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走向內容

　　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文學理論或藝術理論教科書中，內容和形式的“二分法”是一種普遍的作品分析方法。隨著20世紀90年代各種文藝觀念的涌入，語言、語義、意蘊的三層次的劃分方法被普遍運用。歷史地看，“三分法”取代“二分法”，不能簡單地看成是一種趨新求變之舉，而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內容和形式的水乳交融關系，“二分”方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人們的認識和觀念已經產生了不少的弊端。

　　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系得到強調，比如不能總是將藝術形式看作是被決定的對象，比如不能將藝術形式看作是從生活中自然而然產生的，或者認為內容在藝術價值上具有絕對的決定作用等等，都是時代所必須的。

　　那么，在今天全新的時代語境下，我們需要什么樣作品分析理論呢？其實，內容和形式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在有的時候，也只有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才能認識文學藝術的時代任務。

　　今天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享受到了充分的藝術個性的自由，時代為藝術的發展準備廣闊天地，藝術的形式實驗和創新達到了新階段、新境界。人們看到，豐富的藝術作品具有個性迥異、不拘一格的藝術形式，人們徜徉在藝術的花海中享受到了主旋律與多樣性的充分結合。

　　但是，掩卷之余我們又不時地感覺到，一種與我們這個時代相匹配的藝術形式并沒有產生，一種與時代、與終極使命相結合的藝術還沒有到來，可以讓藝術家感覺到“找到了”和“可以停下來”的藝術形式還沒有到來。是的，過去的藝術形式都被復演過了，過去的技法不管是民族的還是國外的，包括它們的復合運用，都被實驗過了，但我們心里還是有隱隱的不滿足，甚至缺憾！那么，是什么才能讓我們滿足？

　　這不能不使我們回憶起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經典論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的文學，是一種全新面貌的文學，已有的舊形式不夠用了。當然，這不是說要拒絕向舊文學學習、向傳統的民族形式學習，而是說繼承舊形式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創造新形式。其實，創造新形式的真實動力來自于新的社會實踐，包括新的革命實踐。新的革命實踐是一個新的創世紀，這新的創世紀應該有新的藝術形式來反映，這個創世紀的主人公是全新的。對于新主人公即實踐者來說，他們的熱情、高尚品格和英勇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必然產生新的藝術類型來與之適應。在中國，20世紀40年代在延安關于“歌德派”還是“暴露派”的爭論尤其值得關注。有人認為“寫光明”的文學藝術壽命不長，“寫黑暗”才是文學藝術的不朽形式。那么，毛澤東是如何回答的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沒有抽象地說，我們是需要歌頌的藝術還是揭露的藝術、贊歌的藝術還是諷刺的藝術，如果說有正確的藝術形式的話，那么藝術的正確形式只能來自于生活，來自于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實踐。換言之，歌頌和諷刺，包括二者的復合都是不夠的。要從形式走向內容。因為，生活的內容遠比我們已經尋找的藝術形式要豐富得多！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應該有創造新藝術的勇氣和膽魄，比單純的批判和單純的贊歌更復雜，超越諷刺和歌頌的對立，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使它與它的杰出創作者——偉大的英勇精神相匹配。即便是古代神話中的英雄，也不能相比于他們的偉大，所以應該有一種新史詩來標示我們偉大時代的文學和藝術。

　　我們追根溯源這個說法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教條主義，而正是我們的困境所在。

　　我們的國度和時代，是一個“新的創世紀”，仍不乏許多艱難險阻和曲折波浪。在走向現代化的征程里，誕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誕生了許多堅忍不拔的力士，誕生了許多勇立潮頭的猛士，這些偉大的人格精神和品質有時就在我們身邊平凡人的身上，但他們有時會被忽視，被種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遮蔽了。我們的文學藝術須警惕在追隨新潮流的風尚中越追隨越虛無，最終無比無奈落寞！

　　要而言之，作家藝術家對于生活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作家藝術家建立在生活基礎上對藝術創新的自覺，決定著從生活中發現新內容、新形式的機遇和可能。就此而言，不管是對于被譏為“失語”的理論家、批評家，還是被“創新”追得掉屁股跑的作家藝術家，“介入生活、參與實踐”是一個根本問題，書齋中、傳統中的研習形式和繼承形式都是認識問題、主觀問題，而認識問題、主觀問題最終被生活實踐所決定。所以，藝術問題不僅僅是藝術問題，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形式走向內容、從藝術走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