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批評的癥候分析

　　但凡親歷過20世紀80年代文學黃金時期的人，都能切身體驗到，如今紙質文學在現代視聽文化的強勢擠壓下，越來越邊緣化與圈子化。盡管從文學創作方面講，紙質文學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悲觀，每年出版的文學作品相當可觀，僅長篇小說就有幾千部問世，散文作品則如同水銀瀉地般地滲透到各種媒體，難以計數。但是，這種可觀的創作數量并不能作為文學繁榮的標識，因為它很大程度上是當代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的產物，而不是社會精神文化需求的結果。文學閱讀日益成為一種小眾社會奢侈的精神愛好，這也正是部分有識之士呼吁應以立法的方式促進全民閱讀的深在緣由。

　　當然，在當代文學地形圖上，最為落寂的當屬文學批評。如果說關于紙質文學的邊緣化還得認真辨析的話，那么文學批評的萎縮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毫不夸張地說，文學批評業已成為一種圈子化的精神游戲。具體的表現主要在于，職業批評缺乏思想激情與社會責任感，不愿直面思考復雜的現實，更不用說觸碰社會的敏感神經了；越來越注重專業的規范性和技術的操作性，充滿學究氣息，讓大眾社會望而生畏。媒體批評則滯沾于作品的文本層面，熱衷于迎合作家而忽視普通的社會讀者，因而除了表達一些個體性的閱讀感受外，主要是傳播作品的出版信息，實質上是專業性的“文學廣告”。

　　我們固然可以說，文學批評的萎縮是整個文學邊緣化的一種標識，但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文學創作為了貼近社會與吸引讀者，還在不斷地自我調整和創新嘗試，可是文學批評面對自身邊緣化的現狀卻似乎無動于衷。無論是學術刊物的職業批評，還是文藝報刊的媒體批評，看不出自覺反思與自我調整的跡象。批評家普遍以調整自身的方式來適應不正常的文學環境，無奈地屈從既定的文化現實。這種犬儒式的精神形態顯然令社會失望，因此與那些身處社會文化聚光燈下的經濟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學家相比，文學批評家似乎被社會遺忘，成為退出社會公共空間的自言自語的精神游戲者。

　　于是，文學領域出現了一個較為荒謬的現象：一方面是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與文學作品的不斷涌現，文學批評場域與其它學科一樣，在自我封閉的圈子里頗為熱鬧。這個文學場域并不缺乏擁有話語權的批評群體，也不缺乏擁有耀眼學術頭銜的名流批評家，更不缺乏文學批評文章——這只要從高校文學專業教師和在讀研究生的龐大數量，與高校普遍實施的量化式的管理制度就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的影響卻又僅僅限于文學場域。大量的文學批評既脫離社會現實缺乏思想力度，也沒有文學激情缺乏審美趣味，即使在精英文學的圈子內，大多數文章也很難激發人們的閱讀欲望，更不要說為社會提供有益的思想啟示和精神力量，產生較大的文化影響了。誰都知道，這種不能滿足現實社會文化期望而只是在有限圈子里自娛自樂的文學批評，即使再熱鬧，也無法掩蓋其頹敗的實質，因為它喪失了文學批評應有的社會文化功能。

　　雖然我們知道，造成這種文學批評病癥的原因相當復雜也頗為微妙，而且有的現實文化因素猶如銅墻鐵壁一般難以撼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所作為或者無能為力。我想，只要置身文學現實中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清醒意識并且堅守自己的專業底線，文學批評的頹勢就不可能像一個步入軌道的星球，只能憑據慣性沿著既定的軌跡自轉。為此，我們應在文學理想的光照下，客觀地診斷當代文學批評的癥結，探討在現實文化語境下以怎樣的方式并在多大的程度上踐行自己的文學理想。

　　首先，從文學批評與社會現實的文化關系講，文學批評無力參與現實社會的思考和精神文化的建構。近些年來，一線實力作家的文學創作，如閻連科、劉震云、賈平凹、莫言、余華、格非、畢飛宇、何頓等人的作品，對于變化著的當代中國社會及其問題，從歷史世界到現實世界、由文化現象至精神問題，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想象、思考和描述。盡管文學批評對上述的創作進行了相應的回應和思考，但卻沒有引發應有的社會關注。

　　對此，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社會，依然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艱難歷史時期，這是一個極為復雜和曖昧的后啟蒙時代。一方面是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社會因素混雜一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方面的現代文明進程參差不齊，犬牙交錯，因而任何運用某一種既定的話語進行闡釋的企圖，都注定是徒勞的。當下突出的現實問題主要在于，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利益格局正在悄然變化，因為社會差異而引發的各種不公正的現象浮出水面，傳統的主流話語顯然難以有效地詮釋這個社會的改革實踐。盡管傳統的革命話語與現實的改革實踐之間的顯豁矛盾，將會導致怎樣的社會后果，我們現在還無法預測，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同一性業已瓦解。雖然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分野并不是涇渭分明的，但是思想傾向的差異還是較為明顯的。缺乏共識的文學知識分子，難以產生召喚社會的思想文化影響。

　　另一方面，以社會平等為內核的革命話語，作為一種合法性的思想資源和集體無意識，不但為歷史也為潛藏在大眾社會的混沌的“均平等”沖動，提供了現實批判的合理性。這只要看網絡上經常出現的對社會改革結果不滿的發泄性文字，及其熱烈的讀者反應，就不難理解了。而且，大眾社會依然以啟蒙文化語境下的百科全書式的文學知識分子想象，來要求文學批評。也許正是這個緣故，當下的文學批評難以滿足大眾社會的審美期待。

　　盡管后啟蒙時代的社會現實復雜而曖昧，文學知識分子對此既無經驗也無把握，但這都不是文學批評家逃避現實的理由。因為讀者面對脫離社會現實的文學批評，不屑一顧地掉頭而去。也許，批評家的宿命就在于直面現實人生，不憚于觸及這個時代的敏感神經。我們應在尊重文學創作的基礎上，思考繁華現實下被壓抑的苦難人生境遇，揭示歷史性的創傷性記憶。雖然文學知識分子無法建構同一性的精神世界，但是可以在普世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的專業知識基礎上，形成思想和知識的底線，既要反思懸浮在社會現實之上的傳統主流話語，也要抵御非理性的社會情緒，目的在于真實表達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知識分子對于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的外在印象、內在感受和理性思索，彰顯世道人心，從而切實地擔負起文學批評應有的社會文化責任。

　　其次，從文學批評與學術體制的關系講，文學批評缺乏自我超越的精神。如今的文學知識分子大多聚集在高校，因此如何處理自己教師的專業角色期待與批評家的社會角色期待之間的關系，也就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各級教育部門作為管理主體，制訂出體現國家意志的評價標準，而置身高校的批評家只有通過教育管理體制的專業評估，才能獲得社會承認的專業身份。毋庸諱言的是，我國社會仍然是一個重身份而輕契約的社會，因此高校批評家若要把社會角色期待置于專業角色期待之上，必須得有一定的自我超越精神，甚至還要付出一些世俗利益的代價。這并不是所有的批評家，特別是“聰明的”批評家都愿意選擇的。

　　我國的教育管理體制，普遍采用量化型的評估方式，即借用現代工廠流水線的生產計算方式，衡量人文學科學術活動的價值。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原本是緊密聯系和相互依托的，說到底，學術研究不過是文學批評的深化和規范化。可是，現行的評價方式不僅人為地割裂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而且在文類價值取向上，將學術文章置于批評文章之上。比如有的高校只是認可報刊上的理論文章；有的高校則更加干脆，只是認定雜志上的學術文章。這種評價方式無意之中助長了一種重學術研究而輕文學批評的傾向，尤其令人堪憂的是，許多年輕學者不得不圍繞著現行的學術體制軸心習慣地運轉。從這種意義上講，當下盛行的高校管理體制抑制了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

　　這里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是，有人籠統地把教育管理體制的弊病歸咎于學院派批評，這顯然是一種偏見。源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學院派批評，確實具有回避現實的傾向。當時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迫使文學知識分子從社會的“十字街頭”退往“象牙之塔”，將關注的焦點從社會現實轉向學術研究，開始冷靜地反思專業的學科性與知識的規范性。然而，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講，當時的學術轉向不僅有其歷史合理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從此，文學知識分子在傳統學術與外來學術的話語習得基礎上，建構起相對獨立的學術話語及批評形態，當代文學的批評話語擺脫了長期以來依附于主流話語的附庸狀態。這不僅為文學知識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專業棲息地，也奠定了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專業價值基礎。因此，我們不能把當下文學批評應該擔負的文化責任，輕易地推諉到歷史身上。

　　對于現存的教育管理體制，我們一時難以扭轉；我們的社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可能是一個重身份而輕契約的社會，這也是我們難以左右的堅硬現實。因此，文學批評家能夠把握的只能是自身。批評家應該憑據自足的學術良知、學理規范和專業標準，擺脫現行學術體制的心役，通向更為真實和廣闊的現實世界。漢娜·阿倫特說得好，即使身為一座機器中的零件，也要設置自我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自我思考和個人判斷，這樣才能抵御特殊情境中的平庸的惡。我們的先人即古代知識分子提倡的入世精神，不也蘊含著“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智慧嗎？

　　最后，從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講，文學批評依附于文學創作，并且深受世俗社會庸俗氣息的污染。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原本是文學活動的雙軌，既相輔相成又相互獨立。隨著現代社會文學教育的普及，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及其文化功能更加顯著，它不僅是文學生產、傳播和閱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而且是傳播思想文化和人類文明，促使社會相互理解和心靈深入交流的重要方式。然而，迄今為止，不少的作家還是認為批評是創作的附庸。他們的文學活動以自我為中心，只是希望批評家理解和遵從他們的創作，并且僅僅為擴大他們作品的社會文化影響而進行批評，因而將批評家關于作家作品的對話與思考，特別是對于作家作品局限的批評，視為批評家居高臨下地指手畫腳。許多批評家出于自善意，滿足作家的心理和愿望，于是出現大量應景式的文學批評。尤其是有人把傳播學的廣告理論應用到文學領域，組織批量式的應景批評。將評論的數量作為衡量作品價值的重要標識，這也成為我們這個庸俗時代的特有文學景觀。

　　所謂的“酷評”，就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下出現的專用名詞。據我所知，“酷評”出自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曾將茅盾對于《創造季刊》的評論譏為“酷評”，實際上是指責茅盾的批評不是出于公心，而是隱含個人恩怨與門戶之見。可是，現在的文壇卻將一些出自公心的嚴肅的文學批評也稱為“酷評”。其實，批評家即使是贊許作家作品，也不妨礙他從專業知識和個人見解出發，對作家作品的局限進行分析和批評。而且，有時從文本中發掘出潛在的思想線索或者問題癥候，反而可以拓展文本的意義空間，揭示作品可能的思想深度。我們應該意識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學批評，降低了文學批評的社會信譽度，表明文學批評這個嚴肅的學術場域，深受這個時代庸俗病菌的侵蝕。

　　與此相關的則是批評話語的平庸化。一方面贊揚式的批評文章缺乏真情實感，只能用那些過于理論化和學術化的文字進行替代補償，因而難以卒讀；言不由衷的語言，也無法真正地打動讀者的心扉。另一方面，贊揚式的批評文章缺乏自由心態，因為它忌諱與作家作品進行思想交鋒，不愿探索和思考作家作品的問題及癥結，因而無法深入作家豐富的內心世界，難以傳達作品原本生動的想象世界。當然，文學批評因為平庸而缺乏讀者的表現與原因，遠遠不只是這些，此處只是附帶提及而已。

　　總之，本文主要是從文學批評脫離社會現實、批評主體深受文學體制束縛、批評文體遭受世俗社會庸俗病菌的侵蝕等三個方面，對文學批評的病相及其癥結展開思索和論述。當然，文學批評的問題及其原因，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因為文學批評的衰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疼痛，它與我國悠久的文學歷史、我們社會對于文學教育的重視和普及是極不相稱的。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文學批評的興衰榮辱與文學知識分子的現實選擇密切相關，我們應該切記米蘭·昆德拉的告誡，“永遠不要認為我們可以逃避，我們的每一步都決定著最后的結局，我們的腳正在走向我們自己選定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