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想象與中國形象

　　全球化時代，構筑國家形象對于一個國家提升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痹谶@個過程中，文學的力量不可忽視。

　　長久以來，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更多的是被老子、孔子、莊子、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等建構出來的。那是延續了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時期的古典中國形象。詩禮傳家、溫柔敦厚、超然淡泊、親近自然的古典中國的文化魅力曾經澤被四方，飲譽世界。但隨著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現代文明的大舉入侵，古典中國土崩瓦解，文化自信心也被現實的生存危機一同擊潰，大部分中國作家隨之失去了建構中國形象的自覺、信心和能力。

　　到了五四時期，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等大力引進“民主”和“科學”的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陳腐因素加以批判，激活傳統的創造性因子，從而昭示了振奮人心的新文化沖擊下的現代中國形象。在這個階段，現代與傳統、新與舊、西方與東方等因素互相激蕩、相克相生，因之現代中國形象不再如古典中國形象那樣單純、雅致，而是黑白混雜、斑駁陸離。譬如魯迅作品對國民性批判就相當徹底、激烈，呈現的國家形象具有陰郁、絕望、輪回的特點。但魯迅批判精神的存在本身，就面向世人建構出了現代中國蓬勃向上、反抗絕望、不斷超越的昂揚形象。能夠塑造出阿Q形象的作家本身就不大可能是阿Q，而一個能夠反思阿Q精神負面性的民族，就是一個開始超越阿Q的大有作為的現代民族。正是魯迅的這種精神不斷地孕育著隨后的現代作家。像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就呈現了青春有為的年輕一代是如何擺脫傳統的沉重負擔走向自我解放的，曹禺的《雷雨》《原野》《日出》“生命三部曲”就展現了那些富有生命強力的中國人是如何為自由、為幸福、為尊嚴而奮斗的，老舍、張愛玲等則在都市民間中發現了中國人綿綿不絕的生命力，而廢名、沈從文等則在鄉村民間中發現了傳統中國的優雅魅力。可以說，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現代中國形象開始漸漸確立，并贏得了認同和尊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中華民族勇敢地走向了新的征途。于是，像《創業史》《紅旗譜》《紅巖》《紅日》《青春之歌》《山鄉巨變》等“紅色經典”，開始建構了積極向上、慷慨激昂的紅色中國形象。這個形象，對于許多和我國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或者支持我國道路選擇的國家而言，還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但是，對于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而言，他們和“紅色文學”建構出來的中國形象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心理距離。他們認同的還是古典中國形象，最多延及魯迅、沈從文等人建構的現代中國形象。

　　改革開放后，我國推進現代化的發展和建設，用了30余年的時間，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眾生活獲得改善，中華民族再次煥發出創造活力。隨著經濟實力的日漸增強，文化自信心、文化自覺意識也隨之上升。與之相伴的是，當代中國作家也一直在努力地建構當代中國形象，并已經取得不俗的成績。莫言榮獲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標志。

　　也許有人會指責莫言作品過多渲染了現代中國的苦難，把當代中國形象塑造得太過悲觀。其實，這是對莫言的誤解。要知道，莫言自然是關注歷史苦難的，但他更關注的是中國人如何熬過苦難、超越苦難的。像《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戴鳳蓮他們在那么艱難的時日里，讓生命綻放出多么璀璨的光彩；《豐乳肥臀》中，無論歷史怎樣風云變幻，上官魯氏總是像一具大母神一樣穩穩地矗立在高密東北鄉；而《檀香刑》中像孫丙這樣的民間英雄洋溢著怎樣的血性和豪氣！這才是莫言的精神所在，也是他筆下的當代中國形象的核心精神所在。

　　余華的小說在海外世界也頗受歡迎，他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也塑造了那些或以巨大忍耐力或以民間幽默的方式化解生存苦難的底層中國人形象，展示當代中國形象誘人的道德景觀。至于蘇童，在《妻妾成群》《碧奴》等小說中，讓現代與傳統相撞擊，對于國外讀者而言，建構了既有異域風情又具有人性深度的當代中國形象。當然，還有鐵凝、遲子建、殘雪、韓少功、張承志、史鐵生、格非、李銳、李洱、閻連科、劉震云、王安憶等一大批富有實力的當代中國作家，他們的作品都以自己的努力豐富著當代中國形象。

　　不過，相對于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地位而言，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還是不能與之媲美。當代中國作家建構出來的當代中國形象，沒有達到古典中國形象那樣的高度，甚至與魯迅、沈從文等人建構出來的現代中國形象相比，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就建構當代中國形象而言，當代中國作家必須再次加深人性的深度探索。文學畢竟是人學，是探索人性的。而古今中外的人性，說到底差別不大。要想獲得世界他國人民的真正認同，當代中國作家就必須拋棄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用理性，那種就事論事、過于形而下的文學想象，要在現代文明的浪潮中不斷地追問人性的本質、生存的終極目的、靈魂的最終歸宿、文明的終極出路等全人類性的大問題。人性探索的高度和深度，決定了文學的高度和深度。而唯有具備高度和深度的文學才能超越民族、國家的畛域，打通人心的壁壘，也才能讓當代中國形象深入人心。

　　當代中國作家還要具有真正的責任擔當意識。當今世界日益被消費文化、現代科技文明所主宰，精神日趨低迷，當代中國作家有必要再次高揚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的擔當意識，讓文學能夠給予迷失中的現代人帶去精神的曙色。就像莫言所說：“文學重要的功能不僅僅是描寫創傷，而且能夠療傷�！碑斨袊�作家的作品能夠給人“療傷”時，就像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那樣，他們建構的中國形象才能真正被廣泛接受。

　　另外，當代中國作家還要具有明確的文化自覺意識。中國作家一度在大開放的環境中迷失了自己，以為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只能是西方文化、外來文化，結果只能是邯鄲學步。而世界上所有優秀的作家都對本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自覺意識，能夠把民族文化在現代語境中創造性地轉化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球化的同質化大潮中向世界提供一種既普遍又獨特的精神、文化給養。

　　(作者單位：哈爾濱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