矚望多媒體時代的文學命運

——訪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

　　嘉賓簡介：

　　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我國著名文藝理論家。1936年生于福建連城，1958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第一屆主任，曾兼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文學組首席專家。其專著《文學概論》、《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文學創(chuàng)作與審美心理》、《文體與文體創(chuàng)造》、《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現(xiàn)代學術視野中的中華文學古代文論》、《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評論》、《童慶炳文學五說》、《維納斯的腰帶——創(chuàng)作美學》等在文化界影響廣泛。

　　記者：在所有的藝術門類中，文學藝術以其豐富、博大和深刻，在人類文明發(fā)展中發(fā)揮重大作用。但是在當今的多媒體時代看，人們的文化生存方式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甚至有人對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提出了種種質(zhì)疑。如何認識這一時代發(fā)展中的文學的命運？

　　童慶炳：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技術和多媒體的發(fā)展，藝術的門類越來越多樣化，不再僅限于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雕塑，作為聽覺藝術的音樂等。電子媒體不僅使得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也開拓出許許多多新的藝術門類，像動漫就是嶄新的藝術形式。即使像電視連續(xù)劇這種藝術形式，都是上世紀80年代才出現(xiàn)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連續(xù)劇就是《渴望》。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文學自然受到?jīng)_擊，西方學者甚至提出“文學終結論”，喊得很響。

　　討論文學終結問題在中國是沒有歷史根基的，可是在西方，數(shù)百年間，不時出現(xiàn)為文學辯護、為詩辯護的思潮，像華茲華斯、雪萊都寫過同名的文章《為詩辯護》。后來黑格爾也提出文學終結論，認為哲學在某一天將要取代文學。在所謂的后現(xiàn)代社會，著名文學批評家米勒提出，文學作品，甚至情書都要終結，因為有電子的手段，紙質(zhì)的文學作品成為多余。2002年，我和米勒曾經(jīng)當面討論。我的觀點是文學不會終結，文學是人的生命血脈很自然地延伸出來的精神產(chǎn)品，是人的一種基本需要，只要生命存在，人的情感存在，人就會需要這樣一種表達生命意識和情感的藝術形式。

　　記者：但是，似乎文學閱讀的減少，是大家的一個普遍的感受。

　　童慶炳：這是一個需要科學論證的問題。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探究現(xiàn)在讀文學作品的人是比過去多了還是少了。其實，法國有一家報紙做過統(tǒng)計，認為現(xiàn)在讀文學作品的人是越來越多了，而不是越來越少。這種統(tǒng)計結果可能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狀況有關。有的國家的民眾可能并不喜歡電子媒介的那種喧囂、紛亂，而喜歡安靜、單純地讀書。在中國，有的人喜歡電子媒體，也有的人嗜書如命。不必把文學神圣化，也不必悲觀，文學是會永遠存在下去的。文學是藝術家族中最浩大的一門藝術，我們有一個全國文聯(lián)，但還有一個平級的藝術組織就是作家協(xié)會，其中的道理也在此。

　　事實上，中國文學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都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文學的重要性首先通過詩歌表現(xiàn)出來。《詩經(jīng)》中的“風”其實就是各地的民歌、老百姓吟唱的歌謠，是作為統(tǒng)治者考察民情民心的依據(jù)。中國的第一大詩人屈原，通過詩歌抒發(fā)自己的愛恨與憤怒。兩漢的史傳文學，發(fā)揮著總結歷史興衰、探究社會規(guī)律的作用。到了曹丕那里，文學、文章成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到了隋唐，詩歌成為科舉選拔的重要科目，文學的地位更加突出。宋以后，填詞度曲變成一種正式的職業(yè)。可見，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中國人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一直有著審美的和現(xiàn)實功利的強有力的支持。在古代中國，不可能有文學終結的說法。

　　記者：在諸多藝術中，您覺得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學不可能被其他藝術形式取代？

　　童慶炳：按照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說法，語言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音響，一個是概念。面對一棵樹，我們發(fā)出shu這個音，同時，我們說shu的時候，頭腦中出現(xiàn)一個概念……樹的音響、形象，就是所謂的能指，它還包含審美形象，包含意味。郭沫若留學日本的時候，學寫短小的俳句。有個日本人寫了一首：松島——松島——松島啊——松島。郭沫若就想到可以寫一首：菩薩——菩薩——菩薩喲——菩薩，詞匯形式上是簡單重復，但是可以表達強烈的情感。這就是語言的獨特之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般不會感覺到語言的意味，只是覺得它是概念，如春風、野火，對我們都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概念。“群雞正亂叫”乍一看，很不像詩，但這是杜甫《羌村三首》中的名句：“群雞正亂叫， 客至雞斗爭。”表達的是安史之亂將結束時對和平、溫馨的鄉(xiāng)村生活的神往。語言的這種變化無窮的意味，使得文學更深刻，更宏闊，更細膩，整體上是其他藝術種類難以比肩的。

　　我們今天進入了一個商業(yè)社會，物質(zhì)產(chǎn)品不斷涌現(xiàn)和繁榮的社會，但是精神文明的一些領域卻在萎縮。文學和其他的藝術一起，恰恰組成一個人的精神家園。在后現(xiàn)代社會，由于工業(yè)生產(chǎn)和市場競爭高度發(fā)展，人的精神世界卻被擠壓、扭曲，變得單薄和干枯，我們確有失去精神家園的危險。文學藝術對我們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種救贖。

　　記者：我注意到前一段時間，北師大成立了國際寫作中心，其立意何在？這是一個推動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教育性機構嗎？過去我們很多學者都認為大學中文系應該培養(yǎng)學者，而不培養(yǎng)作家。

　　童慶炳：我們成立國際寫作中心，其意義一是加強國內(nèi)外文學界的交流和對話，二是開展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和教學。我們下一步要招學生，他們要正式參加考試選拔，然后進入中心學習，志趣是搞創(chuàng)作。

　　辦好語言文學系應該分兩條路來走：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創(chuàng)作。英美國家也是這樣的，他們的學位論文是可以用小說代替的，一個寫作專業(yè)碩士生，可以用6萬字到10萬字的小說獲得學位。我們過去對語言文學的認識是片面的：只搞文學研究，不指導創(chuàng)作，不培養(yǎng)作家。結果，我們作家的文化水平一般較低。美國、歐洲各國拿諾貝爾獎的大都是大學教授，懂好幾國語言。我們的作家許多是小學、初中文化，理論素養(yǎng)比較欠缺。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作家，還固執(zhí)地認為作家不需要理論。人是感性和理性相結合的，作家也應該把感性和理性的潛力全部釋放出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作家。一個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理性認識很好地滲透到作品的感性形象中去，思想才會更深刻，意味才會更綿長。思想上的教條會妨礙創(chuàng)作，但理論絕不等于教條。

　　上世紀90年代我曾經(jīng)向主管部門建議把中文系的寫作課改成文章學專業(yè)，沒有被采納，說是不成熟。其實文章學是我們所有學科中最有歷史積淀、最成熟的專業(yè)。成立國際寫作中心可以彌補這方面的遺憾，為培養(yǎng)更具文化底蘊的新一代作家，做出有益的探索。

　　記者：關于當代文學批評的生態(tài)或者現(xiàn)狀，學術界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您是如何看待的？

　　童慶炳：文學是一個場域，應該包括作家、批評家、理論家、讀者、文學傳播等等在內(nèi)，文學批評在這種場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當前文學批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批評家沒有見解。為什么？因為批評家自己沒有生活體驗。他們整天就看作品，從這部到那部，從書本到書本。我認為，一個文學批評家的思想應該從生活中來，從時代的深處來。他應該用這樣的思想觀念獨立地評價作品，而不是跟著作品絮絮叨叨。

　　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其意義的深度和廣度，往往是由批評家發(fā)現(xiàn)的。能夠成就大作家的，往往是大的文學批評家，最典型的就是19世紀的俄羅斯。如果沒有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就不會有那樣大師輩出的文學時代。特別是別林斯基，沒有別林斯基為普希金寫的多篇論文，俄羅斯民族文學之父——普希金的價值就很難得到人們的發(fā)現(xiàn)和認可。我們今天特別缺少別林斯基這樣的，從生活中、從時代深處養(yǎng)成和發(fā)展自己獨立思想的批評家。

　　一部文學作品要成為文學名著，需要有一個或長或短的經(jīng)典化過程。陶淵明寫那些詩的時候默默無聞。漢魏六朝是大家族統(tǒng)治的社會，如果不像謝靈運等詩人那樣出生在大家族，很難進入主流。所以，漢魏六朝末年，蕭統(tǒng)編《昭明文選》，雖收了陶淵明部分詩歌，但位置不夠，后來鐘嶸把陶淵明放在《詩品》的中品中。整個唐代陶淵明的地位也不算高。到了北宋，由于一代文豪蘇軾的推贊，陶淵明才最終成為光耀千古的大詩人。我相信，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定會有一些作家在默默寫作，但不急于示人。若干年后，新發(fā)現(xiàn)的一些作品，有可能比我們了解到的那些要更深刻、更博大。我一直抱有這樣的大歷史觀念：一個人的成就可能不是現(xiàn)在評定的，是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再去評定的。

　　記者：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您先后開展了文學特征、文藝心理學、文體學等研究，近些年來，您一直在提倡和實踐文化詩學，這種學術路徑的選擇遵循了怎樣的理論和現(xiàn)實邏輯？

　　童慶炳：我真正的文學研究是上世紀80年代從文學特征的研究開始的。當時，文學理論界要面對的是清理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和問題。我提出文學的審美特征論，我認為，文學的特性最重要的是用情感評價周圍的事物，包括周圍人們的活動。情感的評價就是審美的過程，文學的成功與否不能局限在個別形象的描寫上，要看整體的審美特質(zhì)。為了進一步論證和研究我的觀點，我?guī)Я?3名師生開展文藝心理學的研究，持續(xù)了五六年，到1992年結項，共出了16本書。這些著作其實就是給文學的主體性以審美心理學的解釋。

　　在此之后，我進入了文體學的研究。在魯迅文學院上課的時候，我深深感到，作家們在創(chuàng)作中，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么，一個是怎么寫，怎么寫就是文體。一定的文學體裁要有一定的語體，一定的語體發(fā)展到極致，就會有風格，文體是一種三要素的結構。我做了5年左右文體學的研究，編輯了一套叢書出版，影響很大，文體學也很快成為比較熱的學問。

　　之所以進入比較詩學的研究，是因為從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90年代我們翻譯了很多國外的理論作品，不少學者生吞活剝，把理論文章寫得艱深晦澀，使讀者不知所云。我就把中國詩學和西方詩學進行比較研究，希望從中國文化的背景中來審視西方詩學，力圖把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中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借鑒過來，形成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架構。

　　近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文化詩學。有不少年輕人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英國威廉斯文化研究學派那里汲取了理論資源，提出要把文學理論批評變成文化批評。我認為文學批評是文學批評，文化批評是文化批評，文學批評是審美研究，而文化批評是社會學研究。引進社會學的視角對文學批評是有意義的，但是把文學研究泛化，就背離了文學活動的主旨。與此同時，我覺得，過去的文學批評也的確缺少文化內(nèi)涵，為此，我就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概念。這一概念最早是美國學者格朗布拉特提出的。他在澳大利亞的一所大學演講中，用了一個題目：走向文化詩學，當時我并不知曉。相差幾乎一年時間，我在中央電視臺的學術講壇上用的題目也是：走向文化詩學。題目完全一樣，但我們的意思是有差別的，他是在研究莎士比亞的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要從歷史語境中加以探究；我是想在文學批評中加入文化這樣一個視野，因為文學本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和別的文化存在往往交融在一起。我們應該建立一種更富有文化內(nèi)涵的文學批評。這種批評對的審美性仍然是第一位的，中國傳統(tǒng)中的文本細讀仍然是必要的，但是應該在文化的歷史語境中研究文學活動、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實面目。

　　去年我去了淮南的敬亭山，那里有一座唐代玉真公主的紀念碑。人們說，玉真公主晚年在此修道，說李白在此經(jīng)常與玉真公主會面，《獨坐敬亭山》寫的就是對玉真公主的感情。回來后，我查了《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鑒》，發(fā)現(xiàn)玉真公主的道觀都在長安、洛陽、王屋山，一生沒到過淮南，李白和玉真公主也不可能有那樣深的交情。后來我寫了一萬多字的文章發(fā)在《河北學刊》上。這樣分析的東西是比較確實的，比較有文化內(nèi)涵的，不是隨意的單薄的主觀印象。

　　記者：中國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和世界的交流日益深入，您認為，我們的民族文學還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和壯大自己？

　　童慶炳：一定要堅持1980年、1983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一系列正確的文藝思想。鄧小平同志講：文學從屬于政治，這個提法不再提了，寫什么，怎么寫，應該由作家自己去解決。這樣的觀點是對文學的大解放。另外一方面，我們的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一定要珍惜創(chuàng)作的自由權利；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自覺加強個人的文化素養(yǎng)，用中國古代的文化、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文化、西方的文化來充實自己。

　　很多人熱愛文學，從事創(chuàng)作。隨著時代變化發(fā)展，以后作家的文化水平定會提高。我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充滿信心。（記者  楊曉華）