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寫作”的別樣風景

　　近百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女性文學走過了一條極為艱難、曲折的道路。“五四”時期，一大批精英知識分子掀起“啟蒙”運動，倡導民主、自由、科學思想，眾多女作家一時間脫穎而出，如陳衡哲、冰心、石評梅、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白薇、羅淑，以及后來的丁玲、蘇雪林、張愛玲、蕭紅等，積極參與到時代大潮中，以文學的形式，在“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等社會運動中，顯示了女性的力量、發出了女性的聲音。但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　“救亡”壓倒了“啟蒙”，“革命”成為主導，女性文學逐漸退潮，堅持寫作的少數女作家也不再把女性問題當作主要課題。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實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愛情自由、婚姻自主”政策，在提高婦女社會地位、解放婦女生產力的同時，卻出現了消解女性性別特征、加重婦女社會和家庭負擔的諸多問題。此時能夠創作的女作家，絕大部分是從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已有文學建樹的“戰士”和知識分子，如楊沫、茹志鵑、草明、劉真、菡子、韋君宜、柳溪等等。她們創作的題材，一是回憶剛剛結束的革命戰爭生活，二是歌頌當下的新時代和新人物。盡管在視角上、語言上也會有女性作家的特點，但在整體上與男作家的創作沒有根本區別。像宗璞那樣剛剛起步、創作上有鮮明女性文學特色的作家是極少數。可以說這是一個沒有女性文學的時代。

　　上世紀80年代是女性文學的發軔期。但在初期性別特征并不鮮明。正如洪子誠指出的：“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 ‘女性’　群體的面目出現。在讀者和批評家看來，女作家的創作與男作家并無明顯差別。她們同樣參與了對 ‘傷痕’、　‘反思’、　‘尋根’　等文學潮流的營造，一起被稱為 ‘朦朧詩人’　或 ‘知青作家’。女作家的創作，并沒有刻意追求與 ‘女性’　身份相適應的獨特性。”而到中期，女性文學開始偏離主流話語，對女性問題進行關注和探索。譬如對知識女性的人格獨立、事業報負，同愛情、家庭的矛盾；　譬如在愛情與婚姻分離的情境下，能否堅守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相愛等問題；　譬如如何理解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女性的原始性欲和生命激情等等。這些女性問題都帶有一定的社會性和道德性，仍然可以納入新時期文學主潮中去。這一時期的女作家創作，可謂人多勢眾，春潮激蕩。從作家類型上看主要有這樣兩種。一種是五六十年代已經成名、人到中年的如張潔、諶容、宗璞、戴厚英、戴晴、航鷹、葉文玲等。另一種是經歷了“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的如王安憶、張抗抗、張辛欣、鐵凝、黃蓓佳、徐小斌、殘雪、蔣子丹、池莉、方方、畢淑敏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女作家長中短篇小說皆擅，但絕大部分是從短篇小說起步的，其中的多位一直堅持短篇小說創作，推動了這一文體的變革和發展。

　　90年代中期之后的女性文學同80年代女性文學相比，有著根本的區別。現實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已成為社會主潮，物質化、享樂化、欲望化的世俗風氣空前泛濫。大一統的文化形態不復存在，主流文化、大眾文化、精英文化等“三分天下”。這就給女性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充分的自由。女性寫作突破男性話語的遮蔽，公開宣示女性文學的獨立存在和性別意識；　它以決絕的姿態展示女性的存在和力量，解構和顛覆男權神話；它回歸女性的“私人生活”，展現女性復雜幽深的情感精神世界，以抗衡強硬而霸道的男權社會；　它坦率表現女性的欲望、心理、趣味等等，充分彰顯女性的私人性、隱秘性。這后一種創作傾向，被稱為“私人化寫作”、“欲望化寫作”。在這一創作潮流中，陳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須蘭等顯示了她們的創作潛力和藝術才華，使女性寫作呈現出一道燦爛妖嬈的文學景觀。而在60年代出生的遲子建、潘向黎、付秀瑩等的作品中，女性依然固守著具有現代特征的傳統文化和品格。這些女作家的創作，代表了女性文學的思想和藝術高度。

　　女性寫作歷經80年代的探索，90年代的成熟，進入世紀之交，出現了新的變奏。女性小說在審美形式上獨具風采。自述體成為一種常見的體例，這種寫法自然、深切、靈動，在寫實與虛構之間自由切換，強化了小說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抒情性是女性寫作的獨有長項，在敘述中抒情、在抒情中敘述，敘述與抒情水乳交融，使女性小說在情感和意境上別具一格。散文化是女性作家常用的方法，小說自然不能沒有故事，但故事性太強也會窒息生活，女作家一般不擅長營構戲劇化情節，但她們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對細節的特別感悟，使她們在散文化的描述中，呈現出濃郁的藝術魅力和個人風格。這些審美特征，既表現在長篇、中篇小說中，更體現在短篇小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