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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體時代為原生態音樂文化的傳播、傳承、傳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人們享用音樂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傳播中傳承原生態音樂,樹立“我的文化我做主”的民族自信心,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首要條件。土生土長的原生態音樂傳承人要在時代中抓住機遇、不失時機地傳播本民族文化,這是責任,更是希望,也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
[觀察]
全媒體時代是原生態音樂前所未有的機遇
這是一個傳播的時代
1992年初,中央音樂學院迎來了一批來自貴州黔東南黎平縣的侗族農民。他們帶來了一臺侗族原生態民歌表演,其豐富性遠遠超過一場專業音樂會,有多聲部、對唱、彈唱、一唱眾和、邊舞邊歌等豐富的形式,更為關鍵的是他們是來自同一個村子的村民。對于中央音樂學院這所以蘇聯模式建立的音樂學府來說,這無疑是一顆“重磅原子彈”。同樣,北京的傳播領域也把視角轉向被冷落多年的民間藝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演出實況,向全國聽眾傳遞了侗族原生態民歌的天籟之聲。至此,中央電視臺侗族大歌帶著泥土的清香飄向全國,飄向世界。20年后的今天,全媒體時代到來,而當年的侗族大歌也已經列入聯合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無疑,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更為原生態音樂文化的傳播、傳承、傳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2012年7月13日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開播,這是一檔聯合101家來自全國各地的主流媒體,并由記者行使投票權參與的大型綜藝電視節目,其收視和收入都直創歷史最高記錄,體現出全媒體時代的合力效益。在兩個賽季中,雖然有吉克雋逸、哈斯肯、張恒遠、金潤吉等少數民族歌手取得較好成績,但對于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還是有限的。中央電視臺音樂頻道2013年推出的《爭奇斗艷——蒙藏維回朝彝壯冠軍歌手爭霸賽》,是繼《中國好聲音》第一季后推出的一檔針對各民族歌手選拔的勵志節目。盡管在商業模式、媒體參與、宣傳運作等方面,該節目遠不如《中國好聲音》,但這也是至今為止唯一一檔在“好聲音”現象遍地開花的時候,適時策劃推出的以本土文化為主的節目。《爭奇斗艷——蒙藏維回朝彝壯冠軍歌手爭霸賽》無疑為懷揣原生態音樂夢想的各民族年輕人搭建了通往夢想的橋梁和展示才華的舞臺。該節目網站這樣介紹本次活動:和青歌賽等歷史悠久的央視主辦的歌唱比賽不同,《爭奇斗艷》引入了三輪PK層層淘汰的全新賽制。經過初賽、復賽的層層選拔,最終入圍決賽的歌手將進行三輪比拼。第一輪演唱完畢后,由4位評委進行“升椅子”表決,選手只有獲得至少3個評委的認可才能晉級;第二輪則由現場的21家媒體評審及300多位大眾評審進行投票決出前三名進入第三輪;在最后一輪也就是最為激烈的冠軍爭奪環節中,入圍的兩位選手將進行30秒的才藝比拼。最終,阿拉騰布日格德、四郎貢布、熱米拉·克力木、蘭天、金善姬、俄木果果、莫掩策分獲蒙、藏、維、回、朝、彝、壯7個少數民族的冠軍歌手稱號。在綜藝類電視節目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央視音樂頻道受體制所限,能夠舉辦本次活動并贏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實屬不易。
這是一個傳承的時代
傳承是個老話題,簡單來講就是老一輩傳給新一輩。但是,世界每天都在改變,我們不可能不變,傳承的方式自然要變。與時俱進、貼近地氣的傳承才能做到血脈相連、代代相傳。近30年以來急速的城鎮化進程,跑到我們正常思維的前面,我們來不及反應,耕地已經變為水泥地,世代居住的老宅已成高樓大廈。牧歌、插秧調、薅草小曲、拉網號子、船夫小唱等等,這些民族文化的基因符號已經從我們的記憶中頹萎。然而,這是我們民族生存的印記和理由,一旦消失將不可再生。
每一次策劃原生態音樂文化的媒體活動時,我們都要強化傳承關系,以喚起媒體和大眾對原生態音樂文化應盡的責任心。在2004年舉辦的“中央電視臺西部民歌電視大賽”的活動中,原生態民歌手的年齡是沒有限制的。其中年齡最大的歌手是來自陜西省榆林的柴根老人,當年83歲;年齡最小的歌手是來自陜西延安市的張華,當時只有12歲。他們演唱的都是陜北民歌信天游,這樣的年齡差距出現在同一個大賽的舞臺上,演唱同一個歌種,顯現出古老的信天游是陜北高原人所鐘愛的心曲,穿越時代,活力無窮。2005年中央電視臺《民歌中國》欄目推出長江三峽流傳幾千年的“穿號子”,由王愛民祖孫三代同臺演唱。爺爺76歲,父親34歲,孫子5歲。現在,“穿號子”已經成為湖北省對外宣傳的音樂形象,每天出現在中央電視臺和各個地方電視臺的黃金時段。2006年中央電視臺舉辦“中國民族民間歌舞盛典”活動,由貴州黔東南黎平縣組建的侗族大歌隊,70多歲的歌師和3歲孩童同時出現在舞臺上——這是自然的排列、自然的組合,只有自然生長的音樂才會給人類帶來無條件的震撼、無條件的感動。這就是傳承在傳播的時代中形成的無窮力量。
這是一個傳揚的時代
在今天的中國,卡拉OK遍及村鎮城鄉,在熱鬧的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在偏僻的牧區、農村、林場和漁港也能就地“K”起歌來。和餐飲配套,和會議配套,和親朋好友的聚會配套,和婚喪嫁娶配套,K歌的人遍及社會各階層,從官員到學生,從老人到孩子,從軍人到農工,家家戶戶,人人盡歌。生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人,大多都會唱幾首紅歌和語錄歌,到“文革”時期,跳“忠”字舞,唱語錄歌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上世紀70年代,“樣板戲”壟斷了中國人所有的生活。不得不說,這使今天有太多的專業音樂人無法擺脫成長中的藩籬和禁錮。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港臺流行歌曲的蔓延,奠定了今天中國人音樂的沖動基因。然而,如此熱鬧的全民K歌運動卻讓這片土地的主體音樂文化——原生態音樂文化陷入生存的艱難。
在侗族聚居區,我們參加了一些自然村的“歌會”,從男女老少同堂演唱的大歌,到少男少女的月下行歌,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享用音樂,已經成為這里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禮儀風俗。生活創造了這一切,讓這里的每一方水土都生長出天籟之音,成為搖籃曲,讓每一個誕生在這里的人都成為音樂的一部分,為音樂而生。從風雨橋到鼓樓是用歌聲連接的,從田間到竹林是由歌聲滋養的。人們生在音樂中,長在音樂里,在生活中生產音樂、使用音樂、享用音樂。
鼓樓是侗族人民的歌堂,更是原生態音樂的傳習所,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從未間斷過。在世界音樂舞臺上,侗族大歌花香獨占,成為人類多聲部原生態音樂傳承隊伍中的一朵奇葩。在這個什么都可以傳揚的時代里,我們的舞臺、電視、廣播、互聯網等等新生媒體都在傳揚什么?什么要傳揚?什么要忽略?或許,在侗族同胞聚居區的每一個自然村里每天發生的故事,會告訴我們真實的答案。
[分析]
“我的文化我做主”
原生態音樂傳播的主體是傳承人的群體。筆者在20多年傳播原生態音樂的路途中,思考最多的關鍵詞就是“傳承人”。2004年在“中央電視臺西部民歌電視大賽”中,原生態民歌傳承人以集團軍的陣容進入傳媒的視野,踏上傳播的平臺。這次活動告訴了人們音樂根脈的由來,為迷失的文化指出方向。在傳播中,“傳承”一詞由此成為傳媒界的時尚,一切都說明一個最樸實的道理,原生態音樂文化一定要在時代中發聲!而誰來發聲?發出什么聲音?我們在參加這次大賽的民歌手和此后在各種不同的活動中不斷出現的原生態歌手的數量上就能找到答案。
2004年,“中央電視臺西部民歌電視大賽”報名選手2000多名,參加展演決賽的民歌手400名。
2006年中央電視臺舉辦“中國民族民間歌舞盛典”,參加展演的原生態歌舞演員有1200名。
2004年至2007年,參加中央電視臺《民歌中國》欄目錄制的原生態民歌手超過10000人次。
2006年原生態唱法進入中央電視臺青年歌手大獎賽,每次參賽歌手都突破千人之多。
2008年奧運會展演活動是由各省組隊參加,人數超過5000人。
2011年中國原生態民歌盛典——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評選活動有400位原生態民歌手參加。
2012年中央電視臺舉辦“中國民族民間歌舞樂盛典”,1500人參加。
2013年中央電視臺音樂頻道推出《爭奇斗艷——蒙藏維回朝彝壯冠軍歌手爭霸賽》活動,原生態民歌手報名參賽的基數突破3000人,進入初選1500人,半決賽剩70人,最后一個民族選出10人,角逐冠軍歌手。
從國家層面組織原生態音樂的傳播活動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傳播手段。以上所列舉的近十年的傳播活動都是國家媒體直接主辦的,而在每一次活動中都能聽到歌手們自豪的表白:“我們那里的人都能在中央電視臺看到我啦!”,而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我能代表我的民族在國家舞臺上傳播我們民族的文化啦”。沒有國內各種舞臺的傳播,就不可能在國際舞臺上露面。黎平侗族大歌隊在1994年首次到法國參加國際合唱比賽,一舉摘得桂冠,也是因為其在國內享有盛名,傳播的路已經走得很長了,才有這樣的輝煌和成就,才會有后來多次出訪歐洲、日本、美國的文化交流演出機會,向世界傳播侗族的原生態音樂文化。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為來自世界各國的嘉賓和政要演出的兩場原生態音樂會《行路之音——中國情歌版圖音樂會》,是國家大劇院投入使用后,原生態音樂會在該劇場的首場演出。音樂會始終是原汁原味地演唱:無麥克無擴聲。當壓軸的黎平侗族大歌結束時,來自世界各國的觀眾起立鼓掌,掌聲長達十幾分鐘。筆者作為該場音樂會的策劃者和總導演,在感動之余,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人類文化是共通的,雖然語言不通,但在原生態音樂中,彼此都會有共同的感動。
民族的自覺,首先是文化的自覺。十年來媒體所組織的這些傳播活動,對于參加活動的原生態民歌手們幾乎都是沒有報酬的,但黎平侗族大歌隊總是應邀必來,來之精彩,并一定會成為整個活動的點睛之筆。這里不得不提到黎平侗族大歌隊的靈魂人物吳再峰。當年的吳再峰是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剛從貴州省藝術學院侗族大歌班畢業不久。每一次活動,節目需要的人數、節目類型都要由他來落實。在吳再峰的侗族大歌隊,我們看到了自覺后的文化傳承。同樣,像吳再峰這樣年輕一代的原生態民歌手,在我們組織的活動中占大多數,他們也是在國家的傳播平臺上,通過參加這些活動找回民族自信,堅定了在傳播中傳承本民族原生態音樂的決心。
人類生活的地球有2000多個民族,中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共和國,樹立“我的文化我做主”的民族自信心,是人類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首要條件。在實現現代化的征程中,民族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是一個國家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堅實基礎和崇高的目標。吳再峰這樣的年輕人,為保護和傳承本地區和本民族的文化不懈的努力和工作著,這才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結論]
原生態音樂傳承人要在時代中抓住機遇
在全媒體時代,每一個人都能參與其中,成為媒體的一部分。手機、筆記本電腦、IPAD等移動終端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你要傳播什么完全取決于你的文化價值觀。所以,應充分利用全媒體時代先進的傳播機制帶來的便捷,在傳播中為民族的文化做主,不斷喚醒和感召文化的迷失者,壯大文化自覺者的隊伍。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廣播在傳播系統中還是龍頭老大,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開設兩檔民族民間音樂的專題節目,《民族音樂大觀》和《一方水土一方情——民族風情和音樂》。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原生態音樂傳播者,基本都熟知這兩個欄目,并懷有深厚的感情。1992年,享譽全國的“花兒”王朱仲祿已經76歲高齡,他從《一方水土一方情——民族風情和音樂》節目中收聽到他1950年20歲時在中南海懷仁堂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演唱“花兒”的錄音后,激動地哽咽著給欄目組打電話表達感激之情。
2004年,以原生態音樂為內容的欄目從中央電視臺到地方電視臺一年之內就增加到十幾個,在各種晚會和文化活動中,原生態音樂節目的內容和數量明顯增加,場場必有,這是原生態音樂人和媒體共同努力的結果,更是在強勢媒體中傳播的直接效果。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金牌音樂欄目《廣播歌選》2010年改版,以傳播原生態音樂和原創音樂為主,收獲頗豐。新華社在2011年成立原音網,注入巨資打造國內第一家原生態音樂專業網站。廣播、電視、報刊、雜志、互聯網等當下先進的傳播機制對原生態音樂的廣泛關注,使古老的原生態音樂文化的盎然之春已經來臨。
立足民族文化,放眼全球市場。這幾年國家號召“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為了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實力,只有民族文化的覺醒和自信,才能迎來中華民族的復興。文化在市場經濟中一直作為陽光產業,溫暖著今天的人們。而世界各國的文化市場從來都是開放的、自由的、包容的。在產業化的文化中,能走得遠的,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精神層面的產品,而原生態文化恰恰具備了這些品質。由此而言,只有原生態的文化才能做成文化產業。
然而,陳腐的文化價值觀還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世界,不時還會左右人類的文化思潮。這些年維也納金色大廳被中國的各種音樂團體和組織租場演出的次數越來越多,但幾乎都是沽名釣譽性質的演出,內容空洞且概念化。場租、樂隊、吃住行等全部資金都要由自己買單,幾乎沒有市場行為和票房效益。給維也納的音樂同行的感覺是,中國人賠本也要在金色大廳做一場音樂會。遠道而來的演員們來不及和樂隊合樂就匆匆上場,丑態百出、粗制亂造的節目不僅起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反而大大損傷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品質。
在世界各地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元素制作的文化產品已經很普遍,原生態音樂人的市場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在國內,這幾年以廣西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為代表的大型原生態音樂文化產品不斷涌入市場,創造了不菲的市場價值。跟進的《印象麗江》、《印象西湖》、《印象大紅袍》、《禪宗少林》等,既帶動旅游產業又為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人的生計尋求到切實可行的出路,已成為成功的范例。
現代教育的功用,首先是傳承本民族的文化。人類現代先進的教育模式必須為全人類所共享,更要為原生態音樂文化的傳承所用。原生態音樂文化是我國文化藝術的母體,更是藝術創作的源頭。黎平縣是較早把侗族大歌等本民族原生態的文化藝術引入校園的地區之一,山西的左權民歌、湖南桑植民歌、內蒙古的長調民歌、陜西延安的信天游等等一大批原生態歌種,也都以不同的形式走進了校園,已經積累出一些經驗。
近年來,聯合國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舉動得到各國的一致支持,用教育來保護和傳承一直是首選。現代我國音樂學院,包括師范類音樂學院課程科目的設置,都是沿襲西方音樂教育體系,這種現象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雖然近十幾年有所變化,但大體還依然如故。而生長在故土的原生態音樂文化卻被斥為“民間藝人”,而且,“民間藝人”一詞在特定時期和相對于專業藝術團體拿工資的人們而言,一定是貶義詞。因此,在教育當中傳承我國豐富多彩的原生態音樂文化是目前的最佳選擇。以侗族的原生態音樂文化為例,要和全國的音樂藝術學院和師范類音樂學院一道,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優勢,建立健全包括侗族大歌在內的侗族原生態音樂的和聲學、曲式學、復調學和器樂學等基礎學科的課題組,只有在總結的基礎上,科學系統地研究和完善侗族的原生態音樂,才能培養人才,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