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嚴的寫作——《王家嶺的訴說》的內驅力

http://www.fxjt168.com 2014年09月04日13:49 來源：中國作家網 柴 然

　　五作家逆“奇跡”而上

　　以趙瑜為主導、統籌并執筆，山西五位作家共同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王家嶺的訴說》的創作。后四位，是魯順民、李駿虎、黃風、玄武，皆為山西當代文學創作隊伍中的中堅力量。

　　五作家完成一部書，容易讓人想起“文革”中辦硬性任務的集體創作，似乎比當年的個體創作更加凸顯“端人家的碗，說人家的話”。五作家創作組，書中稱“作家小分隊”，卻為山西省作協派駐王家嶺礦難而集結。《王家嶺的訴說》能短時間成書，則又得益于這種介入方式。作為個體作家，往往不易接觸不到事物的本體或核心。被派駐，便似穿了正規軍的迷彩服，一定意義也就為你深入采訪贏得了先手。因此，在趙瑜有效的調度下，五作家采訪到大量可資利用的珍貴材料。

　　五作家通力合作也再度證明了，趙瑜不僅愛朋友，還是一位甘心與朋友們共同署名的作家。獲2001-2003魯迅獎的長篇報告文學《革命百里洲》是一次，合作者為湖北作家胡世全，書則由趙瑜獨自完成于太行山山坳上的平順縣招待所；2007年、2008年，趙瑜又與李杜合作了長篇報告文學《晉人援蜀記》，與我合作了長篇報告文學《開眼》，兩部書于2008年年尾相差不到半個月時間，分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搞了隆重的首發式，一時間文學界傳為佳話；這一回，在他竟發展到一支“作家小分隊”，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趙瑜在該書引子中說：“這次我們采取尊重個性，分頭采訪，材料共用，由我統一撰寫成稿的方法，合力完成這部作品而不是五個單篇。這樣做，反映事件或可全面些，可以更多地采集留存事件史料，有利于讀者享讀一部較完整的文學報告。”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王家嶺當時的情況：

　　2010年3月28日，國有山西王家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當時井下261名礦工，108名僥幸逃生，153人被困井下；經全力營救，115人升井存活，38人死亡。國多院對事故的認定為：“這是一起造成38人死亡、115人受傷的極其嚴重的責任事故。”礦難主要責任者姜世杰等9人，被正式逮捕。

　　“不知為什么，這次王家嶺礦難特別引人關注。”這是該書的第一句話。

　　不免記起礦難發生時整個輿論導向。一片救援之聲。在新聞之外，有不少詩人已在寫救援詩了。救援之聲有什么不好？當然好。但在它逐級放大，被各大媒體弄成災難生成的電視連續劇時，作為一個本土作家，耳聞目睹這塊土地上大大小小數不盡的礦難發生，大多礦難又和采挖者膨脹的金錢欲望不可分隔，你不得不想：如此浩大的救援頌歌，想湮沒什么？且不要說是想掩蓋對這片土地的犯罪了。

　　問題就在于這種好大喜功總處于強勢。我們的文學藝術一定意義上又太喜歡歌功頌德。喜淚滿面。擊掌相慶。總有人在制造一種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效果。反之多少民間疾苦卻連最微弱的聲音也發不出來。

　　幾則短信同一時間發來。約你為王家嶺救援的“奇跡”寫詩。是，朋友們把你當山西詩界一苗人，大看你了。盡管如此，你不但沒有詩情，甚或嚴肅不起來：讓大家以此為抒發口附庸風雅是不是太過？汶川地震詩余溫尚在，還魂在這里，把大家都變成可愛的王兆山啊？反其意而用之？如“舉起我黑炭的手，地下冤魂的手，億萬斯年森林的手，我控訴——”也不對味兒呀。事實上，不少詩友反而寫出了自己的礦難之思，而非充模作樣的救援之詩。但就王家嶺，我本人還是偏頗地認為，救人是應該的，是義不容辭的；王家嶺有死人，有救人，有地下受難礦工悲慘的疾呼，有受難礦工家屬坑口前痛苦絕望的等待，卻沒有詩。

　　所以說，當趙瑜中斷了外地的采訪任務，急赴王家嶺礦難現場時，我甚至講他是在“忍辱負重”。

　　厚積薄發的歷史契機

　　《王家嶺的訴說》于2010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前，《中國作家(紀實版)》2010年第7期全文登載。在我拿到雜志的第一時間，目錄上見著五位山西作家的署名，心動之余，心下則更側重這期任務他們是怎么完成的，有什么花樣翻新的地方，五人怎么分工合作，操作技法上又有哪些突破。

　　滋生這樣的閱讀心理預置，實質上還在于，優秀的報告文學，尤其是報告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大事件，不僅建立在深入詳盡的采訪和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另外需要面對活著的當事人和不少已為人們所知道的事情。五作家寫礦難，山西本鄉本土，自然會受到上下左右種種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周邊環境的牽扯，制肘。這些或者正是鉗制此類作品不大容易深入開掘的特定性。這類題材報告文學的成例，反而多在事件過去一些年，甚至經過多年的歷史沉淀，其中如真相解碼，史資爬梳，重新思考，重新定位，似乎也都成了作品能否成事的一些先決條件。

　　《王家嶺的訴說》出版后，趙瑜即透露，當初他從外地返回來，包括在飛行途中，就想了許許多多。的確，大家在面對這樣一場文學與社會的廣大博弈、深刻較量時，不能不考慮各種風險因素包括個人的得失。

　　現在看，我們對于趙瑜這位卓越的報告文學家，對魯順民、李駿虎、黃風、玄武這四位同輩作家，在一些根本問題上遠不夠了解。

　　有常規、常例的地方，就會有反常規、反常例的地方。

　　具體到王家嶺礦難，差異或者就在于：在你看到過多艱險時，他反而看出這里藏著大機會，發現了報告文學寫作難得的富礦。

　　說山西作家素有擔承精神，總能走在堅實的創作道路上，在于他們多年來的堅持不懈，一以貫之，特別是對山西這塊土地的深沉熱愛，戰勝了種種私念或者說小我。

　　說到底，主動權還掌握在你作家的手中。寫礦難，本來就是你在山西這塊土地上長期關注并經常性思考的問題，王家嶺竟然成了他們創作上一次厚積薄發的契機。倘若把你調往錢塘江去寫錢塘潮，如此短的時間，寫出好作品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有，或者也微乎其微。

　　趙瑜經常講：“有的作品寫也就寫了，既不長嘴，也不長腿，走不到廣大讀者中間去。”一本本無實在內容的假文學，卻不如一張新聞圖片來得更有用。

　　牛犢牴橡樹

　　寧可不要此類奇跡，沉痛悼念死難礦工。

　　這是一幅藏頭聯，經趙瑜點醒，見之于《王家嶺的訴說》一書目錄上，由各章題目第一個字組成；此聯內文中亦有呈示及強調。

　　這是他們寫作此次礦難思想上的基點，也可以說是最終構成《王家嶺的訴說》一書的出發點，與輿論的救援主基調形成了強烈落差。而這一基點能在他們扎實投入采訪前便確立下來，應該說，他們每人都有過一番激烈的思想交鋒，既是他們自我斗爭也是他們相互交流、溝通、砥礪的結果。

　　礦難寫作主旨的確立，集中到趙瑜這里，可見他是一個拿大主意的人，關鍵時候，他不會放棄一個作家立場和做人原則。

　　趙瑜說：“這次和幾位山西中青年作家通力合作，經過深入采訪了解，完成了新書《王家嶺的訴說》。這本書主要記錄事故的深層原因，揭示大工業生產給我們帶來的許多破壞，表達對生命與人的尊重。需要指出的是，紀實文學作家常常遇到這種計劃外的突發事件，但作家本身的思考和立場不能變。我不愿意去寫歌功頌德的東西，這本書的指導思想依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我想這也是紀實文學作家為人為文的體現。”

　　趙瑜的報告文學寫作，從一開始即迎在風口浪尖上，敢于發出自己最為獨特的聲音。這在上世紀8、90年代如《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但悲不見九州同》，如《強國夢》《兵敗漢城》，尤其是《馬家軍調查》的寫作上，都有充分的體現。有朋友和我講：“說來也怪，只要中國體育一出事，你馬上就會想起趙瑜來。”前些日子，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專程從外地找來和我討論《馬家軍調查》。和這位教授一樣，我這個趙著的忠實讀者，對這部引起過中國社會震蕩的書，至今都有話可說。就中國體育，它當然是繞不過去的；對我，它又歷久彌新，越來越能夠深切感受到趙瑜身上的犧牲精神，對文學事業的無上熱愛與至深忠誠，永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質疑品格。

　　李炳銀先生今年3月17日作為嘉賓參加了“中國作家北大行——趙瑜演講會”。他在會上有個發言，很是直接：“我就說兩向話，第一句話，我推薦報告文學；第二句話，我推薦趙瑜。”在他講到新千年以來趙瑜繼《革命百里洲》后《尋找巴金的黛莉》大獲成功時說：“《尋找巴金的黛莉》，新華社發了三次通稿，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們哪一部小說、哪一部作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華社可以連發三次通稿的。”

　　而這些借鑒在《王家嶺的訴說》一書的評述上，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個作家，面對復雜而又難調停的社會局面，自有他應對的靈活性和豐富性，但是決不排除他內心簡約、單純的一面。寫作的朋友，常向趙瑜討教作品總獲成功的秘訣。他每每回答：講真話。

　　此三字，正是他高度總結自己每一次投入寫作時最強大的秘密武器。也正因為此，他對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裝》就格外有感受。他平日里向大家講過不知有多少遍。作家就是那個有著赤子之心的孩子，定要指出來皇帝光著屁股。

　　而此中的角力，又讓你想到索爾仁尼琴的形象比喻：牛犢牴橡樹。

　　趙瑜說：“一個作家，在社會上究竟是個什么角色？現在一說就是文學邊緣了，沒人重視了，基本事實可能確是這樣。但反過來細細去想，這中間有沒有我們自身的原因呢？我們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沒發揮什么作用，這才是更為核心的原因。”

　　這對作家來說，是一個從未冷卻下來的根本問題。如趙瑜所言，這個社會再千變萬化，你作家的立場和原則卻不能變。要以不變應萬變。萬變不離其宗。2001年春天采訪趙瑜，我們曾言及當代中國社會的巨變，他便說：“一個作家，要看到人類社會漸變的地方，突變的地方，還要看到它存在著不變的地方。”《王家嶺的訴說》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一個證明：你想贏得全社會的尊重，凸現作家寫作的價值與尊嚴，作家本身就要占據主導地位，對于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生活而言，你首先要起到它的核心價值作用。

　　而這里的困難恰恰就在于你的猶豫不定。你把自己邊緣化了。

　　還得說是內心的堅守。與趙瑜相處多年，你所看到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是從來都沒有含糊過的。也正因為此，你才發現，大家為什么一直在找他的書看，期待他寫出新書來。

　　成功正為痛苦催生

　　一個表象上的悖論體現在這部書中，趙瑜一面力求完整，全面，一面逼自己寫得更精粹，更短。

　　據我所知，五作家每人采訪回來的材料，文字量遠遠超過他們最后完成的作品，其中三位還寫了采訪日記，合一起，少說也有80萬字，加之一些歷史輔助材料，又好幾十萬字，看上去都能夠敷衍使用，想鋪排開來，弄成一本大厚書，反比搞成這么一冊相對短的書更容易些。

　　然而趙瑜他們沒有這樣做。這種文學態度，也反映出五位作家們對于寫作的信念和忠貞。

　　我們發現，這部書和趙瑜前面完成的10萬字的《尋找巴金的黛莉》有一個共同之處，便是兩部書都把一般意義上的“戴著鐐銬跳舞”變成了海明威式的“壓制下的優美”。趙瑜的著力點，更多或是在文體和語言的追求上；而就這兩部報告文學作品，也說“節制與均衡”，常常更多地表現在材料的激活和運用上。

　　在一次訪談中，趙瑜言及《尋找巴金的黛莉》的篇幅情況，他說：“一開始寫的時候就有不少朋友說，這是個大作品啊，好幾十萬字都能寫啊。”實則我就是他這些朋友中的一人。朋友們也許把趙瑜要寫的那一東西想象成一部《亂世佳人》；而他遵循的只是實事求是的歷史觀。

　　多年來的讀與寫，我們越來越感到報告文學這個行當之特殊，之艱苦，要你真實面對一切，你要用真人真事真姓真名把這困難表達出來，借用書法術語來認定那是“筆筆有出處”，這里的成功或者正為痛苦而催生。

　　趙瑜說：“這次在王家嶺采訪，看到人在井下被關八天八夜，那種惻隱之心的痛苦啊。”

　　是的，講真話很困難，很痛苦，但它確是作品能夠走遠的基礎。

　　五作家在《王家嶺的訴說》中，真實而客觀地報道了井上的救援情況，沒有把這期營救頌揚為“人間奇跡”，同時還引入美國和澳大利亞兩起礦難的成功救援進行了比照。

　　王家嶺礦難發生4個多月后，在南美洲的智利，一家銅礦發生了塌方事故，33名礦工被困井下700米深處，后卻因井下安全設施到位，有井下避難所，33名被困礦工在井下生活近70天后，最后無一人死亡全部升井獲救。反之，一個作家，你卻在我們的礦難死38人、傷115人的情況下，搖起鵝毛筆，來一番歌頌，不要說你的作品走不遠，這半年時間下來看，你不是在抽自己大耳光子啊？

　　文學事業并非要你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書的目的也不是非要你把頭顱交出去的。作家的膽識更在于能夠成就常人無法理喻并想象的重要作品上。

　　沒有不能表達的意思

　　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趙瑜在回答學生的提問時說：“有不能說出的話，卻沒有不能表達出來的意思。”對這句話，校方主持人、批評家陳曉明特意向學生們做了復述和強調。

　　我在閱讀《王家嶺的訴說》時，也在感受、消化這句話。

　　這事實上是一個關乎作家與作品的社會存在，提到更高的認識層面上，還可以說是天下作家的修為與“道”：曲則全，枉則直。秉筆直書是建立在你內心的寫作態度，與你在作品中更為講究方式方法，應對復雜寫作局面時更有效率的戰術策略，實不矛盾。

　　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報告文學作家在今天的自我塑造。

　　在我們原來的閱讀意識里，一提到災難突發事件這類作品，不說它們一定會是要么批評要么褒揚的東西，但它肯定不像《王家嶺的訴說》一樣，是豐富復雜、透出大量信息、熔鑄有相當多的歷史思考價值和現實社會認知的東西。當非黑即白、報道的單一性呈示，對寫讀雙方都不再構成渴求與刺激，寫作也向作家們提出來更為苛刻的近乎于求全責備似的高標準，嚴要求。今天的作家，少有在作品中拒斥多元化和復雜性探索的；反之，蜻蜓點水式寫作，包括寫作中持偏執、輕狂態度，包括煽動、濫情，則會一一被拋棄；無限度的“壯懷激烈”當然也不行，如這次報道王家嶺，不信我們可試著搞一個當年那種“九評”，先不說它能否出籠，即使真拿它到社會上，時下高明的讀者們，也不一定買賬。

　　作家的真誠寫作，首先是沉潛下來，在廣大的灰色地帶進行艱難的探索，跋涉。哪有那么多非明即暗或現成的答案啊。報告文學作家似乎還有更苦辛的一面，那即在作品中必需力求做到“雅信達”，借韓非子言：“至精無象，萬物可化之。”詩人進行詩探索，可以面對三五人圈子和閱讀小眾；現代小說，似乎也可以為部分讀者即閱讀小眾或中眾而存在；但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切探索與嘗試，則不能離開大眾閱讀這一基本面，惟有它堅實地展開，然后才能向更高層次飛越。

　　《王家嶺的訴說》，既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一般知識階層和專家學者，也大多看好。

　　在上述諸多問題相繼得以解決后，作品的盡快完成，也對作家構成了挑戰。就報告文學而言，作家們不能忽略它的時效性。

　　《白鹿原》可以用20年時間來完成，《王家嶺的訴說》則不能。《王家嶺的訴說》20年之后或者會顯出來更為重大的社會意義，而這恰恰就在于它今天卓有成效的完成。看似散漫的作家，能達職業品質做出成績，肯定離不開他們的堅韌、勤奮、自律和訓練有素。創作自有其才情涌流、下筆如有神助的美妙部分，但“你得逼自己”這一條，似乎更多成為作品最終成功的前提。

　　難得一見的礦難史志

　　和幾位朋友交流該著的閱讀心得，頗有同感的地方，是書中引入兩起歷史礦難的回顧。這實則也讓李炳銀等評論家陷入沉思：

　　結合著王家嶺的救援過程，作家寫到從山東自動趕來支援救災的高潤澤老人處，方才知道，在中國現政權接管之后的中共華東礦局，1949年8月1日發生在山東淄博車七井的那次重大煤礦災難事故。在那次也是嚴重的透水災難中，300多名礦工，只有60余人僥幸脫險；242人被困井下，雖經11天搶險救援，仍有211人死亡，只有31人生還。在新政權開步的時候，車七礦難如同一個沉重痛苦的傷口，很快就被人們包裹起來了。也許還會有人以為，像這樣的死亡比起剛才還在戰場上那排山倒海的犧牲是微不足道的。同樣是在一種歷史的掩蓋下，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礦難”的劇痛，只留在少數當事人和災難受害者親屬的記憶里。1960年5月9日，老白洞礦突然發生劇烈煤塵爆炸，共造成682人死亡，223人重傷。其死亡人數僅次于世界著名的海難泰坦尼克號沉船事故。

　　“作家們在面對現實的恐怖和麻木時的很多聯系與思考頗為有益。當作者將這些必要的歷史和現實內容聯系，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思考表達的時候，作品就自然有了歷史和綜合的視角。”這也為李炳銀先生的評價。

　　歷史的互見和比較，深層揭示了王家嶺這樣的礦難，并不只見于中國當今的改革開放。如前，導致礦難發生，那多為政治掛帥而挖煤；現今，挖煤又多為利欲熏心之淘金(借國家之名淘金也是淘金)。前前后后，又皆因急功近利，違反科學規律與安全人道。要說，最不應該的，是王家嶺礦難在全國這樣引起震動，隨后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死傷人員的賠償金額加大和煤礦領導必需輪流下井等，但自今年3月算起，短短8個月時間，又有多起重大的和比較重大的礦難發生，死傷礦工的數量亦十分巨大。

　　這之外，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認為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則多為井下礦工們的自救，寫得如此深刻，讓人身臨其境，驚魂不定。另外，礦工們的心靈搏斗，與煤礦的矛盾與沖突，也讓人掩卷長思，唏噓不已。

　　看書中作家最為著力的地方，有時也可能是大家過目不忘的地方，似也最容易看出作家們的一貫立場來。有人常說自己是一位持人道主義立場的作家，一位有民本思想的作家，一位有知識分子質疑精神和有社會擔承的作家，說自己從不回避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自己對當下人、對人生時有更深入的開掘，同時自己對社會和社會中的人，始終抱有一顆悲憫之心，這些，光說不練，或者說，淺嘗輒止，哪有什么困難，時下作家圈里混，這不都是挺惹眼的標簽嘛？而是否貨真價實，則在你拿什么障眼法也蒙不了人的作品中。

　　回顧此著，有多少個痛切場景浮現眼前：

　　如包工頭怒不可遏沖進礦上的調度室將其砸個稀爛；如僥幸逃生的礦工和礦工家屬們圍住(甚至撕扭住)電視臺的記者，嚴重譴責他們的電視報道不實；如井下被困礦工們，由于有的聽說過，有的自己就經歷過如黑煤窯發生事故，不是隱瞞不報就是毀尸滅跡等等罪惡勾當，他們反不相信礦上和國家會救他們，為此他們在井下還采取了對應措施；如井下被困礦工們在下面吃紙箱，喝尿，喝井下廢水；如互相鼓舞，盡量保持鎮定；如他們幾天幾夜吊在預制板上，有時還要艱苦卓絕地對其他工友進行救助，不時，身下又會有已經遇難的工友的尸體隨水流漂走；如他們在井下自救中炸出通道，一撥兒人救了另一撥兒人；如那個最后獲救的小工頭王吉明，因他的臨危不亂和指揮才干，變成了大家自救的帶頭人，其中他的隱諱心曲，直等到自己拿到補償款以后，再從外地趕來，找到作家們，一吐為快，等等，等等。

　　而《王家嶺的訴說》面世以后，當事各方，都能夠接受認可，讀者中間，又獲如潮好評，在我看來，這更有賴于作品的完整性與立體化呈現。

　　這里不排除職業作家的高級策略，在一些敏感問題上，如金錢所誘發的精神危機，如人性的泯滅與倒退，等等一切吧，多寫在界線之內，貼在邊緣之上，但它們又和我們慣常講到的“打擦邊球”不是一碼事兒；如上所言，作家的知識分子立場，作家的民本思想，人道主義精神，包括作家的獨立人格與人類意識，文本的充分表達，則在有益于全社會的建設性意見和意向上：言至興邦，微言大義。

　　抱著這樣出發點，在作品把讀者引渡過到彼岸后，才能夠留下更加意蘊深長的思索。

　　我在兩日的閱讀后，寫下來這些：

　　《王家嶺的訴說》不是急就章，它是建立在大量采訪勞動、大量調查研究、同時大量激活豐富翔實的史料基礎上的潛心創作；作品不長，15萬字左右，卻厚度凸現，堅實的講述，更似“冰山理論”彰明較著，透出來五作家齊心合力之內功；它是在大量媒體蜂擁而至，使得多種新聞將救援本身無限放大之外彌足珍貴的獨立文學存在；是作家的試金石；是全方位立體化災難紀錄的報告文學范本；是打動人心并且令人久作思考的重要文學著作；還因它的鐵肩道義，敢于探尋究詰災難生成的深層原因，包括客觀地描摹井上忙碌的救援場景，時針一般指明救援進程，同時直面慘淡、電影鏡頭一般、以井下受難礦工口述實錄的方式還原地下透水事故發生的全過程，包括頗具高度的歷史構架與歷史參照，還有它包含礦難救助以及煤炭工業的知識性，對煤炭資源整合政策的高度關注與認真研究，在作品本身成為社會財富和精神財富之外，也成為一部難得一見的礦難(災難)史志；就報告文學創作本身，也是趙瑜近30年深入寫作屢獲成功之后的又一文學典籍，堪與他《中國體育三部曲》《但悲不見九州》《革命百里洲》《尋找巴金的黛莉》等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的著作相媲美；當然，也是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又一重大收獲。

2010-11-5  寫于太原西苑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