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經典應有的特征

　　什么是經典？哪些文學作品堪稱經典？哪些當代作品會成為經典？恐怕很難有絕對一致的答案。經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相對的，因為不同讀者心目中的經典可能相距甚遠。但畢竟自有文學以來，大浪淘沙，難以數計的文學作品已湮沒無聞，而另有一些數量可觀的作品則廣為流傳，甚至常讀常新。因此，經典又是客觀存在的，雖然衡量經典的標準不會是一個簡單的標尺，那是因為感受文學作品的讀者的心靈是復雜微妙的，無法用簡單的標尺去度量。但關于經典的思考和探索對于作家的創作和讀者的閱讀則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一般地講，真正的文學經典總是能經受住時間的淘洗和歷史考驗的。那些深刻地描寫了人性的真實與復雜而具有震撼靈魂的偉大力量的作品，那些優美地反映了人類的普遍情緒、情感而能深深地打動讀者心靈的作品總會普遍受到心智正常的人們的喜愛。真正有生命力的經典，是能經得住反復解讀的。具體地說，小說經典應該在以下方面有出色的表現：(1)小說經典是以“故事”為最高要素的；(2)小說經典是浸漬于人性之中的；(3)小說經典是包含哲學意蘊的；(4)小說經典是富于獨特的語言魅力的；(5)小說經典是超越時空的。

　　在中外文學史上似乎很難找到沒有故事和情節的偉大小說，所以說小說經典是以“故事”為最基本的也是最高要素的。表面看，這一點似乎等于沒說，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應為常識，并無新意。英國小說家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就將“故事”確認為“小說的基本面”，反復強調“小說是說故事” 。但正因為是常識，而且簡單，往往被忽略了。其一，在當代一些小說家有意識的探索和實驗中，出現過淡化情節、不要故事的傾向；其二，我們也讀到過一些立意很好思想先進但卻沒有故事沒有血肉或者生編硬造的所謂小說。小說經典一定是以故事為基礎的，故事一定是有意味的，優秀的小說家一定是說故事的高手，小說經典中一定有獨特的使人印象深刻的甚至令人驚奇的故事。因此，佛斯特說：“故事雖是最低下和最簡陋的文學機體，卻是小說中這種非常復雜機體中的最高要素。” 畢飛宇的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被認為是他的成名作，故事非常簡單，但只要讀過這篇小說的人，恐怕都不會忘記這個普通卻又獨特的故事。這是一個令人心顫的故事，一個值得反復玩味的故事，一個既淺顯又富有深意的故事，簡直就像一個寓言故事。我們從這個故事里領悟到：母愛的缺失導致了兒童心理結構的失衡，而由此造成的心靈創傷則可能是難以愈合的；而世俗的成人世界和純潔無瑕的兒童心理之間有著巨大的無形的障壁；只有母愛和童心之間才有可能形成某種默契。因此，這篇小說是在為兒童呼喚母愛，為兒童傾訴缺失母愛的痛苦；揭示的是世俗的成人世界和兒童心理之間的隔膜，同時也在為圣潔的母愛唱著頌歌。

　　文學經典一定來自于作家“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 ，小說經典是浸漬于人性之中的。正因為立足于普遍的人性，所以經典都應是不拘于一時一地的。小說可以有時代氣息，有地域特點，有民族特色，但小說經典一定不只是屬于一個時代，也不只是屬于一個民族的。我們看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或者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一定是把他和古今中外的所有小說家一起去比較的。因此，佛斯特曾提出要我們“將所有的小說家看成是同時在寫他們的作品”，不管他們在時間上相隔多少年，在空間上相距多么遠，我們閱讀他們的小說，卻“想象所有的小說家同時在一間圓屋中寫作” 。讀者站在這樣的立場去閱讀小說，用心靈去感受小說所創造的藝術世界，就會有助于識別和判斷是否算得上經典。這樣的閱讀和批評立場應該對小說家有所啟示。

　　就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而言，從一定的意義上講，任何文學都是時代的產物，小說創作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但小說經典絕不只是某一個時代的文化、政治的反映，更不會充當時代精神的傳聲筒。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中有大量抗日題材的小說，其中很多作品固然以其鮮明的民族意識、強烈的現實意義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卻因其濃烈的社會功利色彩和意蘊的單薄而在藝術上大打折扣。而蕭紅的《生死場》等小說則著力描寫了東北鄉村原始閉塞的狀況和農民悲苦無告的生活以及在東北淪陷之后的特殊時期人民的苦難與斗爭，“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 ，因而其小說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又具有普遍的人類價值，直抵人的生與死的哲理思考。

　　魯迅的《阿Q正傳》以辛亥革命前后為背景、《孔乙己》寫的是封建王朝末期科舉制度下的知識分子的悲劇、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等小說寫的是二三十年代東北淪陷前后的農村生活，都有特定的時代背景，甚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但它們都不只是一個特定時代生活的反映。魯迅要借農民阿Q“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阿Q的精神勝利法已成為中國國民乃至人類的某種共同的劣根性的精神畫像；我們從《孔乙己》里看到的是社會的冷漠、世人的麻木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尊嚴連同身體的消失和心的死亡；蕭紅的小說特別是《呼蘭河傳》雖然仍然讓人能感受到特定時代令人窒息的閉塞與落后，但具體的時代背景卻已淡化和隱去，作家只是敘寫東北鄉鎮的荒涼與古樸、生活的單調與無奈、人民的善良與愚昧，在幾近停滯的生活中演繹一樁樁幾乎無事的悲劇，作家關注的只是人的命運，人性的常態與變態。畢飛宇的《玉米》《平原》也可以說是反映“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生活的小說，在此前的新時期文學初期，已有古華的《芙蓉鎮》、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同類題材的長篇小說，后兩部小說可以說是那一時期農村題材中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代表。畢飛宇的創作不同于他的文壇前輩，其中最大的區別是：《芙蓉鎮》和《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采取的是一種“時代的縮影”式的宏大敘事的方法，小說借一個鄉鎮幾個人物的遭遇展現時代的風貌、歷史的變遷，人物命運與政治風云緊密勾連，表現出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反思訴求。在畢飛宇的《玉米》和《平原》中，“文革”的政治風云則已淡化為小說故事的背景和氛圍，他從農民的日常生活與世態人情出發，將意識形態融入他對人性的觀察之中，敘寫大時代里小人物的故事，但卻使讀者從一個個扭曲的心靈、變異的人格、平凡而又奇異的悲劇中感受到時代的氣息。相比較而言，畢飛宇的小說是更本色的現實主義筆墨，但又決不是鏡子式的反映、平庸的描寫，而是通過精心選材、以典型的細節來刻畫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運。他的小說中那一個個平凡而又常常令人驚奇的故事，非常富有意味，有的甚至像寓言故事，有豐富的象征意義，值得讀者反復咀嚼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