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詞研究的反思與前瞻

　　一個在現當代進行詩詞創作的人，值不值得成為研究對象，可不可以進入詩詞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職業、性別、名聲等等，而在于其詩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否達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稱道的新變。

　　目前的現當代詩詞研究隊伍，除了少數幾位具有古典文學的研究背景外，絕大多數是現當代文學出身的研究者。這種學科背景和知識結構，直接導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不少不足。

　　現當代詩詞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是具有數千年歷史的詩詞在現當代時間段里的自然延伸和發展，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詩歌史有機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才能敏銳捕捉現當代詩詞的新變，準確評騭詩人詩作，對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或聚訟紛紜的癥結作出公允評判。

　　近日，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公布，四川詩人周嘯天成為第一個以傳統詩詞獲此殊榮的人。且不論周詩水平如何，是否當得起這么一個沉甸甸的獎項，僅就魯獎能夠認可詩詞文體這一點而言，亦具有重大意義。這表明，國家最高文學獎正式關注和承認詩詞創作，不僅有利于客觀評估現當代詩詞的價值和地位、重構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史觀，而且對于傳承詩詞、樹立文化自信、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等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20世紀舊體詩詞研究已形成新的學術生長點

　　自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新詩逐漸登上詩壇正統地位，傳統詩詞處于被忽視、被排擠的境遇。然而，詩詞以其頑強的生命力，一直綿延不絕地發展著，于某些特殊的歷史情境(如抗日戰爭)還會在社會上綻放出絢麗的光焰。且不說深受傳統文化陶冶訓育的舊詩人或詩詞研究者、愛好者在現當代仍然公開或隱秘地進行著詩詞創作，就是那些新文學的健將或著名作家也有不少“勒馬回韁”做起了“舊詩” ，如聞一多、臧克家等等。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學熱”的大背景下，隨著中華詩詞學會和其他省市縣鄉甚至基層單位各級各類詩詞學會、詩社的紛紛成立，喜歡詩詞并操觚創作的人越來越多。就水平和質量而言，現當代涌現出的黃節、柳亞子、聶紺弩等一批杰出詩人，放在數千年詩詞史上，也是光芒四射的。

　　但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現當代詩詞遭遇了現代學術分科體系的無視、冷落。古代、近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往往截止于五四運動。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則出于某種狹隘封閉的文學史觀，有意在研究中“壓迫”或“屏蔽”詩詞創作。唐弢先生主編的影響頗大的3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拒絕書寫舊體詩，即代表并影響了相當一段時期的現當代文學史觀。如果說在新文學成立之初，對傳統詩詞的有意“壓迫”仍帶有為新文學維護合法性的焦慮，可以理解；那么在新文學已獲得正統地位，需要全面、客觀、嚴肅地梳理總結現當代時間段里的文學現象和成就時，這種文學史觀就顯得有些狹隘、片面和主觀。1980年1月，作為當代文學重要作家的姚雪垠致信茅盾，對既有的現代文學史觀提出質疑，主張把舊體詩放在“大文學史”應包括諸元素的“第一”位置來討論。姚氏觀點在當時沒有引起較大反響。但兩年后，于聶紺弩《散宜生詩》出版之際，胡喬木為之作序，認為“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 。這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對當代舊體詩已有認可，無疑對重估現當代詩詞價值有積極影響。隨后，毛大風、丁芒等當代詩詞的評論者都為現當代詩詞的成就和遭遇鳴不平。80年代末，現代文學研究界興起著名的“重寫文學史”思潮，不少研究者逐漸關注現當代詩詞，主張應給予其應有的文學史地位。

　　90年代，國內興起“國學熱” ，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此背景下，學界對現當代詩詞的關注越來越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相關研究較為火熱。不僅相繼出版了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 、劉士林《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 、馮永軍《當代詩壇點將錄》 、劉夢芙《近百年名家舊體詩詞及其流變研究》等10余部專著，而且有數十位博士、碩士將論文題目聚焦于現當代詩詞，如王巨川《清末民初時期新舊詩學互訓》 、徐晉如《二十世紀詩人征略》 、孫志軍《現代舊體詩的文化認同與寫作空間》等等，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更是有數百篇之多。這些研究雖然不無遺珠之憾或概略之弊，但畢竟篳路藍縷地將長期以來被正統文學史“屏蔽”的文學現象——現當代詩詞呈現在學界和公眾面前，并且推動其成為學術研究的增長點。正如馬大勇《20世紀舊體詩詞研究的回望與前瞻》所云：“在當今學界， 20世紀舊體詩詞研究已經形成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并有望在未來數年中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焦點和熱點。 ”

　　現當代詩詞有其存在價值，勿將其變成新文學的附庸

　　目前的現當代詩詞研究隊伍，除了施議對、曾大興、胡迎建、劉夢芙、馬大勇、曹辛華等少數幾位具有古典文學的研究背景外，絕大多數是現當代文學出身的研究者。這種學科背景和知識結構，直接導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不少不足。

　　首先，受關注較多的是新文學作家的舊體詩，其次是某些名人(如政界名人毛澤東、學界名人陳寅恪和錢鍾書等)的舊體詩。這種選題傾向往往基于新文學或名人研究的考慮，并不一定出于現當代詩詞本身的判斷標準和價值立場。比如，李遇春《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 ，按實際研究對象看，稱為“新文學作家的舊體詩論稿”更為恰當。再如， 《風騷余韻論——中國現代文學背景下的舊體詩》(朱文華) 、 《二十世紀中國詩詞史稿》(吳海發)也把很大篇幅給了新文學作家或各界名人。不少碩博論文和期刊論文(如李怡《魯迅舊體詩新論》 )對新文學作家或名人的舊體詩進行詳細的個案研究。新文學作家或名人的舊體詩并非不能成為現當代詩詞研究的對象，作為個人的研究選擇，無可厚非。問題是它們并不代表、更不等同于現當代詩詞。學界的主要研究聚集于此，或某些學者即用此概稱現當代詩詞，除了可能以偏概全、“抓芝麻丟西瓜”外，更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研究格局和潮流似乎隱含著如下前提：現當代詩詞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是新文學作家或名人的作品；現當代詩詞研究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是研究新文學作家或名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實際上消解了現當代詩詞及其研究的獨立價值。

　　其次，不少研究者運用新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問題、范疇、術語去考察現當代詩詞，不僅難免捍格之弊，且有消解現當代詩詞自身特點和價值的危險。新文學和現當代詩詞作為共同歷史進程或同一創作主體的產物，不排除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我們也應看到現當代詩詞這一歷史悠久的文體演化生成的自身特點，這恐怕也是它不同于新文學的價值所在。因此，新文學研究的問題，不一定就是現當代詩詞研究的問題；新文學研究可以采用的理論、方法、范疇、術語等等，不一定適用于現當代詩詞；新文學的合法性，不一定是現當代詩詞的合法性。比如，關于現當代詩詞可否“入史”問題，是近年討論的熱門話題。辯論的焦點在于現當代詩詞是否具有現代性，雙方引經據典，據理力爭，但往往各說各話，誰也說服不了誰。且不說各人對現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就是作為新文學范疇的現代性是否可以成為現當代詩詞存在合法性或“入史”的判斷標準，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質疑。新詩書寫的內容和形式并非皆然無中生有、全部具有現代性，我們不能光看到它對詩詞傳統變革的一面，而無視繼承的一面。或許，恰恰是繼承的一面，即“非現代性” ，正體現了漢語詩歌藝術和人類精神追求的永恒性，更值得珍視。現當代詩詞亦應作如是觀。因此，是否具有現代性，不能成為評判現當代詩詞可否入史或價值成就的標準。教條式地運用新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問題、概念、術語去考察現當代詩詞，即使動機是保駕護航，也有可能“屏蔽”現當代詩詞的某些固有特點，將其變為新文學的附庸。這是在研究思路和結論上對現當代詩詞存在價值的消解。

　　再次，一些研究者因為缺乏相應的詩學修養和對數千年詩詞流變史了解不多，研究難免出現硬傷或評判明顯失當。劉夢芙《 〈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指誤》 、沈喜陽《研究詩詞要有基本文史常識》等文章都指出過某些學者因欠缺基本的文史常識和詩詞格律知識，出現低級錯誤或對詩人詩作評騭失當的例子，這里就不再另外舉例了。

　　回歸詩詞本位，葆有縱向視野，重視特定的文學生態

　　針對既有研究存在的缺憾和不足，筆者呼吁今后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回歸詩詞本位的價值立場。因為現當代詩詞和新文學之間曾經有過的啼笑姻緣，致使相關研究偏離了應有的價值立場。故當我們平心靜氣地總結既有研究的得失利弊時，有必要重申這似乎理所當然具備的前提。首先，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應從詩詞本身的評價標準出發決定去取。一個在現當代進行詩詞創作的人，值不值得成為研究對象，可不可以進入詩詞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職業、性別、名聲等等，而在于其詩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否達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稱道的新變。唐代殷璠在《河岳英靈集序》中曾說：“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 ”這應該是所有研究者需要具備的風骨和原則。當然，在現當代這樣一個信息爆炸、充滿了人情利益糾葛的時代，客觀地沙里淘金確實存在難度，但不能因此望而卻步、混淆美丑。相反，通過艱苦的努力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 ( 《四庫總目》總集類·序) ，推動現當代詩詞的經典化，正是研究者的使命。比如，浙江的邵祖平、江蘇的唐玉虬、四川的賴高翔、廣東的程堅甫、甘肅的馬騄程和劉持生、湖南的彭靖等等，在今天知名度不高卻足以成家，然而關于他們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還處于空白。其次，在研究采用的理論、方法、問題、范疇、術語上，應該充分重視詩詞的自身特性和傳統詩文品評的經驗，并適當地進行現代轉化。既具有深厚中學功底、又飽受西學浸染的胡先骕等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對張之洞、陳曾壽、文廷式等人詩詞的評論，有值得重新審視、借鑒的必要。

　　第二，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現當代詩詞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是具有數千年歷史的詩詞在現當代時間段里的自然延伸和發展，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詩歌史有機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才能敏銳捕捉現當代詩詞的新變，準確評騭詩人詩作，對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或聚訟紛紜的癥結作出公允評判；否則，難免閉目塞聽、坐井觀天、買櫝還珠或獨斷專行。正如錢基博所云：“現代文學者，近代文學之所發酵也。近代文學者，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明歷古文學，始可與語近代；知近代文學，乃可與語現代。 ” ( 《現代中國文學史·緒論》 )比如，在對新詩和舊體詩應該采取的態度上，一些進行新詩、舊體詩創作研究的詩人學者彼此指摘，否定對方存在的價值。但如果我們從數千年詩歌流變的縱向視角審視，就會發現：每一種新詩體的產生，只是為中華民族百花齊放的詩苑增加了一個新的品種，并不意味著原有品種的消亡，五七言詩、近體詩、詞、曲的產生無不如此。這樣考察，就能對新詩和舊體詩采取更為理性寬容的態度：“不薄新詩愛舊詩” 。

　　要使現當代詩詞研究回歸詩詞本位的價值立場、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一方面，從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最好能目光“下行” ，加入到現當代詩詞研究隊伍中來，擔負起存亡續絕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現當代文學出身的研究者最好能目光“上行” ，加強詩學修養，豐富對數千年詩詞流變的認識。此外，筆者呼吁所有研究者在業余都能嘗試一下詩詞創作，具備一定的創作經驗，這樣再去研究詩人詩作，才會切理厭心，避免隔靴搔癢。

　　第三，重視現當代詩詞置身的文學、文化生態。研究現當代詩詞，除了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外，還必須重視詩詞在現當代這一特定時間段中置身的文學、文化生態。畢竟古代詩詞和現當代詩詞置身的文學、文化生態有所差異，這決定了它們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像同一條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具有不同的景觀。在古代，詩處于文學正統地位，詞也很早就成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但在現當代居然跌為不被認可的附庸。這種文體地位的嬗變對于詩人創作心理和詩作精神風貌有什么影響，值得探究。還有，現當代詩詞與新文學文體(如新詩、散文、小說)之間的互動關系，亦需認真考察。比如，研究聶紺弩的詩，無法繞過他的雜文。另外，現當代文藝政策、知識分子境遇、領袖好惡、政治文化事件等等對詩人心態、詩詞創作的影響，亦要花大氣力研究。當然，對現當代文學、文化生態的重視、關注，必須以詩詞為圓心，不能偏離詩詞本位，更不能將詩詞研究變為其他文體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附庸或工具。

　　總之，現當代詩詞研究已在艱難中起步，只要我們回歸詩詞本位的價值立場，葆有數千年詩詞流變的縱向視野，重視現當代詩詞置身的文學、文化生態，定能逐步揭示它長期以來被遮蔽和歪曲的廬山真面目，還它以公正而客觀的文學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