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尷尬自省到揚眉吐氣

——談中國“70后”作家的崛起

　　近十年的中國文壇，“70后”作家無疑是最尷尬的一群人，他們很難擺脫“60后”作家的影子，因為“60后”作家太強大了，幾乎遮蓋了文壇的半個天空。況且“70后”作家在他們的創作初期(大約在九十年代中期)還是以女性為主體，諸如衛慧、棉棉、尹麗川、周潔茹、金仁順、朱文穎、魏微等。前面幾位已經多年沒有新作問世，后來又有了盛可以、魯敏、喬葉、安妮寶貝、崔曼莉和東紫等。

　　不幸的是，在她們剛剛踏上文壇，就遭受了重創。《上海寶貝》(衛慧)和《糖》(棉棉)被查禁或被點名，扼殺了她們初出茅廬的才華和銳氣。雖然這兩部小說不能完全代表“70后”的水準，但卻是對“70后”作家的一個整體打擊。還沒等他們重振旗鼓，“80后”就突然浮出水面，占據了本應屬于他們的地盤。“70后”被夾縫在兩個代際之間，無法形成氣象。“60后”幾乎把持了文壇，他們有地位、有資歷和成就感，“80后”后生可畏，他們有讀者、有市場。而“70后”的商業價值，除安妮寶貝一支獨秀外，多數都無法與“60后”和“80后”抗衡。后來出現了一個叫路內的作家，他相繼出版了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和《追隨她的旅程》，還有最新一部《云中人》1。但他更多地傳承了“50后”作家王小波的衣缽，只不過他把敘事背景放在了九十年代，由于他準確地把握住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迷亂和躁動，頗受“80后”作家的推崇，代表了“70后晚期”作家的趨向。李師江應該是“70后”作家中元老級的人物，他本是“下半身”詩人，后來寫了兩部極端另類的小說《比愛情更假》和《她們都挺棒的》，這些作品在反叛的意義上絕對超越了《上海寶貝》，之后他開始皈依傳統，寫了《福壽春》這樣純鄉土純寫實的作品。這或許可以看作“70后”作家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喧囂與沉寂之后，經過思想的積累和自省，開始真正收獲的一個前兆。還有就是馮唐的突然成名。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出版了很有個性的長篇小說《萬物生長》和《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但是直到2011年他寫了富有爭議的長篇小說《不二》2之后，才真正被讀者和文壇發現并承認。

　　或許是因為“60后”作家開始顯現疲軟之態，或許是“80后”作家也從往日的熱鬧和被寵開始冷靜反思自身，我們才開始回過頭來重新認識“70后”和他們的價值。隨著盛可以的長篇小說《北妹》再版，并被英國企鵝出版社購買版權，隨著馮唐的長篇小說《不二》在讀者中廣泛流傳，隨著安妮寶貝的長篇小說《春宴》創紀錄的印數，“70后”作家終于開始大顯身手，揚眉吐氣。但是最讓我興奮的卻是一個叫做阿乙的作家，一個被北島稱為“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的“70后”文學才子的橫空出世。

　　阿乙，1976年出生，但差不多35歲才真正成名，期間做過警察、秘書和編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灰故事》出版于2008年，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小說集《鳥看見我了》、隨筆集《寡人》以及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7的出版，讓他接連獲得了《人民文學》《聯合文學》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等眾多的獎項，使其成為“70后”作家中最受矚目的一匹黑馬。他的中篇小說《意外殺人事件》和《情人節爆炸案》尤其讓我震驚。有人說他深受法國作家加繆的影響，但他能將這些閱讀和影響與自己的經驗以及中國荒謬的現實真切地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氣場。我們知道，社會的急劇變化，信息的爆炸性蔓延，生活的奢侈化零碎化，還有新媒體對我們的影響，這些都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社會的分化，貧富的差距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狀況，電視、報紙、微博充斥著官僚、企業家、影視體育明星等等，這些人成了整個社會和時尚的主流。在微博上一個明星隨便寫一句話，甚至曬一張生日照片，就能有成百上千的轉發和評論，而身陷底層，被社會和公眾拋在角落的小人物們卻處在焦慮、困惑、無奈、掙扎和絕望之中不可自救。阿乙的小說恰恰關注的是這樣一群小人物和他們的存在遭際，內中充滿了對社會的批判和悲憤之情，比如《情人節爆炸案》，這篇小說非常讓人揪心，它記述了一個哀傷、絕望和毀滅的故事。一個在人生中失去一切，在社會上沒有立錐之地的小人物，最后用爆炸的殉葬方式企圖喚起整個社會的反應。小說以警察和驗尸官冷靜推理的敘述視角，一步步地證明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是如何被逼上不歸路的。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面子這東西，對有面子的人來說算不了什么，對從來沒有的人來說，卻很重要。”當一個人活著比死還要痛苦的時候，他只能選擇極端的方法解決問題或解決自己。所以，對弱勢群體的關懷永遠是我們當下社會的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

　　由此我想到我們很多更年輕的作家，他們無視社會的變化，依然迷戀于自己的個人化的經驗和情緒，缺乏將自我的經驗與社會的進程以及更深刻的人生命題結合起來，過多地糾纏于膚淺的自戀和自憐之中。在這一點上，阿乙的寫作值得我們肯定和研究。他在一篇創作談《小說的合法性與危險》中，將自己的寫作過程比做“一個滿身油污的修理工躺在汽車底下拿著手電與鉗子不停地查看”，這種狀態讓我想起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它肯定比每天端著咖啡泡在咖啡館里的打字的作家更懂得這個已然面目全非的世界

　　少數民族“70后”作家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創作隊伍。其中有土家族田耳、蒙古族的海勒根那、藏族的尼瑪潘多。田耳的中篇小說《一個人張燈結彩》獲得了魯迅文學獎。海勒根那的小說集《父親魚游而去》，尼瑪潘多的長篇小說《紫青稞》以及短篇小說《城市的門》。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說《尋找巴根那》《父親魚游而去》無疑受到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但是他的小說又絕對是蒙古族。《城市的門》寫一個鄉下的藏族女性，她懷著孩子，來到城市尋找孩子他爸的故事。我感覺她的尋找的過程也是她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的過程。她由尋找，到開始乞討維持生存以期待孩子的降生，然后是忘記尋找，只想留下來感恩收留她們母子的人，之后就是憧憬著如何把自己的孩子養大成人。某種程度上來說，她的一切行為都是出自女性的本能，或者說是一種非常樸實的生存意識。她的倫理和邏輯很簡單，孩子要有父親，人家對我有恩我必須報答，孩子出生了，我就要把他撫養成人，哪怕他的父親是個無賴。小說里寫道：“多吉的臉也不再時常浮現，渴望見到多吉的愿望也不強烈，對他的恨意好象也在沖淡，相反，當腹中的胎兒輕輕地踢著她，她就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親切的，愛憐的，好象它在用踢的方式撒嬌地告訴她，我要吃飯。”在《城市的門》女主人公的想象中，城市是個猛獸，但是她沒有將小說糾纏在鄉村與城市的矛盾上，而是讓她一步步體驗和接受著城市的一切，哪怕城市的門有一天會向她關閉，她也要試圖在橫在她與這個世界的墻上鑿一扇門。這是一個善良的對生活充滿樂觀坦蕩執著的女性，也許以城市為象征的這個世界注定不會給她一扇門，但是她的勇氣和信念讓我感動。

　　我們知道，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確實給中國文壇打了一針強行針。但是也有人擔心，莫言的獲獎，他的光環可能會遮蔽很多同樣出色的中國作家，甚至讓有些作家產生抵觸和絕望的情緒，認為他的獲獎無疑會讓其他作家獲獎的機會至少推遲十年(因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獎后二十多年后，大江建三郎才得以染指。)而我以為，莫言的獲獎會讓世界更加希望了解中國的文學，因為莫言不過是中國作家的代表，如同寫過《百年孤獨》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是拉丁美洲作家的代表一樣。馬爾克斯的獲獎無疑帶動了整個拉美文學的發展，使更多的拉美作家受到關注，比如魯爾福、博爾赫斯、略薩、富恩特斯、科塔薩爾、卡彭鐵爾以及阿連德等等眾多作家開始被世界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