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整體觀與生命力

　　中華文化的內涵和外延

　　什么是中國文化？它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中國文化絕不等同于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中原文化。早在春秋時代，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天下，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是“束發右衽”還是“披發左衽”，孔子把發式和服裝的不同看成是夷夏之別的最直觀表現，顯然是一種以中原文化為正統的觀念。由于孔子的地位和影響，他的這一概略的說法在后世流傳廣遠，至今把“披發左衽”視為野蠻，視為與文明的區別。其實這就涉及到一個中國文化的內涵和外延的根本所在。

　　中國文化不能僅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而是一個以漢族為主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當然，文化融合一般以文明程度較高，政治和經濟實力較強為后盾的文化融合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文化，促成不同文化的融合，吸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合成一種更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我們從中國人文地理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北方，西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有匈奴、東胡、林胡、樓煩、烏孫、西域各族，這些少數民族大都以“戎”、“狄”的名稱出現在史冊。其中，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少數民族。自從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公元49年南匈奴降漢，節節南遷，入居內地，與漢人雜居。其后，漢族與匈奴的關系雖出現復雜多變，但總的趨勢是民族融合。

　　東北早在商朝初期居住著一個古老民族東胡。烏桓和鮮卑是東胡部落聯盟中兩個比較大的部落集團。漢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匈奴冒頓單于滅掉了東胡。東胡剩余部落長期受匈奴的統治。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朝擊敗了匈奴，遷烏桓入塞，結束了87年受匈奴統治歷史。

　　西北山陜高原及河北太行山的東麓，主要是北狄，在春秋、戰國時分散華北平原以及河北省的北部和中部。馬長壽在《北狄與匈奴》一書中指出：“秦、漢、三國時的狄人，除了姓氏以外，我們看不到他們有任何民族特征了。”

　　西南的氐和羌都是中國歷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商代就先后出現于歷史記載。到了隋、唐時期，氐族已逐漸漢化了；羌族中居住在秦、隴地區的逐漸融合于漢。河湟地區的逐漸融合于藏，還有一小部分居住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為羌族，屢世綿延至今，和漢族的歷史是同古同今。

　　由此可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不斷融合的大趨勢，既是漢族與多民族古今同在的歷史，又是漢族與多民族大融合的多元文化。所以，中國文化不能僅僅局限于古代中原文化，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外延。

　　中國文化的整體觀和多元的范疇

　　目前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底本一個不可忽視的傾向，就是“選篇集萃”，缺乏文化內容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這個問題是導致闡釋中國文化缺乏深度和膚淺的基本根源。我們認為，文化只有在客觀地反映人類對自然和人類自身活動的真理性認識的時候，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是各種文化思想推動整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內驅力。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厚德載物，具有充分的精神底蘊和活力，所以中華民族才能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不斷壯大，雖經無數劫難而終能重新走向輝煌。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始終貫穿整體觀和多元的范疇。

　　比如先秦時期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還有法家、墨家等學派都有他們各自獨特的學術觀點、思維方式和代表著作，也就是說形成多元的文化范疇。但很少注意到先秦諸子學說中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元文化思想核心，這就是中國文化元典——《周易》所闡述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對立統一規律，陰陽相推、日月運行，是變動不居的，這正是中國元典文化的認知思維和根本精神。

　　《周易》所闡述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一陰一陽之謂道。為儒道兩家思想的展開提供了一種會通的可能和向度，其有關內容和核心范疇則成為儒道兩家思想內在延展的基點和前提。《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中有關于孔子喜《易》、讀《易》、學《易》、解《易》的明確記載。《論語》亦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我們再看《周易》與老子的關系：有無對舉的哲學范疇，來源于《易經》；到了老子手里，則被大大地推進了、發展了。老子在《道德經》中首先從思辨哲學高度提出了道的“無名”與“有名”問題，接著，便論述有無之間的辯證關系，并提出了“有無相生”的著名觀點。再看與《易經》《道德經》齊名為古代三大“經”書的《黃帝內經》，是一部具有人文科學特色的醫學著作。陰陽學說是《黃帝內經》闡述人體生理、病理、疾病、診斷、防治和養生等的重要理論，貫穿在各個方面。以五臟為中心，把六腑、五氣、五神、五志等構建成五臟系統，形成一個表里相依、內外相關的整體。簡括地說，先秦諸子百家雖然個性紛呈，但都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中國元典文化的認知思維和根本精神。

　　中國元典文化產生的時代正是人類文化上的軸心時代。中國古代的圣人有孔子和老子，古印度的圣人有釋伽牟尼，古希臘的圣人有蘇格拉底、柏拉圖都相隔不到50年，出了4位對東西方文明影響極為深遠的大圣人。釋迦牟尼是佛教思想的創始人，西方哲學往上追溯最重要的哲學家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我們現在談中國的思想史，就不能不談儒家和道家。所以這個時代曾被稱為人類文化上的軸心時代。

　　作為中國文化軸心時期的杰作——《周易》，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被崇奉為“群經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所表述的自然哲學、人文哲學等思想，無不影響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說中國文化所有重要的思想與理論，都沒有脫離《周易》的“思考和創造”，都離不開《周易》提供的“精神的動力”。其中“陰陽”的生化構成是《周易》的核心思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因此，《易傳》自覺地順應這種大融合的趨勢，提出了著名命題：“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從《易經》到先秦諸子所共同組成一部中國文化精神的生成史，始終貫穿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

　　力避文化內容的龐雜散漫，除卻強調中國文化的整體觀而外，還要突出具體的多元的文化范疇，來體現它內在的系統性和整合性。比如佛教在中國歷經近2000多年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可以簡捷地概括為佛教中國化，或者說本土化以后，隋唐時期創造了中國禪宗和觀音文化，形成中國佛教的范疇。特別是觀音在中國的世俗化后，由男變女，尋聲救苦，解危救困，傳播佛法，普渡眾生。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在廣泛傳播和深入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過程中，不僅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對鑄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民族的強大凝聚力，構建民族的傳統倫理，有著重大的貢獻。

　　從中國文化整體觀的視野審視，把握不同的文化范疇，才能準確地解說具體的文化現象。比如龍文化是中國文化中流傳最廣、普及面最大的一個范疇。但由于封建帝制的覆滅，龍文化與現實生活形成斷層，人們對在中國大地上最常見的龍之九子的形象，也逐漸陌生了。但歷史文化遺址留存下的龍之九子的形象，幾乎遍布所有文物古跡的地方。而有意思的是龍之九子個個不像龍，都是龍的變形：如廟宇宮寺里馱著石碑形如烏龜的是龍之子赑屃；蹲在殿宇屋脊上形如獸喜歡望遠的是龍之子螭吻；立于監獄大門左右，形似獅虎威煞鎮邪的是龍之子狴犴；古鐘上猶如一個獸鈕，性好吼叫，有神力的是龍之子蒲牢；經常出現在鐘鼎彝器上好飲食的是龍之子饕餮；刻在香爐上好煙火的是龍之子狻猊；裝飾在武器的柄把上，怒目而視，性好殺的是龍之子睚眥；佛像立于橋柱頭上，性好水的是龍之子蚣蝮；形如螺蚌，性好閉口，立于大門鋪首的是龍之子椒圖。這些龍子的形象因個個不像龍，所以有的就以形取貌，解說成各種獸類，與龍文化相差甚遠。

　　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優勢

　　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優勢是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基因，依舊流貫在我們的身上，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性格和行為，這才是需要我們大力開掘的根本內涵。而恰恰這個根本問題還沒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周易》作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源頭之一，其“觀物取象”的認知思維方式對后世的哲學、美學的發展影響深遠而巨大。可以說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鍛煉成長和提高的。陰與陽是對立面的統一體，呈現相反相成的狀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互依互反，生生不已，變化無窮，這便成為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源，也就是宇宙萬物變化的根源。《易經》重要思想是強調“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萬物以陰陽之道生生不息，變化無窮。從根本上說，大自然的運動變化，是《易經》系統的內在變化的藍本。要順應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機警靈活，不拘常規地運用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找準自己的位置，從而使自己永遠處于一種恰當有利的位置。因此，它倡導的謙虛謹慎、勤懇誠實、積極作為、剛健柔順、自強不息等精神早已內化為中華的民族性格，積淀為中華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

　　再比如《黃帝內經》在現代社會，不僅國人視為瑰寶，而且越來越被歐美以及日本等國重視，其一個重要的原因和當代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講求生活質量的思想相契合。《黃帝內經》中關于“天地人相參”的思想是處處體現的。人體內的臟腑與體表、肌肉、五官七竅都有聯系。因此，任何一個局部，都與整體有聯系，都可以反映在整體的理念基礎上。由此提出一套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延年益壽的養生方法，其中有防重于治的可貴思想。最典型的就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大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目前，“治未病”已成為醫學界的共識。

　　當前有些人說“簡化字隔斷了中華文明”，其實，恰恰相反。簡化字早在《說文解字》中就出現了。“與”，左右下全刪掉，簡化為“與”。《說文解字》說這兩個字相同，也就是說在古代是異體字關系。“蟲”，下面全刪掉，簡化為“蟲”。在《說文解字》里是兩個字，而“蟲”在甲骨文中就出現了，比“蟲”還要早得多。“復”是“復”的簡化字，而在《說文解字》同時都收入，只是“復”后來很少用了。當然這里僅僅舉幾個例證而已，下面略展開說明。

　　《朱自清講國學》將《說文解字》列為首篇，表明其在中國文化體系構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學術價值。《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字典，可稱得上是辭書史上的奠基之作，對后世辭書編纂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是訓詁學上極有價值的寶貴資料。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其功不在禹下”的崇高地位。同時也閃耀著睿智的現代語言學思想的理性光芒，現代漢字是由歷史上的隸書、楷書直接演變而來的，它們中一部分是繁體的簡化字。任何時代都有自己的主流人文需求和精神價值成果，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國務院公布的《簡化字總表》，共簡化漢字2236個，90%以上都是歷史上出現的俗字，像甲骨文中“從”后來演變為“從”；

　　甲骨文中“云”，后來出現“雲”，便和“說”的語義相分離了；甲骨文中“氣”，隸變以“氣”代“氣”。像秦漢時期，出現了許多簡體字，如“報”簡化為“報”， “東”簡化“東”， “當”簡化“當”， “稱”簡化“稱”， 書→書， 樂→樂，車→車，貝→貝等。像唐宋時代出現“飛”簡化“飛”， “糴”簡化“糴”， 塵→塵 ， 鼕→冬，齣→出等，元明清大都如此，就不一一例舉了。可以說，簡化字是專家把歷史上約定俗成的俗字選擇出來，經過整理和改進，其寫法只能有一種，又以法定的形式公布出來的。半個世紀實踐證明，漢字由繁趨簡是必然的發展趨勢，簡化字既符合《說文解字》歸納的中國造字的規律，又在中國走向現代化中發揮了無以倫比的巨大作用。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優勢是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基因依舊流貫在我們的身上，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性格和行為。無論傳承還是向外宣傳中國文化，都應把這一部分作為核心內容。

　　上面簡略地點明中國文化帶有傾向的問題，之所以把這些問題擺出來，是因為當前中國文化的發展正處在一個經緯交錯的交叉點上，要實現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交流，又要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因此，我們必須搞清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什么是中國文化的整體觀和多元的范疇？什么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優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中國文化在全球化的舞臺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