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怎樣才能“化”出來?

　　■如果說出經典是需要條件的，除了作家的過人的才華，還需要一些客觀環境的促成，當大多數作家還需要有一個地方來“養”著的時候，要出經典那是門兒都沒有的事。

　　■經典之所以是經典，首先在于它的獨創性。沒有一部經典是比照著另一部經典的樣板創作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它被創作出來之前，沒人知道它應該是或可能是什么樣子，當然更沒人知道“怎樣”才能寫出一部經典來。由專家學者教授來談論作品的所謂“經典化”，是件荒唐得離譜的事。這個“化”，化不成的。

　　艸之末的時候，絲毫沒有察覺，所以現在要我來說它是怎么發起的，由哪些人發起的，真是一點兒都說不上來。努力回想，大約一年多以前吧，有過某種“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的兆頭，一些著名作家陸續推出新作、大作乃至扛鼎之作，一時好評如潮，佳話迭出，“王者歸來”云云，特別的鬧猛。然而很可惜，因為閱讀的結果令人失望，也就沒有特別留意，只寫過一點很業余的文字，提了提“指鹿為馬”的老話，還捎帶著發明了一種很不嚴肅的說法，說那是在歷史的傷口邊兒上撓癢癢。凡此種種，正好暴露了我的遲鈍。沉舟側畔千帆過，轉眼之間，“經典化”這個過去從未見過的詞語，已經是隨處可見，噼里啪啦地亂打眼，而最近讀到一篇報道，在一個“高峰論壇”式的學術研討會上，已經有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嚴肅認真不走過場地在探討“當代中國文學創作最緊迫的問題”，即“作家和作品的經典化”問題了。坦白交待，當時確實有種找不著北的感覺，搞不清自己是睡著睡著忽然醒了，還是醒著醒著忽然做開夢了——“經典”這東西，是可以“化”出來的嗎？

　　二

　　中國人有過中國文學的經典之夢，這個夢至少已經做了一百多年了。在有了實際上的啟蒙活動之后，特別是有了“新文化運動”之后，先賢們都對文學的功用寄予了很高的期許，認為在開啟民智、喚醒民眾方面，文學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在這種力量的推動之下，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創作已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成績，有了一批足以讓中國文學引以為驕傲的作家和作品。從“經典”的角度看，可以說那已經是一個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呼之欲出”的年代。然而，“欲出”的實指是還沒有出來，并不是已經出來，更不是“化”一下就能出來。當時并沒有人認為中國文學已經有了經典，即使人們對魯迅、胡適等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卻沒有任何嚴肅的論者認為他們就是經典。“經典”的分量有多重，大家心里那桿秤是清楚的，胡說八道只能讓自己丟人現眼。常識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識，經典這東西，即使到了“呼之欲出”的時候，從欲出到真出來，也要有個過程，十年八年是它，一二百年也是它。這種特別沒有敢想敢說精神的狀態，是不是因為那時候的人都特別謙虛，或特別謹慎？恐怕不是。在我看來，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多種多樣，這里先說說其中的一樣：那時候不存在作家協會要不要養作家的問題。

　　要不要養作家的問題非自今日始，為此我還寫過一篇題為《誰養誰吶？》的小文，內中引用了上海剛解放時流行過的一首歌里的歌詞：“地主得支(和)農民，到底啥人養活支(了)啥人呀嘿”，那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了。此事的最新動態，是著名作家賈平凹在當選連任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之后，接受采訪時明確宣布：“作家協會不是養作家的地方！”看到這則消息時，我差點兒哭出來。連作家協會都不肯養作家了，可憐作家們該找誰來養呢？去做資本家的乏走狗？還是吃富婆的軟飯？看來農民一旦成了地主，是既不肯養農民也不肯讓農民養了。當然，與此同時也有憤怒：作家協會不是養作家的地方，那又是養什么的地方？養司機？一個省級作家協會，能養四五個、六七個司機，就不能養十來個作家嗎？當然，這兒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現在的大多數作家，是需要“養活”的，不養就很難活。作家們為什么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懶惰，還是因為別的原因？這個嘛，您知道的，就不用我多說了。反正這是一個事實。

　　而在那個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呼之欲出的年代，作家們是不用作家協會來養的。當然那時候也沒有作家協會。現在偶爾還能看到一些研究者幫那時候的作家們算算經濟賬，好像那時候的有了一定名氣的作家都有點錢，起碼也不是很窮。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當作家之前家里就不窮，弄文學并不是為“稻粱謀”；即使是一般出身以寫作為業的，寫到一定的份兒上，比如相當于現在夠格當專業作家從而被“養起來”的水平，自然而然就能靠寫作過上相當體面的日子，用不著再靠賈主席這樣的大作家發善心來養著。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一些有個性帶刺的作家也能這么牛氣？您知道的。反正這也是事實。因為有了這點兒牛氣，或者準確地說有了這個底氣，他們才能把文學寫作視為開啟民智、喚醒民眾的活兒去干，用不著靠筆下的媚官、媚俗來博一個“出位”。

　　要論證現在還不是出經典的時候，可以舉出若干條理由，下面我也會討論到其中的幾條，但是，如果說出經典是需要條件的，除了作家的過人的才華，還需要一些客觀環境的促成，那么我想上面說的就是一個最低限度的門檻。當大多數作家還需要有一個地方來“養”著的時候，要出經典那是門兒都沒有的事。這里還有一條猛一聽有點怪的定律：當多數作家不“養”就很難“活”的時候，那些不需要養也活得很滋潤的作家，跟經典沾不上一丁點邊兒。這個道理我就不多說了，因為您一想甚至不想就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我再怎么說您還是不明白。您可以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學史，有哪一部經典是由被“養”著的作家寫出來的？當然，倘要嚴謹，也有過一兩個特殊的例外，那是由宮廷“養”著的，不過人家那是心甘情愿地“養”著，而且“養”得相當慷慨。可是我們現在呢？連作家協會都不肯“養”作家了！莫說出經典，便是“化”，也化不出來的。

　　“化”是一個動詞。一般地說，有行動就比沒有行動好。那么，如果把“作家經典化”當作一個行動過程來看，我覺得這個“化”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作家們不需要作家協會來“養”著了。第二步，作家們可以直接養著作家協會了。雖然現在實際上就是作家在養著作家協會，但這個“實際上”是間接的。然后，第三步，作家們通過寫作實踐形成自己的職業意識，包括經典意識。當然，如果要較真兒，這個“化”談不上經典化，只能算標準化。話說回來，一個標準化的作家，總比不“養”就很難活的作家離經典稍微近一些。

　　經過這樣一番努力之后，我想我總算讓作家的經典化具有了一點兒可操作性，但是若要再進一步，讓作品的經典化也具有一點點可操作性，對不起，我是真沒轍。要不然您來試試看？

　　三

　　在我看來，經典之所以是經典，首先在于它的獨創性。沒有一部經典是比照著另一部經典的樣板創作出來的。也就是說，在它被創作出來之前，沒人知道它應該是或可能是什么樣子，當然更沒人知道“怎樣”才能寫出一部經典來。反正我不知道。老實說，即使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我得留著自己去寫經典。批評家的職責是闡釋經典，不是預測經典。作品也不能標準化，標準化的作品比不標準的作品離經典更遠。由專家學者教授來談論作品的所謂“經典化”，是件荒唐得離譜的事。這個“化”，化不成的。

　　可是為什么偏偏有人愿意去干這種根本不靠譜的荒唐事呢？因為有病。這種病簡稱"XSZHZ"，中文全稱是“形勢綜合征”。越是某個領域乏善可陳的時候，越是需要弄出某種形勢大好的模樣來。有需求就有供給，自會有人樂此不疲。當然這里面也有迫不得已，因為批評家也得有地方“養”著。像“作家和作品的經典化”這種題目，一看就知道本應屬于批評家的業務范圍，可是承攬這種業務的很少會以批評家的名義投標，反而多數都是以專家教授學者的身份出面，以區分各人是在由哪種地方“養”著。看起來，批評家也有一個標準化的問題需要解決。

　　以我猜想，在一位標準化的職業批評家的眼里，當前我們的文學創作整體處在怎樣一種水平上，原是一目了然的事，根本用不著眼光、經驗、學養之類，有點兒基本常識就足夠了。然而一旦需要于乏善可陳之中弄出一個形勢大好來，就必然會出現一種叫做“不可預測性”的現象。打個比方，就像用人工方法去誘發生物基因突變，變出什么樣的奇形怪狀的東西來都不能叫意外。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幾個浸泡在福爾馬林液里的標本了，比如陳曉明教授創造的“漢語小說有能力……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再比如無名氏或集體創作的“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以及更進一步的要求把“之一”去掉等等。相比而言，“經典化”這個說法還保留著一點點謙虛，至少是還有點兒心虛，沒有直接說要出經典，只是含蓄地說要“化”經典。當然，按他的指導再充分想象一下，一幅形勢空前大好的畫面就出來了：我們已經有了大量好得不得了的作品，它們本來完全應該可以成為經典，只是因為作家們寫的時候太隨意了，沒有按照經典的那種模樣去寫，以至于與經典失之交臂，太可惜了，所以以后只要按經典化的要求去寫，經典大批涌現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對于這樣的“理論”，如果你真想要從理論上剖析它的荒唐之處，還真是很難，因為偽科學的特點之一就是不能證偽。而如果你真去那樣做了，做不到一半就會發現它根本不值得你那樣去做，因為弄到最后，頂多也就是證明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不存在，而這時你會發現人家其實也沒有說它存在，只是在提倡某種存在化。

　　這樣你又得去證明不存在的東西是不能讓它存在化的———可是什么才是“存在化”呢？神仙他爹都說不明白，您能說明白？

　　只好用一下語錄體了。原則上我是反感語錄體的，但受時代局限，不知不覺也難免受些傳染，比如某一篇文章的內容雖然忘了，但其中的一句話卻記得很清楚。下面我就介紹兩條語錄。

　　先介紹一條邵燕君語錄：“與大地上的苦難擦肩而過。”這是邵燕君一篇文章的題目，內容不是忘了而是根本沒記住，因為這篇文章是批評閻連科的長篇小說《受活》的，而這部小說我沒讀過。看邵文之前沒有讀，看過邵文更不想讀了，因為看“擦肩而過”肯定很難成為一次有趣的閱讀，我們都在大街上看過太多人與人的擦肩而過。何況我記住這條語錄也不是因為它對某一個作品批評得中肯，而是因為它切中了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流弊。整體說來，能擦肩而過還算好的，至少“而過”之前總得先迎面走過去，庶幾相遇時才能擦到那一下肩，而更多的干脆就是避之唯恐不及，離得越遠越好。你只要看一看那些漫天飛舞的表揚稿，立刻就能采集到一大批同類語錄：“對人性深處的不斷開掘”，“對人性幽微的深度思考”，“對人性良善的探尋與守望”……不錯，人性是文學最重要的母題之一，但人先得活著然后才有人性可言，而人又偏偏只能活在這個現實的大地之上，雖然有人覺得這個大地上到處鶯歌燕舞，形勢一派大好，可以盡情地嘩啦嘩啦地揮灑正能量，高唱盛世之歡歌，但是對于另一個遠為龐大的人群來說，在大地上的苦難前面轉過臉去或閉上眼睛或視而不見，還有什么資格侈談人性？這跟經典又有什么風牛馬可以相及之處？即使是上焉者的擦肩而過，盡管開頭還有迎面走去的勇氣，到最后究竟是擦肩而過還是劈頭相撞，那也是本質上的差別，不是“化”一“化”就能“化”過來的。

　　再介紹一條蔣峰語錄：“永遠不要從開頭寫起。”這也是一篇文章的題目。文章的內容說不上多好或多不好，但這個標題是真好。它確鑿無疑地標示出了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正處在怎樣的水平。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狹義的“開頭”，指的是故事的開頭。并不很久以前，50多年前吧，我們的主流文藝思想導向，是要求創作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所以要用老百姓熟悉的，即中國傳統的手法，而中國小說的傳統手法的特點之一，就是要講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按說這個問題在那之前的大約50年———即距今約100年前就已經解決過了，50年后回到了原點，得重新再解決一遍。等到這個問題差不多再次得到了解決，但是又沒有完全解決、真正解決時，事情一忽悠就走向了反面，一篇小說只要在某一點上寫得像某一個南美作家，不管是像馬爾克斯還是像博爾赫斯或者像魯爾福，就會被鑒定為一篇好小說。在中國，太走極端總是會招來非議的，于是又有人提出應該回歸傳統，算是否定之否定吧。傳統總是穩妥的。那么，青年作家蔣峰義無反顧地宣稱“永遠不要從開頭寫起”，就是對這個否定之否定的再否定了。可也是，年輕總是新潮的。然而這就能讓人心里踏實了嗎？有一回看電視，忽然想到了這個問題。那條電視新聞報道了一次自殺式的恐怖事件，爆炸現場一片狼藉，血跡斑斑，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最后卻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組織宣稱對這一事件負責。大略說，這也可以視為一篇沒有“開頭”的報道，問題是中國的國情跟人家不一樣。在人家那邊，通常是好漢做事好漢當，人體炸彈引爆之后，立刻會有———有時還會有兩三個組織同時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所以一旦出現沒有任何組織出面宣稱對此負責的情況，就是某種例外，會引發人們更大的關注。中國就不同了，比如有人舉報了某官員，立刻會有人出面鄭重辟謠，并聲稱要通過法律途徑追究造謠者的刑事責任，過了幾天，紀檢監察部門宣布該舉報基本屬實，這時你再想找那個鄭重辟謠的，肯定找不著了，也絕對不會有任何組織宣稱對這一事件負責。因為這種事在我們這邊不是例外而是常態，所以人們的反應也不是關注而是不滿。若說這種思維習慣絲毫不會影響小說的閱讀，我還真是不敢斷定。中國人恐怕還是更愿意知道一個“究竟”的。一篇小說，寫一男一女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驚天動地泣鬼神的戀愛之后終于以女的把男的殺了告終，然后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組織宣稱了解這兩個人是怎么認識的，我估計必定會有人問：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呀？那么，這個問題很可能還會來來回回地被討論很多次。問題是，當小說要不要從開頭寫起還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您覺得“化”一下就能“化”出一批經典來嗎？

　　第二個層面，就是廣義的“開頭”，指的是小說內涵的“出發點”。若要更直觀，可以大略地稱之為小說的內在邏輯的出發點，或者叫“前提”。正是這個“開頭”，決定著這個小說具有怎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小說可以不從這個“開頭”寫起，但是必須從這個“開頭”出發。而按我的想法，對于一個標準化的職業批評家來說，當下的小說的整體狀況，一目了然地顯示著的問題，并不是有沒有從這個“開頭”出發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這個“開頭”本身的問題。不僅中短篇，包括一些篇幅可觀的長篇在內，洋洋灑灑寫過去，只有文字和事件的先后順序，到文字結束了，精神和思想不僅沒有邁出一小步，實際上連從哪兒開始邁步的出發點都沒有建立起來。正是在討論“作家和作品經典化”蔚然成風的鬧猛里，我們得到了兩個沒有這種“開頭”的長篇樣本：《第七天》和《炸裂志》。這兩部長篇所用的配菜各不相同，一個主要是用神怪，一個主要是用性，但這兩盤菜所用的主菜是一樣的，即從一般新聞報道中收羅來的種種“怪現狀”。這些“怪現狀”，通過一個隨意性很強的情節鏈被依次展覽出來，但其本身并不在那個情節鏈之內，彼此之間既沒有因果關系，也沒有層次差別，實際上只是一個又一個的獨立事件，所以也不在一個邏輯鏈上，不具有邏輯關系，不存在誰推動了誰的問題。簡單說，就是一種展覽式的羅列。我們確實看見了它的腿和腳都在動，但是從精神和思想上來講，它沒有往前挪動一點點，只是在原地踏步。余華和閻連科不一定是離經典很近的作家，但和當下的大多數其他作家相比，肯定是相對離得較近的兩位。現在，正是這兩位，以這樣的作品，和這樣的寫法，確鑿無疑地向世人昭示：在文學的世界里，只有經典，沒有經典化。無論你怎樣“化”，也“化”不出經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