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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著名作家阿來歷時五年的最新力作《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問世。作品再現了始于雍正八年(1730年)、長達兩百年的瞻對之戰,同時也展現了漢藏交匯之地藏民獨特的生存境況,并借此傳達了作者對于川屬藏族文化的現代反思。日前,記者就此書與阿來展開對話。
記者:《瞻對》剛獲得了人民文學獎“非虛構類作品獎”,它與您之前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樣的類型,怎么會想到去寫這樣一本書?
阿來:《瞻對》是一部歷史紀實文學作品,我本來是想寫成小說,因為這部作品的內容跟我前一部小說《格薩爾王》有關。我寫《格薩爾王》的時候走了二十多個縣,在一兩年的行走過程中聽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一個關于瞻對的故事。
我去實地考察了以后發現,關于瞻對的故事并不只是一部民間傳說,它是當地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并且與很多歷史中的人物都有關系,比如道光皇帝,還有清朝另一個人物——琦善。
學中國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時期有個投降派叫琦善,他曾是清廷的欽差大臣。琦善先是主戰的,后來因為派人前往廣州向英軍議和,后又因與英人簽訂不平等條約被皇帝罷免。后來道光皇帝重新起用琦善,把他發配到西藏當駐藏大臣。他當了駐藏大臣不久,又被調任四川總督。就在他從西藏回四川的路上,在今天的甘孜州境內,遇到了被稱為“夾壩”的一群藏人。這些藏人截斷了川藏大道,琦善主張鎮壓,這才發生了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聯合起來鎮壓布魯曼割據勢力的這一系列故事。
原本我是從事虛構文學創作的,但是在追蹤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些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種種事情已經非常精彩了,根本不用你再去想象和虛構什么。就像今天我們在討論現實問題的時候,就常常會感到,今天這個現實世界不用小說家寫就已經光怪陸離的了,好多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議,那樣匪夷所思。
記者:您認為這段歷史的披露對今天的人們有什么意義?
阿來:人們研究歷史,其實是希望通過歷史來觀照我們當下社會的現狀。
觀察這些年來我國出現的少數民族問題,我發現,無論是過去了一百年還是兩百年,問題發生背后的那個原因或者動機居然是那么驚人地一致,甚至今天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還有中間的種種曲折,也都一模一樣。瞻對雖然只是一個小縣,但發生在它那里的歷史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或許就對今天有很大的借鑒意義!耙磺袣v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并沒有失效。
所以我覺得,我寫這本書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寫現實。這里面也包含我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管是哪個民族,都希望這個國家安定,希望這個國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
記者:一邊探訪歷史發生地,一邊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里探索,這種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什么讓你感觸深刻?
阿來:我在寫《瞻對》時,把每一個故事涉及的村莊,以及發生過戰爭的地方都走了一遍,這是值得并且可以做到的。走一遍就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空間感。
我這次寫作靠兩方面材料,一個是清史和清朝的檔案,另一個就是民間知識分子的記錄。民間材料的意義在于,好多時候,它跟官方立場是不一樣的。更有意思的是,除了這兩個方面之外,這些歷史事件也同時在老百姓中間流傳,因此又有一種記述方式叫口頭傳說,也就是講故事。這里面就有好多故事,保留了過去很多生動的信息。
作為非虛構創作,我知道把這些傳說故事寫進歷史是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的。但是這些虛構的、似是而非的傳說當中其實也包含了當時老百姓對于政治以及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和情感傾向。另外,民間文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同樣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說法。這些我都表現在書里了。
從另一個層面上講,民間文學還有一種美學上的風格。它沒有歷史現實那么可靠,但它在形式上更生動、更美。
在寫《塵埃落定》到《格薩爾王》的過程中,我除了學習書面的東西之外,一直對于民間文學中的這種特別的美感非常著迷,也試圖在我自己的文本當中多多少少重建或者恢復一些那種民間敘述的美學風格。
記者:你以后是否會轉型從事非虛構類作品的創作?
阿來:今天,民間的傳說正在慢慢消失,很多故事沉睡在檔案里頭,沉睡在這些傳說里頭。把它們打撈出來并固定成一個新的文本,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很新的嘗試。做這類工作時,要做一些類似于學者的探究,例如分析檔案、使用檔案等。所以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訓練,但是我不會就此轉型,仍然會繼續進行虛構文學的創作。當然將來如果遇到像這樣好的非虛構類題材,而且對今天的現實有強烈針對性,我想還會去做。(本報記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