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靈：在腳下土地找到創作的自信

　　云南布依族作家潘靈多年來在小說的園地上執著耕耘，寫出了《血戀》《翡暖翠寒》《泥太陽》等多部小說。從一名編輯到一名作家，從寫市場化小說到寫嚴肅文學作品，潘靈不斷地進行著各種“嘗試”、“轉變”，但有一個信念在他心中始終不變：通過不斷書寫，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

　　記   者：您早期的兩部長篇小說《血戀》《紅風箏》市場反響很好，后來為什么沒有沿著這一路子繼續寫？

　　潘   靈：《血戀》當時賣了12萬冊，《紅風箏》也賣了好幾萬冊。我覺得那會兒讀書的氛圍要比現在濃厚得多，這是一個原因。另外，我當時被生活壓力所迫，是瞄準市場來寫這兩本書的。我是一名編輯，經常跑各地的書市、書店，清楚地知道讀者喜歡讀什么類型的作品。比如《血戀》寫的是青年問題、艾滋病問題，大家都很關注，自然會買。但是，連續寫了四五部這樣的作品之后，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作家，離“純文學圈”越來越遠了。1997年后，我開始轉向寫嚴肅文學作品，我要寫那些被圈內專業人士認可的作品。

　　記   者：轉向“純文學”創作，過程順利嗎？

　　潘   靈：只能慢慢摸索吧。1999年，《十月》雜志策劃了一個“小說新干線”欄目，第4期推出了我的中篇小說《天麻》。作品寫一個被包養的女孩，機緣巧合認識了一個鋼琴手，兩人一起接觸了希望工程，進而發現了生活的美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溫暖。當時作品引起了一些爭鳴，后來我陸續發表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說，因此成為云南省的第一批簽約作家。2002年，我到魯迅文學院參加首屆高研班的學習，同班同學很多都是知名作家，來講課的也都是知名專家學者，視野上有了很大的提升。隨后就寫了《一只叫傷心的貓》和《愛到未來》兩篇中篇小說，談的都是情感的問題，也引起一定的反響。通過這些，我基本實現了從一個編輯到一個作家的角色轉變。當時，省里安排我到保山市掛職，任宣傳部副部長。這為我尋找寫作素材和靈感提供了便利。

　　記   者：通過掛職，您了解到了什么，對您的創作帶來什么改變？

　　潘   靈：到了保山之后，當地的翡翠文化引起了我的關注，我就寫了長篇小說《翡暖翠寒》，后來被改編為電視劇《翡翠鳳凰》。掛職期間，各地正在進行新農村建設，我當時覺得，農村的貧困不僅是物質上的貧困，更是精神上的貧困，于是就寫了長篇小說《泥太陽》，表達我對新農村建設的思考。這部小說獲得了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后來，云南省委給我一個任務，讓我寫一部反映“80后”青年的長篇小說。小說的銷量還可以，但是圈內人卻極少關注，我自己也很苦惱。后來一些評論家告訴我，我寫農村、農民題材的作品更好。因為我從小就生活在農村，有自己深刻的生命體驗，寫得會更動情一些。于是，我就開始回到農村“再體驗”。去年寫了中篇小說《一個人和村莊》，寫的是農村空心化的問題，反響不錯。

　　記   者：雖然都是寫農村，《一個人和村莊》的筆調和《泥太陽》完全不一樣。

　　潘   靈：在《泥太陽》中，我采取的是一種“輕喜劇”的寫法，很多人物的命運在先進文化的指引下得以自救。在其中，我也對陳舊的封建觀念和落后的文化現象進行了批判，但這種批判主要是針對村干部坐享其成、首鼠兩端、不思進取的工作態度。對農村和農民的命運，我更樂意以一種樂觀的態度去對待。但在《一個人和村莊》中，包伍明，一位留守農村的孤寡老人，用離開鄉村的一個個人的名字為自己所牧養的羊命名，并不停地與它們對話。在小說的最后一章，為了讓丫口村的春節有點“年味”，包伍明為他的羊群辦了一場春節聯歡晚會。他一個人身兼主持、演員和觀眾，插科打諢，調動氣氛，吹拉彈唱，將一個人的狂歡推向了高潮。這是很悲壯的寫法。這兩個作品的筆調確實有很大的差別，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對農村的看法前后有多么大的轉變。實際上，我是從正反兩方面來論述這個問題。城鎮一體化、新農村建設，這都很好，我舉雙手贊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保持家園的美好，讓農民能夠留得住鄉愁。

　　記   者：寫過那么多題材，最終回歸到了鄉土，您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潘   靈：這個時代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作為作家，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局限起來，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生活比想象更精彩。特別是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回到本民族的源頭去，在那里尋找自己的創作靈感，實現創作的突破。我開始創作的時候，總是帶著一種自卑的心態，去抬頭仰望外省的作家都在寫些什么。但是，我現在更希望自己能夠低下頭來，關注自己腳下的土地，找到屬于自己的創作領地。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叫做《風生水起》。在作品中，我寫云南烏蒙山地區一個家族幾代人為了革命和建設、擺脫貧困狀態而付出的努力，我試圖為家鄉人民的奮斗史樹碑立傳。

　　記   者：從“市場化小說”寫起，對您后來的創作有什么持續的影響？

　　潘   靈：就是學會把讀者喜歡的文學趣味和自己的純文學追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寫小說，首先要把故事講好，寫出跌宕起伏的情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再去談文學性、思想性。一個好的小說家，你不能說，“我的小說寫得很好，但是我的故事不行”，這是不對的。這就像一個作曲家說，“我的歌曲很好，但是我的旋律不行”。我覺得現在文學萎縮的一個原因，是作家沒有照顧到讀者的閱讀口味。我的這個觀點可能有些偏頗，但這與我從小接受的文學教育有關。小時候，父親經常獎勵我一些零花錢到鎮里買小說和連環畫。我看的都是古代的一些話本小說，情節性非常強。而閱讀連環畫，也導致我后來寫小說都非常強調畫面感。

　　記   者：這跟您的小說后來被改編為影視劇應該有一定的聯系。您在寫小說的時候，會想著怎樣寫才容易被改編為影視劇嗎？

　　潘   靈：這些年，我的長篇小說《翡暖翠寒》《泥太陽》和中篇小說《天麻》《愛到未來》的影視改編權都被買走了。但是，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從來沒有考慮影視改編的問題。小說家關鍵是要把小說寫好，能不能改編成影視劇要隨緣。如果為了改編而硬往影視上靠，可能會導致小說沒有寫好，也沒被改編為影視劇，這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所以，我不會為影視劇而去寫我的小說。在我的心中，這些都是附屬品。我只看重我的小說創作，我只想做一個小說家。當然，小說寫出來之后，有人愿意拿去改編，也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到目前為止，除了《翡暖翠寒》，其他小說都還沒真正拍出來，因為一直找不到合適的編劇。他們就建議我自己操刀，但我拒絕了。我害怕一旦參與編劇，寫小說的手藝就變糙了。我對自己的小說創作一直抱有更大的夢想——我可以寫出更好的小說，我更愿意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而非編劇。

　　記   者：您是從一個編輯轉型為一個作家的。現在也有很多的青年人跟您一樣，一邊當編輯一邊寫作，您對他們有什么建議？

　　潘   靈：作為一個編輯，你接觸的作家和編輯比較多，容易成為圈內的熟悉面孔。這樣，你發表作品就比較容易。但是不要利用熟人把大量差的作品發出去，這會把自己的短處暴露出來，影響自己的作家形象。另外，當編輯的作家容易產生一個問題，就是眼高手低。看別人的作品，怎么看都不滿意，自己寫起來，卻不見得有多好。因此，要真正沉下心來，去尋找真正有價值的素材，讓自己的作品“接地氣”、有價值。這樣的作品發出來，才有可能產生比較好的反響。

　　記   者：這些年，云南青年作家成長速度很快。您主編的《邊疆文學》在扶持少數民族青年作家方面采取了什么樣的措施？

　　潘   靈：云南文學這些年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么快的發展，得益于各級領導的重視，營造了非常良好的文學氛圍。云南在詩歌和散文創作上，確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在小說方面，相對比較弱勢。這些年，我們有很多的作家獲得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也有多位作家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但還沒有人獲得過茅盾文學獎。我們應該找到不足，積極前進。另外，云南有20多個少數民族，出現了許多的青年作家。《邊疆文學》盡量為他們提供足夠廣闊的展示平臺，讓他們以文學的方式呈現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無論是欄目的設置、筆會的舉辦，還是文學獎的評選，雜志社都非常關注少數民族青年作家，讓他們盡快冒出來。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青年作家的崛起，云南文學的未來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