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瑜訪談實錄

http://www.fxjt168.com 2014年09月02日15:44 來源：中國作家網

　　《獨立調查啟示錄》出版

　　

　　作家趙瑜訪談實錄

　　趙瑜，著名作家，著有《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尋找巴金的黛莉》等多部影響深廣的紀實文學作品。陜西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獨立調查啟示錄》(六部)，幾乎囊括了他的所有經典之作，包括以《馬家軍調查》為代表的體育三部曲、《尋找巴金的黛莉》、《革命百里洲》、《火車頭震蕩》、《王家嶺的訴說》和《籃球的秘密》。

　　在這部厚重的作品集即將面世之際，本文記者對趙瑜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深入探尋了這位極具個性的紀實文學作家艱辛而又詩意的成長經歷、被燦爛光環和黑暗倒影纏繞的傳奇人生，還有他充滿顛覆性和探索性的獨立調查寫作，以及他對紀實文學創作從未停止過的思考。

　　從小喜歡寫作，當運動員是為了吃飽飯

　　記者：趙瑜先生您好！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您小時候時常見到趙樹理這樣的大作家，還曾受到過著名作家馬烽、孫謙先生的指教，是否受到了他們的一些影響？

　　趙瑜：我從小喜歡寫點兒歪詩什么的。少年時代生活在太行山區，即上黨地區的中心城市——長治。我父親在晉東南地委宣傳部工作，母親在婦聯會，地委大院里常見趙樹理，他曾去我們家做客。小學五年級文革就開始了，趙樹理被批判，后來慘死，我父母也被下放改造，沒人再琢磨寫作了，誰還寫文章啊？但是我還是特別喜愛這個東西。

　　記得是在1972年前后，這時我已經十七、八歲了，有一天，晉東南地委賓館住進兩個下放干部，一個是名作家馬烽，另一個是名作家、編劇孫謙，孫先生一生寫過26個劇目，目前我國可能還沒人超越。他們臨時抽調上來修改一個劇本《快馬加鞭》。我碰巧去那兒找朋友玩，就看見了他們在賓館小黑板上互相寫的留言。朋友慫恿我去向他們請教寫作，還買了包煙讓我帶上。

　　那是賓館三層西頭的房間，鋪著紅地毯，兩位先生正當壯年，坐在地毯上下棋。我做介紹自己是體委的小運動員，然后向他們請教應該怎么寫作。他們兩人很驚異地互相看了看，會心地說：你看看，現在還有人學習寫作嘛！(笑)我們那個地方剛剛結束武斗，大批的野戰部隊剛撤走，誰還搞寫作這玩意兒？在文革那樣的環境下，他們又能說什么呢？孫謙先生說得少，馬烽先生就說：嗨，怎么說呢，你就多寫日記吧(笑)。這是他告訴我的唯一的寫作方法。

　　時隔幾十年，我調入山西省作家協會做專業作家，和馬老、孫老住在一個院子里。一天我跟馬老閑聊天兒，向他提起這件事，他驚訝地說：那個小孩兒就是你啊！你走之后，我們倆還激動了半天哩。(笑)

　　我做運動員的時間比較長，練過籃球、自行車等等，運動隊要求每個運動員天天要做訓練日記，有些本子現在還保留著。這么多年幾乎沒有停過筆，我的感受就是：寫作就像一個人開工廠，廠長也是你，員工也是你，一個人弄得挺忙。每項工作都無法重復，誰也教不給你什么訣竅，很大程度上就是熟練操作吧。

　　記者：您曾經參加過游泳、自行車、籃球等多項體育訓練，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請您講講當時的情況。

　　趙瑜：我在“文革”初期，參加了晉東南體委的運動隊。晉東南體委是一個組織十分發達的地區級體委，擁有航模、摩托車、自行車等其他地區少見的運動項目，“文革”前夕，我開始在那里學習游泳。

　　“文革”是一個亂局。長治地區發生了連綿很久的武斗，那是真正的戰爭狀態。紅字號和聯字號兩派，手里都有大量的槍支彈藥，幾個大的兵工廠都卷了進去。幾十萬市民封堵了自家門戶，蜂擁外逃，長治這座空城成了真正的戰場。直到1968年，大批野戰軍開赴太行山區，才把武斗鎮壓下去。

　　我們就讀的友誼小學，是晉東南地委子弟學校，蘇聯人幫著建造的，包括晉東南地委的大樓，也是莫斯科結婚蛋糕式的建筑。“文革”爆發后，所有的學生都失學了，我們成了小游民：當紅衛兵的大孩子們不帶你玩，想回家吧，也沒有家。父母都成了黑幫、走資派，整天挨斗、勞動改造，住牛棚，住五七干校，住看守所……總之，當時形成了一個非常混亂的社會。

　　我奶奶早就被趕回了河北老家，弟弟妹妹去了親戚家，家都散了，我們一伙無家可歸的地委子弟開始鬼混，過著一種小型的原始共產主義生活；有時住在一位小伙伴家，他們全家被趕進自行車棚改造的一排小屋，號稱“火車皮”，好歹可以遮風避雨。我們逮著什么吃什么，也小偷小摸，茍延殘喘地維持生活。有兩個小伙伴，直接進了武斗據點，幫著大師傅做飯，后來人家還給他倆分配任務，讓他們挎著籃子，去炸掉對方的據點，我們很是羨慕，揭開籃子蓋看，里頭放著四顆手榴彈，而且都是拉好弦兒的(笑)。武斗結束后，我們上了長治一中，初中沒畢業，父母又被下放到了鄉鎮。

　　這個時期，我一直在運動隊里混，因為這里可以吃飽飯，還有發的運動服可以穿。冬天來了，游泳訓練結束了，又不舍得離開，就去找別的項目，所以我在運動隊輾轉從事了游泳、自行車、籃球等訓練。時間最長的是打籃球，從少年隊到職工隊，再到當教練，我成了一個跟體育分不開的人。直到后來我上了晉東南師專，才告別了體育。

　　太行山區的小作家拿出了《強國夢》，一點兒也不奇怪

　　記者：正如您所說，長期的體育生涯和對體育界的近距離了解，催生了《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籃球的秘密》等一系列體育題材作品。那么在長治這樣偏遠的太行山腹地，您是如何考慮到中國體育的全局和深層問題的？

　　趙瑜：雖然身處長治這樣偏遠的地區，因為長期從事體育運動，我關注中國體育問題卻是很自然的事情，一點兒不感到隔膜。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蘇曉康來到長治，曾驚訝地問我：《強國夢》就是在這兒寫的？我說，這一點兒也不奇怪(笑)。

　　一個作家無法離開他生活的土地，他最好的作品，一定和這片土地息息相關。長治的體育運動氛圍非常濃厚，組織十分發達。晉東南地區城鎮化程度高，小工業比較發達，因而體育的重鎮便被放在這里，我父親在宣傳部，“文革”前就給《人民日報》寫過《太行山體育在前進》這類的文章。

　　“文革”期間，正規的體育部門、體校、運動隊都被摧毀了，可是非正規的運動隊還有，省市乃至全國的體育賽事也不少。當時，人們幾乎沒有其他娛樂活動，體育比賽成為民間極其重要的文化項目，自行車、游泳、摔跤、田徑和幾大球類，這些教學成本相對較低的運動項目得到火熱的開展。每天，大小運動場很熱鬧，人們沒事兒干，都來這兒湊熱鬧。全國各地，公有制條件下的群眾性體育運動異常發達。

　　尤其特殊的是，國家體委的五七干校就在長治，權威體育干部下放全都在這兒，有一個由跳傘訓練基地改建的干校農場。像何振梁、李夢華、莊則棟等體育名人，甚至各種民國年代的體育專家、學科帶頭人，一度曾經云集此地。我的不少隊友、朋友后來都在國家和省級體育部門工作，有的現在還是國家隊教練。因此，《強國夢》等體育作品，一開始就立足于多年來對中國體育的近距離了解、觀察和思考。

　　這些報告文學問世后，許多專家感到奇怪：一個長治的基層小伙兒，怎么會想到什么體育的本質、金牌的利弊、體育體制和政策這些問題？(笑)其實對我來說，體育改革已經成為自己時常思考的一部分，象體育理論界的權威人士盧元鎮，堅定的籃球改革領導者李元偉，前衛體育理論家李力研，都是從長治走出去的良師益友，我們很熟悉并不需要刻意去追索。

　　記者：《馬家軍調查》是您的體育三部曲中最具影響的一部，寫了幾十萬字，是什么促成您寫了這部長篇作品？

　　趙瑜：在寫完《強國夢》和《兵敗漢城》之后，我覺得這兩部作品比較單薄，故事性和文學性不強，沒寫出體制和人性中更深刻的東西，只是在理念或視角方面較有突破性，自己總覺得不滿意，一直在尋找更合適的體育題材。

　　1994年深冬，馬家軍忽然發生了兵變。亞洲人在田徑項目上取得成績是很難的，馬家軍居然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績，更加戲劇性的是，這支隊伍居然從萬眾矚目的高臺上瞬間跌落，崩潰了。我感到里面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挖掘。春節剛過，我就一個人去了遼寧。經過調查發現，這么小小的一支省級女子中長跑運動隊，比我想象的還要復雜。

　　50多天的采訪，兩個多月的寫作，《馬家軍調查》基本彌補了我的缺憾。但今天看來，40萬字太長了，應該精簡筆墨；太多的信息也容易被人斷章取義。從那以后，我的單部作品再也沒有那么長，盡量少用閑筆。

　　記者：《馬家軍調查》1998年5月被《中國作家》雜志專刊發表，在其辦刊史上可謂絕無僅有；這部作品被譽為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最具代表性、爭議性和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引發了轉載、討論甚至盜版的風潮。其這次出版的《馬家軍調查》與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趙：《馬家軍調查》1995年底就寫完了，當時給很多出版社都投過稿，但沒有一家敢拍板。直到1998年，稿件交給《中國作家》雜志社也有兩年多，稿子撞上了蕭立軍，他準備說服其他領導，發表這部作品，他鄭重跟我說，整部稿件是優秀的作品，但里面關于興奮劑的一章發表時需要刪掉。我說不能刪除，因為這是事實。老蕭最終把我說服了，他講了一個道理：趙瑜你寫《馬家軍調查》，難道就是為了說明馬家軍失敗就因為興奮劑？我說不是啊，我是要寫出來我們體育本質的問題，還有畸形的人性這些東西。他說，對呀，在社會關注度這么大的時候，可能沒有人再思考你要揭示的問題，而會把焦點都放在興奮劑上頭，那你的目的會被曲解。這番話使我猛醒，我并不想一味獵奇，我感到大編輯說的有道理。就這樣，這部書稿在暫時刪掉了這一章之后發表了。

　　發表之后，一時間全國的多半媒體都把這當成了焦點，連載的、討論的、評述的，連渡輪的碼頭和長途汽車站都是關于這個話題的各種印刷品。老馬喊冤，沸沸揚揚，名律師谷開來準備跟我打官司，但最后光打雷沒下雨，不了了之。這些事情在很多出版物里都有介紹，包括谷開來自己也寫了一本書宣揚這個過程。

　　當時國家體委和新聞出版部門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進行了調研，確定沒有杜撰，作品符合事實。但即使如此，單行本還是從北京文藝出版社撤了下來，拖到了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單行本。后來還有長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都陸續再版過。但都沒有收入被刪掉的那一章。我很感謝這次出版作為附錄補上了，終于是一個全本了。從1996年寫完到2014年出全，歷時19個年頭。

　　從巔峰跌入谷底，是一個人走向堅定的過程

　　記者：一個不知名的文學青年，到全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您似乎僅僅用短短五、六年時間，就實現了別人半生的夢想。現在，再次回顧這段爆發期的情況，您是否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趙瑜：是的，很多想法都變了，我自己也有了很多的變化。

　　“文革”結束，高考的時候，我也考慮過學體育，還參加了一些測試，這時，已經恢復工作的父親說話了：你還沒玩兒夠啊？他們認為體育就是游戲，使我最終放棄了體育。

　　在晉東南師專讀政治系期間，我想當作家的想法相當強烈(笑)。先寫了一篇紀實性散文發表在北京的大型文學刊物上，獲得了山西省首屆“趙樹理文學獎”，我還寫了一個上下集的劇本，給了山西電視臺，忽然有一天，電視臺導演、制片等一干人馬來到學校找我，他們準備投拍這部電視劇，我內心得意，表面還裝得很淡定(笑)。這部《山里人》成為山西最早反映現實題材的電視劇，這時我二十多歲。

　　那個時候，我有成名成家思想，寫作也跟著宣傳風向走，常在琢磨：什么東西能讓人家重視啊？這種思想是很淺薄的，就算靠著它成功一兩次，如果沒有真正對文學的熱愛，你也不會走多遠。到了后來，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不去隨波逐流；現在，并不希望被所謂潮流重視了。

　　八十年代前期，我另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是《中國的要害》，主要是在寫法上有一定開拓性，被評論界稱為中國社會問題報告文學中較早的作品，即全景式報告文學。作品主要由中國的交通問題引發思考，其后出現了一批揭示中國郵電、糧食、獨生子女、出國潮等各種問題的報告文學作品。它最初發表在晉東南地區文聯的刊物《熱流》上，居然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得到省內外著名評論家的很大肯定。另外那時還寫了一個小長篇，《但悲不見九州同》，是關于文革的。

　　1988年，我從交通局調到晉東南地區文聯，擔任秘書長。1988年，《強國夢》和《兵敗漢城》先后發表，產生了較大影響，1989年春天，正式調往山西省作家協會，為體制內的駐會專業作家。從1986到1989這幾年，我常常住在北京，和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交往比較多。那時，我和蘇曉康住在軍博附近的小平房里寫稿子，他加盟了《河殤》劇組，正在寫本子，我在修改《強國夢》，可以說是最早的北漂一族，誰也顧不上回家(笑)。

　　那是變革的初期，國人在思考，有表達思想的訴求；很多年富力強的作家活躍在報告文學領域，推出了不少報告文學名篇，也出現了作品質量良莠不齊的情況，我在1988年寫過一篇文章《清醒才有前途》，指出理性至上、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文學，不符合報告文學的創作規律；其重心應該注重寫人，表現人心和人性，要在紀實的同時努力保持以人為軸心的文學性。

　　記者：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你有很深的介入，其后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看守所里被收容審查半年之久。雖然如今已成為往事，但這段經歷無疑對您的創作和人生發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您能否談談這段經歷？

　　趙瑜：1989年春夏我在北京，那個事件對我的影響的確至關重大。人生際遇的轉折跌宕，迫使作家做深入的思考，中國的變革特別具有艱難性和復雜性，文學也必須更加厚重和深化。冷靜下來，我對自己以前那種憤世情結、有失輕率的處事方式、不計后果的寫作態度，以至對人生命運的看法，進行反思和修正。想一想，一個年輕人在短暫的幾年時間里爆紅，集中發表了多部作品，正擁有著順利的人生和愉快的創作，陡然間進了大牢，從生活的高點跌入谷底，落差的確很大。

　　陜西這個地方跟我有很深的淵源，我逃離北京之后，決定先去西安避避風頭，當時，西影廠電視劇部正在籌拍“強國夢”，曾多次催促我加盟。一到西安，劇組副導演悲痛地告訴我：劇組已經解散了，早上剛剛開會宣布。只見導演組正在收攤兒，原本墻上貼的各種分鏡頭表都被扔進了垃圾桶(笑)。正在彷徨無計的時候，我遇見了作家白描。白描挺身而出，找了一輛吉普車，在迷迷茫茫中，我們向興平縣的馬嵬坡駛去。(大笑)

　　我先在朋友的養雞場當了半天技術員，養雞大嫂來問技術，咱哪里懂？一看不行，又去果園當技術員了(笑)；本想著果園里一定是綠樹蔽日，結果全是矮化蘋果，才一米來高(大笑)。我一個人窩在小破房里，是個孤獨的在逃犯。入夜，耳聽八百里秦川時回蕩著秦腔的鏗鏘曲調，我趁著夜色去村里看戲，聽著激越又悲傷的唱腔，竟然淚如雨下。很快，我的行蹤就被派出所注意了，我決定離開，包里揣了一本朋友的《哥德隨想錄》(笑)。輾轉去了青島、石家莊等地，后來我決定回到長治，太行山里有得是朋友和偏僻村莊，何必連累別人呢？

　　可能是在劫難逃吧，我最后不得不回到山西省作家協會。大院里全是警察，沒兩天我便被警車帶走，關進了太原市上馬街看守所，開始了囚徒生活。不過我發現，一個人小時候皮實點兒沒什么壞處，落入那種處境，有的人就崩潰了，但當時我想：咱小時候不是經常這樣嗎？只當一切從零開始，又不是不會寫東西了！

　　看守所里，政治犯、刑事犯混雜，其中有位大學老師正被黑老大欺壓。黑老大控制著一份《太原日報》，上頭曾經連載過《強國夢》和《但悲不見九州同》，知道我是作者之后，一時把我奉為上賓(笑)。在我的威懾下，他不敢再隨便欺侮那位老師，此后，我和他一直暗中較勁兒，有天半夜躺在鋪上打了一架，最終將其制服(大笑)。這個黑老大出獄后還很關心我，他開辦了幾家歌廳，很快發了財，最后由于發生黑道沖突，先是身中3槍不死，后又身中數刀而亡。監獄生活復雜極了，我在里面經常會幫人寫訴狀，也救過一兩條性命，這段經歷以后會寫出來。

　　對一個作家來說，挫折和磨難都是財富，需要有這么一個過程。如果一個人始終那么順遂，他也不會變得那么堅定。人的堅強和最終目標的確定，都是在反復動搖中逐漸形成的，身陷牢獄，我在反復的思想較量中反而明確了許多東西，比如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寫什么樣的作品，在反復的動搖中，一個人最終才能走向堅定。

　　獲釋后不想寫作，轉而拍攝紀錄片

　　記者：1990年代前期，您拍過好多部紀錄片，請談一談當時拍片的情況。此外，您的影像創作為您的文字創作帶來了哪些變化？它們有何共通之處？

　　趙瑜：1989之后的兩三年，很多作家沉寂了，新聞出版界的控制很嚴，人們的思想也很迷茫。我也無心寫作，后來應山西電視臺的邀請，寫了一部文獻藝術片《趙樹理》。一共寫了6集，但因為某些原因，講述趙樹理慘死于“文革”中的最后兩集竟然沒有拍。那時我在看片會上得知這個情況后，當場離席，起身就走了，后來也一直不愿提起這個作品。

　　這件事后，山西省委宣傳部有位力推改革的領導，是張維慶先生，他表示支持我搞創作，省里因而給山西電視臺撥款500萬元，特許我自主完成大型紀錄片《內陸九三》，由我擔任策劃人和總導演。我們組織了山西省十幾位主力作家擔任撰稿人，連續拍攝24部，從1992年到1994年，做了3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這部片子兼顧紀實性和文學性，描述了山西及周邊省份人們的嚴酷生活，受到廣泛好評，獲得了中國首屆紀錄片特等獎。但是有些內容因為敏感，無法全部在電視臺播出，讓我苦惱。就在這時，出現了馬家軍兵變，于是我重新開始了更具自主性的報告文學寫作。

　　紀錄片時間限制比較嚴格，一般也就30至50分鐘一集，非虛構文學則不同，可以寫得很長。兩者也有相同之處，比如說都需要精心裁剪，哪些東西是值得看的，哪些東西不值得，兩者的要求是一樣的，要選擇那些重要的、精彩的、能表達人物特征的東西，去掉一些蕪雜的東西。要直奔重點。它們核心的東西都是追求真實，體現生活本質的真實，以及心態的真實，張揚著創作者的立體意識，如果兩者都兼顧好，那所表現的人物和故事才是有價值的。

　　做了這么多紀錄片，對我后來的文學創作很有幫助，《馬家軍調查》就是在拍攝紀錄片之后緊接著寫成的。好的作品一定要直抵人心，我對馬家軍做了大量調查的筆記，忠實記錄了每個人的狀態，還借鑒了紀錄片中常用的剪輯方法，去掉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留下了最真實、精彩、核心的東西。

　　《尋找巴金的黛莉》，寫出了近代歷史中大家族的破滅

　　記者：《馬家軍調查》之后，您又推出《革命百里洲》、《尋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嶺的訴說》、《火車頭震蕩》等多部長篇作品，多次引起轟動。這些作品為您帶來了眾多獎項，包括三次徐遲報告文學獎、三次中國作家獎、三次魯迅文學獎等等，您幾乎成了獲獎專業戶。在這些作品中，您自己最滿意的是哪一部？

　　趙瑜：一個回答是：下一部(笑)；我比較欣賞一位外國導演一句幽默的話：好的作品就像一面打碎的鏡子，它們在太陽底下每一片都閃閃發光(大笑)。

　　我自己最看重、份量也最重的，是至今無法發表的《犧牲者》上中下三卷，100多萬字；而《尋找巴金的黛莉》，評論界認為它兼具了紀實性和文學性，說實話，我自己覺得份量一般，但勝在精簡，技巧上比較講究；《革命百里洲》在反映民國歷史的深度上，得到了魯獎評委們的肯定；《籃球的秘密》在寫法上有一些探索，分成40個問題來寫的，讀者可以有選擇地閱讀。而這一切，都不能與《犧牲者》相提并論。

　　在《尋找巴金的黛莉》一書中，表達的東西很多，就看讀者側重于哪個方面。北大教授陳曉明寫了一篇書評，指出這本書一是自發天成的新歷史主義筆法，二是寫出了民國大家族在中國革命以來的破滅。黛莉的趙家不斷走向衰敗，全家分散逃往11個省，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殘酷吧。這本書也引發了讀者們對歷史和愛情的思考，這就是智者見智的事情了。

　　《犧牲者》，一部浸血的晉東南“文革”武斗史

　　記者：《犧牲者》是您在《尋找巴金的黛莉》里提到的一部作品。古董商人老趙被害的那個晚上，他的血濺在了這本打開的書上，作為“文革”武斗的親歷者，他被這本書深深吸引。請您對這本書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趙瑜：《犧牲者》這部書，主要是寫山西省特別是晉東南地區的“文革”武斗史實。2004年至2006年，我集中用3年時間完成了這個長篇，之前20年，我曾不斷地跟蹤、追尋有關史料。我采訪了很多人，調查了很多事兒，掌握了很多資料；那些“文革”史實極其血腥殘酷，使人非常悲苦，我就在這種心境下艱辛地完成了全書寫作，分上中下三卷，共100多萬字。

　　寫作《犧牲者》是讓我刻骨銘心的、這輩子非做不可的事。我在上黨地區長大，成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這個地區發生了那么大一個歷史事件，卻不為外人所知，很快將被時間淹沒，你這個作家沒有責任去面對它？不完成這部書，我覺得對不起土地，對不住自己搞文學這件事。這部作品也許不是我最好的，但可能是我最重視的。

　　《犧牲者》至今不能正式出版，對我是非常苦惱的事。我對在海外發表之類的事情沒有多少想法，只希望這部作品能在國內傳播，期待更多的當代讀者能夠看到它，永遠銘記那段歷史，記取全民族的教訓。

　　要想懲罰一個女人，最好讓她嫁給一個作家

　　記者：您認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養？他的生存狀態又是怎樣的？

　　趙瑜：周立波以前有句話說：報告文學家的寫字間，在整個社會。這句話有幾分豪情，卻含有更多的悲催。鑒于報告文學的現實性和批判性，報告文學作家在人格建造上也會有所不同。首先，他一定要能承受孤獨，能夠忍受苦悶、壓抑、甚至灰暗絕望。其次，他還需要有獨立精神，懂得獨立思考，具有大膽質疑的精神，能夠鍥而不舍尋求事件的真相。誠然，面對復雜的社會局面，作家要有應對的靈活性和寫作手法上的豐富性，但他絕不能棄守內心簡約、獨立、單純的一面，要敢于講真話，敢于揭示真相，這是一種不能隨意改變的生活方式。

　　說到孤獨，你去調查事件是孤獨的，寫《馬家軍調查》，一個人在遼寧呆了五十多天，我只是一個獨立作家，堅持到最后才掌握了一些內情。寫作時你也是孤獨的，把大量資料濃縮為一本書，需要一個過程，別人沒辦法和你分擔，只能悶頭苦寫，《馬家軍調查》和《革命百里洲》都是在一個山區小縣、歷經兩個月時間完成的。作品完成后，如果因為某些原因無法被人讀到，你也只能孤獨地等待，《犧牲者》就是如此，這個過程更加熬人了。

　　紀實文學有著無盡的創作源泉，你在歡欣的同時，也會遇到無盡的難點和痛苦，包括種種困難，有時甚至白費心血。對于家庭也很難，王朔說過一句話：要想懲罰一個女人，最好讓她嫁給一個作家吧(笑)。報告文學作家把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到了工作里，太奔波，太匆忙、太粗線條了，對創作之外的東西往往疏漏，往往顧不上經營婚姻和家庭，甚至不懂得珍惜情感。但是生活需要相互理解，當報告文學作家其實也沒那么可怕(笑)。

　　記者：對于初學紀實文學寫作者，您有什么建議嗎？

　　趙瑜：我平時寫東西，有時是幾個作品交叉進行，對于職業作家，這是無奈之舉，卻也是好事情，有時可以互為啟發，有時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青年作家則不必如此，嘗試紀實文學創作，一定要從自己熟悉的題材開始，這樣才能盡快入門，寫出比較豐滿的作品；不要急于侈談自己的寫作風格，這需要不斷練習摸索；特別需要兼顧真實性和文學性，既要在紙上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又要把故事性講好，讀者才有興趣讀完它，否則，不管你要表達什么驚人思想，曾做過多么艱苦的調查，都白白浪費了。此外，干這行必須多讀書，報告文學寫作可能涉及各個領域，沒有足夠的知識，從表相下筆，則無法把事物寫得通透。

　　當年馬烽孫謙指點我要多寫日記，直到現在我還保持著這個習慣，對寫作很有好處。另外，出去采訪的時候，重要內容最好記在心里，如果實在記不住，可以事先征求訪談者的同意，用筆記下要點。最好少用錄音筆，采訪對象看到這種東西，心里可能會有抵觸，很多話就不愿意說了。

　　報告文學的創作是客觀寫作，要反對文藝為宣傳、文藝從屬于政治和為誰服務的理念和做法，更不能貪圖錢財虛榮，客觀寫作就是知識分子獨立的挖掘和敘述，其中兼有理性的篩選和梳理，盡力使讀者在閱讀之后產生思考，而空洞的說理，缺乏人物命運的寫作，是無法打動人心的。

　　報告文學作家，不學司馬遷學誰呀？

　　記者：您認為，報告文學形式雖是舶來品，但在中國有著豐厚的寫作土壤，其發展應該根植于傳統文化中，請您具體講一講這個觀點。

　　趙瑜：報告文學體裁是外來的，而中國其實有著悠久的紀實文學傳統。報告文學作家應該特別重視中國文化的傳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報告文學的概念已經正式提出，出現了《包身工》等名作，甚至有了文集，但這個文學形式究竟應該吸收什么，重心應該偏向哪里，少有人認真琢磨。它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具有很強的革命性和功能性，這使很多人忘記了它與傳統文化的結合，導致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發展總是高低起伏，有時高潮，有時低谷。

　　我們今天必須思考，這個文學形式靠什么立足，能否持續發展？很多實例證明，只有當外來的東西與中國傳統文化很好地結合，它才能發育、發展，最終被中國人當做自己的東西加以接受；當它與傳統文化相抵觸時，人們會自然地排斥它。反觀報告文學作家，不學習司馬遷又學習誰啊？來自西方的東西可能提供了一個外殼，但當你要發展它、發揮它、融匯它的時候，就要到中國的脈根上尋找支持。

　　紀實文學有著中國正統文化的根基。中國歷代都有紀實文學的典范之作，學者林崗在分析中國古典文學時，提出“口述與案頭”兩種源淵，一部分古代小說從口述演化而成，有些虛構，而更多的作品源自文人的案頭筆記，也就是說，實錄性的筆記，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紀實傳統。甚至唐詩宋詞中，也有許多紀實性的內容，比如小序、比如敘事詩等，都是真的。而純粹浪漫的、想象性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中反而是少數。中國文化的現實機制，造就了中國文學歷來偏重的紀實性。我們只要仔細琢磨歷史文體，就會發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厚的土壤，就會發現養育我們的最主要的根基。司馬遷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報告文學這種外來形式，放在中國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養育。

　　記者：您從很早就開始了報告文學創作，可以說見證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發展，請您談談中國報告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吧。

　　趙瑜：報告文學在中國真正興盛起來，是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文革”結束，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社會面臨著重大的轉型，政治思想也在逐步開放，社會政治環境寬松，知識分子思想非常活躍，他們也有很多的東西需要表達出來。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在于人的發現，那么，新時期變革的歷史功績就在于人的解放。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蘇曉康的《神圣憂思錄》等作品，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寫作的年輕人投入報告文學創作，大量作品涌現了出來。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報告文學受挫，同時進入一個調整期，經濟大潮澎湃而起，很多作家陷入沉寂，在思想上感到迷茫，但是，仍有一部分作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用文字記錄下了部分歷史，寫出了一些優秀的作品。

　　21 世紀這十幾年，報告文學又逐步復蘇起來，很多作家開始積極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市場化大潮，對于文學創作并不一定就是壞事情。商品經濟可以促使當代中國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類文學等等，重新起步，人們開始關注作品的可讀性、故事性和語言技巧。許多社會問卷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讀者喜歡非虛構類文學作品，小說和詩歌受創嚴重，報告文學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讀者基礎；只要作家們能扎扎實實地走下去，虛心向市場學習，敢于吸收、創新，就一定能找到新的創作之路。這與迎合市場的低俗惡搞是兩碼事。

二O一四年四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