠看到，這是我的真實想法。至于說獲獎不獲獎，并不很重要，我的《強國夢》發表了15年后才開始獲獎，《馬家軍調查》到現在一個獎都沒獲，獲獎不是唯一的標準。

　　《出版人》：你憑借紀實文學成名，可《尋找巴金的黛莉》中運用了很多虛構文學的寫法，將來有沒有想過轉到虛構寫作上去？

　　趙瑜：我認為一個作家的綜合能力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寫紀實文學也要向優秀的小說、散文學習，向古典戲劇學習，甚至向電影和紀錄片學習。我就特別喜歡中國的戲劇，它能表現出一種多意的美。你就說《尋找巴金的黛莉》這本書，可能吸引大家看下去的是那個結果，但有個問題，假如知道了結果，讀者還愛不愛看這本書？你看中國戲曲，老百姓都看了幾百遍了，早就知道結果了，可他還要看，為什么？因為他要看中間這個角色的思想變化，他每次都產生新的聯想，生發出新的審美來。這就很值得學習。我希望我們的紀實文學作品也能有這種多意的美，也能成為經典。

　　一個作家要選擇自己的文體和題材，年輕的時候可以多做嘗試，但那種嘗試只能是一種積累，當你真正要發出自己的聲音的時候，還是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那個形式。我的選擇是紀實文學。但當我歲數大了，跑不動了，也可能又反過頭來寫一部長篇小說，這完全有可能。

　　《出版人》：你在尋找黛莉的過程中收集了很多材料，很多都沒有展開，比如說晉商的興衰史這方面，這會不會成為你將來新作品的發力點？

　　趙瑜：也不一定，因為作家寫作跟母雞生蛋一樣，卵巢里面懷著很多小蛋，什么時候成熟就生一個，所以很難說。我剛寫完一個東西以后，就會比較忙亂，需要調整，所以還是要想辦法晾一晾，看看這個想法能不能更成熟一些。

　　《出版人》：你下一步的寫作計劃是什么？

　　趙瑜：我的下一步作品是給青少年寫的。我非常熱愛籃球，也非常喜歡打籃球的孩子。所以，想要給青少年寫一本關于籃球的書。近年來，東莞地區的籃球事業非常興旺，我會集中調查其中的原由，然后會對中國籃球和國外籃球的發展做個比較。

　　中國的紀實文學方興未艾

　　《出版人》： 20世紀報告文學曾在很長時間處于黃金期，可是這些年來卻好像慢慢平淡下去了，不再成為被讀者關注的熱點了？

　　趙瑜：從大的方便講，報告文學的創作地位本就不應該像在政治強化一元話語的時代那么高，它只是一種文學樣式，當時占據話語主導平臺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它在當時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一個工具。所以一個文藝作品能夠發行幾千萬冊，本身就不是一種正常現象。

　　從小的方面講，則是因為公共話語的多元化。當下的公共話語再不像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那時候大家關注的問題趨同，比如說對獨生子女問題的焦慮，比如說我寫的《中國的要害》，就是大家迫切關注的中國修建高速公路的問題，還有關注體育強國的《強國夢》等，這些都是全國共同關注的話題，整個社會生活相對一元，這類作品就容易進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引起他的共振。但是今天的社會它多元化了，比如你在任何一個小區，都能發現人和人之間的巨大差異，還誕生了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了。人的思想變化更大，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只有說千方百計寫自身感受最深切的內容，然后從中找到大家共通的東西。大變化中是不是有一些東西一直不變呢？比如說友情、忠誠、人的故鄉情等等，還有就是我們對共同歷史的反思，這都可能是不變的，往往從中能找到一部作品與大眾的契合點。

　　《出版人》：你剛才分析了很多關于外部環境的原因，那么報告文學作家自身呢？

　　趙瑜：其實這里面有個個體差異的問題，比如同樣堅持在這條道路上，有的朋友他就覺得特別累，這么多年拋家舍子，跟家人聚少離多，實在是受不了那種風風雨雨的田野調查，就放棄了。但是我就并不以為苦，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樂趣。但我對我的報告文學朋友們是尊重的，他們已經非常努力了。就報告文學作家的整體貢獻來說，我個人認為，在新時期的30年來已經很巨大了。你不能要求一些老大哥、小兄弟，人人都長時間不停地四處奔波，還能不停地創作出打得響的作品，太難了。即使是小說家、詩人、劇作家也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但是，在關鍵的時候，在抗震救災的前線，無論是1998年的抗洪搶險還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看到的報告文學作家的身影是最多的，而且也有大批優秀作品誕生。

　　《出版人》：那么在寫作題材方面存在什么問題嗎？

　　趙瑜：有的，比如說近現代史上的一些問題，我們依然不能很好地去解答，因為我們的民主進程還沒有到走到那一步，整個政治檔案還沒有完全公開，你沒有掌握第一手資料，在寫作上就只能猜測，因此很難突破，這就是很大的局限。我寫《犧牲者》至今發表不出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再比如說，我過去寫《馬家軍調查》就曾經一放兩三年，最后是由于個別編輯堅韌的努力才發表出來的。但是，雖然社會生活固然有它自身存在的局限，對于作家而言，對我們的文學事業還是應該有點宗教情懷。就算寫出來發表不了，物質不滅，它也跑不掉。

　　《出版人》：我的印象中，好像從事報告文學得都是年齡比較大的作家，年輕人比較少，你憂慮過它的未來嗎？

　　趙瑜：這個完全不奇怪，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干這個的，年輕的時候我也寫詩歌、散文、小說，都嘗試過。報告文學本身確實有一個問題，就是要求有一定的閱歷，對社會結構、社會生活能有個基本的認識。年輕人一般來說歷練少一些，有很多人生局限，這也就會局限他對于社會事物觀察的穿透力等等，所以報告文學陣容里面年輕人比較少，他們更專注于虛構文學創作。但現在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中老年作者，他們年輕的時候同樣有過激情，也有過其他的創作實踐。所以，這是個規律，到了一定程度、夠火候的時候就行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寫作者能夠重視非虛構文學的寫作，多做一些嘗試。而對報告文學的未來走向，我覺得它是方興未艾，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出版人》：近兩年有一個趨勢，一些紀實類的作品重新受到關注，例如從去年延續至今的一批足球內幕揭黑的作品，還有一批描寫大城市“蟻族”和農民工的書，這是紀實作品復蘇的跡象嗎？

　　趙瑜：紀實文學的創作跟時代的大氣侯還是緊密相關的，比如你說的足球揭黑作品的出現，那一定是由于足球打黑出現了一種相對的公開化，允許大家言說，如果沒有這種打黑的決心和透明化，你怎么去調查？當然，這也與讀者的需求有關，讀者是非常希望看真實的東西的，這是中國閱讀的傳統。想象力閱讀不是正宗的中國傳統，你看就算是《聊齋》也寫的是赴考、趕考，它也離不開現實；《西游記》算是中國最浪漫的作品了吧，可它天上的政治結構和地上都一樣，所以都是有所投射和象征的。尤其是在這個魚目混雜的時代，他更想讀到真實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